本文系由雷磊教授在“司法裁判中的法理”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整理而成
雷磊
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讲座教授
法理的含义及其在司法裁判中的角色
在法理研究行动计划二十一次例会的历程中，除了今天的主题“司法裁判中的法理”，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2019年“法理与法教义学”的主题。因为这两个主题印证了法理不是高头讲章和屠龙之术，它有自己的实践生命——首先体现在适用导向的法教义学，其次体现在司法裁判活动中。今天我沿着张老师思想的延长线，探讨依次深入的三个问题：什么是法理、司法裁判中的法理的类型以及法理在司法裁判中的角色。
一
法理的内涵
2018年最高院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包含事理、法理、情理、文理。事理指案件事实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关乎事实认定的客观准确；情理，即常人之理，指向公众普遍认同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文理，即裁判文书的语言表达和逻辑结构；法理，即法律的精神和原理，是法律规范背后的正当化基础。《指导意见》要求释明法理、说明裁判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以及适用法律规范的理由。这意味着裁判中的法理内涵大致为两层：一是法律规范本身的含义，二是选择、适用该规范背后的正当性基础。
法理常与事理、情理发生混同。一方面，法理与事理容易混同是因为我们通常讲的法理之法，不完全限于形而下的制定法，有时候也指涉形而上的法，即拉丁语的ius和德语里的Recht。拉丁语里，讲法理的时候对应的是ratio juris，指的不完全是ratio legis。在德国法里也有混同的倾向：德国方法论学者常说要挖掘事物本质，似乎从事物本质这个仿佛实际存在的东西里就可以挖掘出法理。如果要做出区分，在我看来，事理蕴含着事物的客观自然的理，是一个规律性的问题，仍属于事实的层面。但是法理——如张老师刚才说的“应当如此”，则包含了规范性的意味。另一方面，就法理与情理的区别而言，从一种外在表征的角度来说，法理要具备相当的稳定性，要与历史或当下的法律本身的实践相关，而不只是指向不特定对象的一般性价值判断。同时它通常由学者来提出和表征，所以具有共识意义上的客观性。
法理不是自明的，需要我们通过概念、命题和判断来把握。宽泛意义上的法理包括三个层级，从上而下分别为：最抽象的法理念，包含正义、合目的性、法的安定性，往下是相对具体一些的法律原理，再往下是法律原则。法律原则经由立法、司法先例等制度化的实践而获得相应的渊源，区别于仅停留学说状态的法律原理。
二
司法裁判中法理的类型
法理的类型多样，我从裁判相关性的角度，依循不同的标准做了三组区分：第一组是法内之理与法外之理。法内之理是蕴含在法律规则逻辑构造内部的内涵、原理和精神，是法教义学所研究的对象。法外之理，也叫法之理，指存在于法律规范之外，可以从哲学的、历史的、社会的角度被挖掘的，对法律有指导和制约作用的原理。第二组是作为知识的法理和作为方法的法理。作为知识的法理，涉及特定法律规范本身的实质性原理，如民法的善意取得、买卖不破租赁，刑法的正不能向不正让步等。作为方法的法理，涉及适用法律的方法和技术规则，如同案同判、明示其一即排除其余等。第三组是起源学意义上的法理与生产论意义上的法理。起源学意义上的法理，指起源于法律原理，但是已经被制度所转化为制定法和判例的法理。另外一种就是尚未被转化为制定法和判例，而在司法裁判中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的原理。
基于以上区分，法理在司法语境中大概有三点含义：第一点，司法语境中的法理在内容上主要指法教义。在疑难案件等特殊情形中，会涉及到法外之理。第二点，司法语境中的法理在方法层面上主要指法律方法的规则。它一方面涉及法律解释、续造方法背后基础的考量，最终涉及法理念；另一方面就是例外不得做扩大解释等规则。第三点，司法语境中的法理在载体上主要指法律学说，尤其是公认的法律学说，法理基本上是通过法律学说这一载体来独立发挥法源作用的。
三
法理在司法裁判中的角色
第一是作为裁判依据的法理起到替补性认知法源的作用。我国《民法典》第十条没有规定法理的法源地位，法理主要借助法律原则进入裁判。第二是作为裁判依据辅助的法理，依托法律解释发挥作用。第三是作为事实认定校准的法理。裁判事实是法律事实，依然要用法律规则进行校准，法理可以辅助法律规则校准。最后是作为裁判理由引进的法理，有增强裁判说服力和社会效果的作用。法官有时会在裁判中归纳法理，同时补强引入情理。可见法理与事理、法理与情理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初步的框架，究竟如何在司法裁判中运用法理，依然有赖于部门法和司法实践的类型化总结，因此法理学研究需要与裁判实践和部门法教义学紧密结合，我们的研究依然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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