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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沦陷后，在长达十四年的漫长岁月里，日寇及其帮凶对中国人民的残酷统治真是无孔不入，登峰造极，据我亲眼所见，无论在学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他们都是发号施令，为所欲为，极尽民族压迫之能事。尤为甚者，日寇及其帮凶对中国职工进行无端打骂、开除更是家常便饭，使职工工作毫无保证。对在校学生除随便侮辱、谩骂进行“棍棒教育”外，又别出花样，像对待“犯人”一样进行一种特殊“刑罚”。现列举数例如下：
一、随意打骂学生，对学生肆意刑罚
一九三七年春季开学，康平中学来一名日寇帮凶朝鲜人教员，担任日语课和农场管理。在他第一次上课时就狐假虎威地对我们学生自我介绍说：“我是日本民族，叫文鳞焕，是学校总指挥”。开始对我们来个“下马威”。他平时总是戴战斗帽，着劳动服，打裹腿，穿分瓣胶鞋，屁股后掖毛巾，装出十足日本人的派头。虽然如此装束，但我们仍背地叫他“文高丽”。他在康平中学任职期间，一贯视学生为奴隶、“犯人”。除随意打骂外，还别出心裁，花样翻新地对学生肆意“刑罚”。
1、强令学生在课堂举板凳
文鳞焕在一次上日语课时，命张魁山同学念日语课文。因张魁山念错一句，他就大发雷霆，强逼张魁山到讲台前举板凳长达半小时之久。这种暴行是地地道道地像对待犯人一样的“刑罚”。
2、硬逼学生赤手掏厕所
在一次农场劳动时，文鳞焕先到教室宣布进行“美化教育”，当时我们并不理解什么是美化教育。接着他命令学生不带任何东西，到厕所赤手掏粪给农场追肥。在这情况下，有的学生动作稍慢，即遭到拳打脚踢。这就是他的所谓“美化教育”。
二、朝鲜教员对中国校长施暴
日寇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侵略者的“警备队”经常来康平。每逢警备队来去时，敌人必强令镇内市民、学生、职工和绅农商等各界到县城南门外（现粮食局附近）迎送。每次迎送时，康平中学教师按规定次序总是排在镇内各校前列。但在某次迎警备队时，日语学校一名朝鲜族教员（不知其姓名，人们都叫他“横啃”）。认为康平中学僭越了日语学校的位置，竟蛮横不讲理地打了康平中学校长李宜春。帮凶者的暴行引起全校师生和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但在日寇的强权统治下，竟不了了之。李宜春校长以请求离职康平表示反抗。
三、百般丑化学生，丑化学生为猪、癞蛤蟆
一九三九年，我就读于法库县“国高”，学校日本人副校长原泽虽然口头上也对学生讲“日满亲善”、"民族协和”等等，但他总以高等民族自居，百般丑化学生。学生们对他恨之入骨。因他腿上生疮，走路稍瘸，我们都叫他“老瘸头子”。
一次原泽把一卷杂志叫同学王者兴送到他的办公室。因王者兴未听懂他的日本话而送错了地方。第二天原泽在课堂上就问王者兴把杂志送到哪里去了？接着又说：“你是人是鬼？我看你是猪。”此后每逢他上课必先要戏耍王者兴一次，如此竟达一个多月之久。
日本名演员李香兰一次来法库演出时，同学夏兴凯同观众一起到剧场观看，不期正好与原泽相遇。次日，原泽在课堂上就对全班学生说，夏兴凯看中了李香兰。然后又问夏兴凯：“你看中了李香兰，可李香兰没看中你，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和癞蛤蟆一个样”。接着发出一阵狂笑声。
四、中国职工工作毫无保障，日本职员无端痛打中国职员
一九四〇年，康平县伪兴农合作社成立后，一切大权都操纵在日本人手里，而下级职员则多由中国人充任。日寇终日横行霸道，动辄打骂中国职员，中国职员工作毫无保障。
伪兴农合作社信用部预金系普通职员日本人长谷川，平日总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长谷川细高挑个子，脖子细而长，人们称之为“长颈鹿”。某日一日本妇女来预金系支取存款，当时在长谷川的眼里认为办理取款手续的许海文办理太慢，竟无端打了许海文。许在气愤之余，表现出中国人的骨气，毅然退职不干了。
兴农合作社信用部理事山田，小个，胡子，扁嘴。人们背地称他为“鸭嘴兽”。该日寇平日总是以主子自居，视中国职员如奴仆。经常呵斥谩骂中国职员，甚至把无端开除中国职员当做儿戏。记得某次李文秀和身旁同仁研究业务时，他认为是说闲话，竟不容分辨的把李文秀开除。
以上仅举数例，在日寇奴役下的中国人民所处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面对今天，回忆过去，或对我们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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