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虞延芳
解放前夕的上海外滩
这幕闹剧上演的地点，在上海外滩仁记路（现为滇池路）中国银行大楼的后部。上海解放前夕，这座大楼的底层及二、三、四层，均由中央信托总局使用。彼时，大厦外黄浦江涛声依旧，楼内却已是风声鹤唳、暗潮涌动。
自辽沈、淮海战役后，中央信托局在北方的各分局——沈阳、天津、北平、青岛、南京等地的人员，纷纷如潮水般撤退至上海，向总局报到。大家无事可做，唯领干薪度日。局内气氛紧张至极点，仿佛稍一触碰便会炸裂。其中极少数人决心赴台，而绝大多数人则怀抱观望态度，既不知如何自处，也不敢轻举妄动。后来，局内科级职员收到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寄来的匿名油印信件，信中大意是：劝告大家保管好经手的财物和档案，安心供职，防止破坏，等候接收。这几页薄纸，犹如暗夜中的一丝微光，大多数人的情绪也就逐渐稳定下来。
中央信托局总局机构庞大，人多面广，消息也格外灵通。其中最具吸引力的，莫过于上海有些单位发放“应变费”或“安家费”的消息。而在中央信托局内部，却迟迟没有动静。一些人便向各自主管处的处长探听风声，这些处长俱异口同声地说：局长沈熙瑞久未露面，谁敢作主？于是，所有人都在翘首盼望沈局长的到来，仿佛他是唯一能解开这僵局的人。
01
义正词严索要安家费
位于外滩的中国银行大楼
1949年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外滩各大楼的写字间里人流穿梭，进进出出，忙个不停。当沈局长的轿车在仁记路与圆明园路交汇处缓缓停下时，站在中信局大门口的职工立刻通过电梯司机，将消息闪电般传遍各个楼层。沈熙瑞从三楼电梯步出，走向局长办公室的那一刻，底层及二、三、四层各处、科的人员，仿佛被同一股力量驱使，自发地汇成一股人流，潮水般涌向局长办公室。他们义正词严地向这位局长提出要求：在时局如此紧急的关头，必须给每人发放安家费。
这位沈局长平日架子甚大，不轻易与下级交谈，尤其是科室内的工人。他骤然看到这般阵势，不由得面色一变，下意识地伸手去拨电话，企图求援外力。原来他桌上并排摆着四部电话机：一部是局内总机的分机，一部是与中央银行通话的直线，还有两部分别是与上海市政府及警备司令部通话的直线外线。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这些线路早已被一一割断，任凭他怎么拨动，听筒里只有死寂的沉默。但沈局长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要求，仍然坚持不允，一再声称自己并无此权力。
职工们平日里在局长面前总是唯唯诺诺，绝对服从，从无二话；但这一次，却彻底一反常态。那些平日与局长难得见面的年轻工人，此刻自动奔向了第一线，目光坚定，语气铿锵；而那些身任处长或科长的职员，碍于情面，不便与局长当面冲突，便都坐在各自的办公室里，没有离局，却也暗暗支持着外面的同人。参加对峙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自动地一批一批轮换，谁也不肯退让。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一直持续到深夜12时，双方依然相持不下。办公室内人声鼎沸，几乎要将屋顶掀翻。然而这种激昂的气氛终究填不饱肚皮，人们纷纷外出购买点心充饥，片刻后又回到原地，继续坚守。
中央信托局地产处各分局处主管在沪合影
沈局长是下午4点左右到局的，只饮过一杯咖啡牛乳，晚饭自然没有吃。到了深更半夜，谁能禁得起饥肠辘辘？他的脸色由红润渐渐变得青白，终于忍不住低声吐出一句：“我肚子饿了。”话音未落，立刻有人针锋相对地回敬道：“现在物价飞涨，我们生活困难，你怎么不知道？今天你也晓得肚皮饿么？”话音刚落，便有人自动买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面。阳春面对于沈局长来说，是极为陌生的食物——他出身富裕家庭，读完清华大学后，便赴美留学，回国后凭借豪门亲友的提携，跻身国民党政权的高位，待遇优厚。那时他不过四十出头，风华正茂，每日交游于达官贵人之间，何曾尝过这等平民食物？然而此时此刻，饥不择食，他也顾不得许多。一碗热面下肚，沈的脸色略有好转，但提到安家费，他仍然拒绝发放。
此时，中央信托局内各处、科办公室的电灯通明如昼。大楼门口有人站岗，只进不出，电梯升降不停，整座大厦始终保持着一种奇异的、近乎沸腾的热闹气氛。一直挨到次晨，天边渐渐透出晨曦，沈局长早已预定的班机起飞时间，已迫使他不能再有丝毫延误。在愤怒而又团结一致的群众面前，除了屈服，他已别无他路可走。这位局长思前想后，终于无可奈何地提起笔，写下了一张便条：本局职工每人发给安家费黄金二两。落款：沈熙瑞。当他写完这张便条时，包围的人流才开始松动，接着逐渐散开。沈局长怒气冲冲，仓促离去。
02
各行局争相效仿
中央信托局职员身份证
（银行博物馆藏）
当天上午9时，中央信托局的办公时间如常开始。各部门同往常一样，分别对外接洽业务。但这一天，秘书处显得格外忙碌——他们要执行局长那张字条的决定，通知各处、科的职工，不论职位高低，都可领取安家费黄金二两。只因库存没有“小黄鱼”（黄金一两的代名词），只有十两重的大条，于是规定：必须各自凑足五人，自行结合，出具领条，签名盖章，合领黄金大条一条，领到后再自行设法平均分割。如果不愿领黄金，亦可单独领取银元，以“袁大头”五十枚折合黄金一两，即每人可领安家费银元一百枚。
霎时间，各办公室内，锃亮的黄金大条耀人眼目，雪白的银元叮当作响，声声送进耳鼓。所有办公桌及柜台，几乎成了黄金与银元的交易市场，对外业务几近停顿。五个人合领一条黄金大条后，如何分割又成了一个麻烦问题：自己无法分开，只得纷纷向当时的老凤祥、裘天宝、庆云等银楼求助，委托他们代为分割。分割的工价是：一条十两的大条，分割三刀，变成五个二两，收取分割费银元四枚。五个二两之间倘有偏轻偏重的情况，便约定以当时的黄金黑市价格，用金圆券多退少补。分割费每人摊派银元八角，再以银元的黑市价折成当时的金圆券，用现款结算。笔者当时与同事五人合领一条黄金大条，正是采用这种办法，分到了安家费黄金二两。
中央造币厂十两金条
中央信托局发放安家费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在其他行局中传开。我们发领的那天下午，设在外滩的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邮储局、合作金库等机构，也以同样的标准开始发放安家费。以往“四行二局一库”的工作人员，因待遇较好、工作稳定，都小心翼翼，兢兢业业。且不说下级职工，就连处长、经理以上人员，心理状态也皆类同。国民党败局已定，局势急转直下，弄一点安家费已是人心所向，然而谁也不敢率先出头。一听到中央信托局发放安家费的消息，各行局顿时活跃起来，一致认为“有例可援”，纷纷向各自行局的留守主管人员提出要求。那些留守主管也认为既有先例，况且发放对象包括自己，只要能够向上头交代，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于是当天下午，各行局便比照中央信托局的标准，对各自职工发放了安家费。
03
武装追缴黄金银元
淞沪警备司令部
然而，那许多在中央信托局工作多年的职工，虽然领到了安家费黄金二两，却并不意味着可以真正“安家”。一场出人意料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
当沈熙瑞在局长办公室写完那张安家费发放的便条后，便快速离开中国大厦，驱车加速驰往机场。他抵达时，候机室内的乘客已经集队走上舷梯。沈熙瑞见状飞速跑步，总算以最后一个乘客的身份搭上班机，飞往香港。据同机目睹者回忆，机舱里的沈熙瑞满面愁容，一言不发，想必是觉得自己受到了下属职工的莫大侮辱，越想越气。
到达香港后，他立刻以长途电话向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提出控诉，要求从严处理。陈大庆接到电话，感到此事虽非上级命令，但事关重大，不宜马虎了结。于是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与会者一致认为，此事导火线在中央信托局，而沈熙瑞的电话也只提及该局一家，仍应以此局为主。于是，警备司令部派出武装人员，驾车直赴外滩仁记路。
在中国银行大厦三楼该局局长室，武装人员召集各处科的负责人到场，当众宣布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命令：对要挟局长发放的黄金及银元，必须如数缴还；如有借故不缴，即以人头取偿。更有“要金不留头，留头退还金”等令人胆寒的话语。中国银行大楼的各层办公室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人心惶惶。这些平时只拿笔杆和算盘的人，手无寸铁，呆若木鸡。大家私下紧急商讨，权衡利弊，最终决定如数缴还。其中个别人员因临时出差外埠，不能如期缴还，其家属便受到牵累。那一场短暂的“安家”之梦，至此彻底破碎，徒留一声叹息。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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