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一卷高考作文题，背后藏着一门时代之学|作文题|修辞学|术语|短语训练精选题|语境|语法

高考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今年的全国I卷高考作文题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很小的入口：在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2026高考作文全国I卷

图源：“人民日报”新浪微博

它并没有要求考生去谈一个宏大的概念，而是要求他们通过一个具体的词语，回到词语与个人经验、时代变化之间的关系。

一个词语为什么会流行？它如何改变人们对自我、关系、社会的判断？它被谁使用、被怎样解释、又被卷入哪些公共争论？这些问题背后，实际上藏着一门重要学问。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涛的《传播修辞学》正是从这样的地方打开传播研究的新视野。它指出，意义的基本载体是符号，而术语是一种基础性的符号形式。我们通过术语认识现实，也通过术语组织经验、生产话语、展开争夺。

任何意义网络的形成，必然伴随着对术语的生产及意义再造实践。正因如此，术语如同一个概念工具，有助于解析更深层的话语的、权力的、文化的内容。

从词语到术语

看见话语世界的运作秘密

《传播修辞学》提醒我们，不能把术语仅仅看成普通词汇。普通词语更多承担日常表达功能，而术语则往往凝结着一套理解世界的方式。它既是语言系统中的基础细胞，也是话语体系中的关键节点。一个术语一旦进入公共生活，便不只是“被使用”，还会参与意义的组织、认知的塑造和现实的建构。

这正好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高考作文题中的“词语”。在个人成长中，某个词语意义发生变化，表面上看是个人经验的更新，深层看则是这个词语背后的社会语境、话语关系和价值判断发生了变化。

刘涛教授在书中把术语称作理解意义世界的重要入口。术语能够把分散的经验组织起来，也能够把不同的概念勾连成话语网络。一个术语流行起来，往往会激活一组相关概念，并借助这些概念获得解释力和合法性。

例如“精神内耗”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广泛传播的话语，不只是因为它准确击中了某种情绪，更因为它征用了“反刍”“精神资源”“负性情绪”“自我损耗”“完美主义”“焦虑抑郁”“情绪调节”“高敏感群体”“默认模式网络”等一系列术语。它让人们似乎迅速“看懂”了自己，也可能让人们过快地接受某种判断。

因此，术语研究并不是冷僻的文字游戏，而是理解时代的一种方法。术语会影响思维，会进入话语竞争，也会关涉语言安全、认知安全和文化安全。

读《传播修辞学》你会意识到：时代并不只存在于新闻事件和宏大叙事里，也存在于那些被反复使用、不断改写、持续争夺的词语之中。谁能读懂术语的生成和流动，谁就能更深入地看见话语世界的内在秩序。

修辞不只是表达技巧

而是重要的思考能力

很多人提到“修辞”，首先想到的是比喻、排比、文采，或者作文中的语言技巧。但《传播修辞学》想要打开的，是一个更宽阔的修辞世界。修辞学从古希腊公共演讲、法庭抗辩、道德教育等公共实践中发展而来，它天然带有传播基因。修辞不只是语言的装饰，而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影响他人、组织共识、维系关系的一种实践智慧。

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学是城邦政治、法庭辩论和公共演说中的说服艺术，核心在于如何影响听众。

这也是书中特别区分“修辞传播学”和“传播修辞学”的意义所在。修辞传播学更关注一种传播类型：如何借助修辞技巧实现有效沟通，如何通过语言或非语言表达在受众那里形成预期意义。麦克罗斯基甚至认为，修辞传播是一个人应该拥有的极为重要和宝贵的技能。因为一个人如果缺乏这种能力，就很难准确表达意图，也很难在复杂情境中影响他人和调整关系。

但刘涛教授进一步指出，传播修辞学并不止步于“如何说得更有效”。它更关心的是：修辞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如何重构传播学的问题域和知识谱系。也就是说，传播修辞学不只是教人说话、写作、表达、说服，而是帮助我们理解意义生成的规则、话语运作的机制以及人在传播关系中的生存处境。它把修辞从一种技巧，提升为观察传播世界的理论视角。

从这个角度看，高考作文题所要求的也不只是“就词论词”。真正有力量的写作，是能够说明一个词语为什么在自己的成长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如何与时代经验相连，又如何改变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

传播修辞学关心什么？

意义如何被生产、框架如何被建立

《传播修辞学》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套核心问题框架。传统传播学常常从“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产生什么效果”的5W模式出发理解传播过程。这个模式清晰有力，但也容易把传播拆成若干环节，而忽视意义在复杂语境中的生成方式。

刘涛教授转向雅各布森的语言模式，并将其与修辞学视角对接，提出传播修辞学的六大核心问题：修辞动机、修辞情景、修辞美学、修辞传播、修辞语法和修辞批评。

传播修辞学的核心问题

这六个问题几乎覆盖了我们理解传播现象时最容易忽略的层面。修辞动机追问发送者为什么这样表达，背后有怎样的目的、人格和情感结构；修辞情景追问一个表达是在怎样的现实境况、任务和危机中发生的；修辞美学关注形式、风格、叙事和符号形态如何承载意义；修辞传播关注那些看似没有实质内容、却能维系接触和关系的媒介元素；修辞语法关注编码和解码背后的规则；修辞批评则揭示修辞效果如何发生，以及符号实践背后的权力和意识形态逻辑。

这套框架对普通读者同样有启发。我们每天面对海量信息，真正需要的是学会辨认信息如何“让我们相信”。一个标题选择了什么术语？一张图片通过什么视觉框架组织情绪？一个公共议题为什么会被包装成某种叙事？一个网络热词如何改变人们对自身处境的判断？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传播修辞学中找到分析路径。

在今天，传播已经不只是媒体的事情，而是每个人都置身其中的生活环境。我们写一段文字、转发一条消息、使用一个热词，都关乎修辞。传播修辞学帮助我们看见背后的意义机制。

本书的一大创新，是以视觉修辞、公共修辞、数字修辞、程序修辞和邀请修辞五种前沿理论，打开图像、舆论、数字叙事、媒介技术和平等对话等传播场景。古老的修辞学由此进入数字时代，也获得了解释新现象、新问题与新实践的能力。

传播修辞学的知识体系

从传播修辞学的角度

理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

《传播修辞学》的末尾，聚焦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构建这一重大议题。书中指出，话语和叙事并不是彼此分离的：话语需要通过叙事获得具体形态，叙事也需要落到明确的话语命题之上，二者共同构成符号过程和意义实践。

在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中国面对的不只是信息传播能力问题，也是一场系统性的话语危机和叙事危机。所谓话语危机，是一些西方话语框架通过议题设置和概念生产，挑战中国话语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所谓叙事危机，则是西方媒体在文本结构中植入特定意识形态，使某种意义系统看起来“自然”而“可信”。如果不能理解这些叙事方式及其深层修辞机制，就很难真正理解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