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今天，英国民众以52%对48%的微弱多数投票决定离开欧盟，飞出了本世纪地缘政治和全球金融市场上最大的“黑天鹅”之一。
这十年间，英国走马灯般先后经历了六位首相：卡梅伦、特雷莎·梅、约翰逊、特拉斯、苏纳克，直至刚刚宣布辞任的斯塔默。随着很快到来的新一任首相，这个数字即将变成七。
唐宁街10号的走马灯，为何停不下来？
从某种程度上看，脱欧与频繁换首相是同一深层裂痕的两种表现：选民对建制派的信任早已出现断裂，脱欧公投不过是这道裂痕的集中爆发；而脱欧之后，三重结构性困境相互叠加，让这盏走马灯转得越发难以停下：英国政治制度让首相之位易于更迭，经济困境让执政党难以做出成绩，政治极化则让任何立场都成为靶子。
制度逻辑
梳理过去十年六位首相的下台方式，绝大多数输于党内，而非败于大选，苏纳克是唯一一位在大选中直接出局的首相。这背后是英国政治制度的内在逻辑：首相的权力来源是议会党团的支持，而非选民直授，党内议员随时可以发动倒阁，无须等待选举周期。
卡梅伦因脱欧公投辞任，特雷莎·梅因议会三次否决脱欧协议出局，约翰逊败于党内信任投票，特拉斯的“迷你预算案”引发市场动荡上任仅45天即下台，苏纳克在大选惨败后离任，斯塔默则在地方选举溃败与内阁倒戈的双重压力下宣布辞职。每一次终结，都有具体诱因；但每一次，都是同一套政治制度逻辑在运转。
在唐宁街10号门口，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第一财经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路过的伦敦居民。史蒂夫（Steve）停下脚步，毫不犹豫地说：“他们没有魅力，也没有理想，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到底代表什么。这就像一个小圈子的俱乐部游戏。”他口中的“他们”，指的不只是斯塔默，而是过去十年轮番登场的每一位首相。
经济困境
而政治制度的弱点，因英国经济的困境而越发脆弱。过去十年的任何一届政府都要同时面对脱欧后贸易成本上升、公共财政长期赤字、英国国民保健制度（NHS）危机、生产率疲软、通胀与高利率等问题。没有哪一任首相能在一届任期内解决这些问题，但选民的耐心已经耗尽。
希腊裔英国经济学家维基·普赖斯（Vicky Pryce）曾担任英国政府经济服务部联合主任，他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些研究者估算英国脱欧至今已令英国经济损失了至少6%的国内成产总值（GDP），并留下了低增长的长期遗产，使英国尤其容易受到外部冲击。
她进一步称，频繁的首相更替与经济困境之间并非单向因果关系，而是相互强化：“英国政治的持续不稳定，既是经济低速增长与社会躁动情绪的症状，也是其推手。”
英国经济学家杰拉德·莱昂斯（Gerard Lyons）曾任伦敦市长首席经济顾问，他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直言，英国政治长期信奉一个逻辑：好的经济造就好的政治，而弱增长与生活水平停滞打破了这一逻辑，滋生了躁动的政治气候；更关键的是，过去的几位首相既未能向选民说清楚前方的艰难抉择，也未能拿出真正可行的增长战略，“这一点必须改变”。
“斯塔默的辞职，应当成为继任者的警示。”他说，工党支持者和议员倾向于更多公共支出，但财政现实与市场约束设置了硬性天花板，之间存在深层矛盾，
在伦敦街头，英国年轻人弗雷迪和查理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找了九个月工作，至今未果。“我们需要一些稳定性，需要有人站出来，给大家带来一点希望和乐观情绪，把这个国家带回它应有的位置。”他们说，“现在显然还没有做到。”
政治极化
在经济困境之下，政治极化进一步压缩了执政空间。改革党的崛起代表右翼民粹的结构性壮大，工党内部左翼压力始终存在。任何一位首相试图走中间路线，两头都不讨好。特拉斯向右冲，被市场惩罚；斯塔默走中间，被左翼抛弃。
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BA）、政治学教授萨拉·霍博尔特（Sara Hobolt）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脱欧之前，英国政治的一大优势恰恰在于稳定：两大政党互相制衡，政府通常能够完成五年任期，这种可预期性本是国际投资者眼中的英国优势。然而脱欧以来，这一稳定性正被持续侵蚀：选民对两大传统政党的信任不断流失，政治碎片化加剧，右翼力量中改革党崛起，左翼中绿党也在扩张，执政空间被两端同步压缩。她将这一趋势称为英国政治“碎片化与极化”的加速固化。
玛丽女王大学政治学教授蒂姆·贝尔（Tim Bale）则告诉记者，此前斯塔默的权威“彻底受损”，工党议员普遍认定他无法再带领工党赢得下一次大选。同时，他认为改革党是一个“情绪型政党”，更多依赖选民情绪而非具体政策，但正是这种情绪动员，在传统政党失去说服力的情况下，构成了真实的政治压力。
脱欧公投十周年之际，英国正在迎来第七位首相。然而，当前，接班人选、政策方向、财政路径，一切都存在不确定性；或许可以确定的是，让这盏走马灯转个不停的结构性困境，并不会因为换一张面孔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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