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十三岁那年秋天，身体里最后那点女人味儿彻底散了。
医生说这叫绝经，说得文绉绉的。我只觉得像是灶膛里最后一撮火星子灭了，从里往外透着凉。老伴走了五年，儿子在深圳写字楼里当他的白领，一年到头见不着几回面。我一个人守着空屋子，在周先生家做住家保姆，图的是有个地方能热热闹闹地忙活，免得夜里对着天花板数羊。
那阵子我老爱看窗外那棵银杏。叶子从青泛黄，一天比一天薄，风一过就往下掉，落得满地都是。我跟那树差不多，夏天的时候谁不说枝繁叶茂，可一到节骨眼上，说秃就秃了。更别说五十岁以后，记性也跟着打折扣——昨儿放的东西今儿就找不着，嘴边上的人名儿到了舌头上就打转。人老了就是这样，像穿了件漏风的棉袄，前后都透着凉。
那天周先生说要来客人，我照例泡木耳、炖五花肉、剥干辣椒，手脚没闲着。心里头倒惦记着儿子——上个月给他打视频，响到自动挂断也没人接。过后他回条微信：妈，开会呢。三个字加一个标点，客气得跟给领导汇报似的。我想说你去深圳三年了，回来吃了两顿饭就再没影了，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难处，我这个当妈的，总不能帮不上忙还添乱。
来的客人是他表妹晓雯，三十出头，从头到脚拾掇得利利索索，指甲盖上涂的淡粉色像桃花瓣儿。一进门先拿眼睛扫屋子，那意思我懂——看看这哥家请的阿姨够不够格。我端菜上桌的时候，周先生拉开他旁边的椅子说：刘姐，一块儿坐。我当时就该推辞的，可那晚也不知道怎么着，鬼使神差就坐下了。
茅台瓶子拧开的时候，那股子粮食发酵的味儿冲得人鼻子发酸。周先生给我倒了小半盅，说家常便饭意思意思。第一口下去，辣劲儿顺着嗓子眼儿往下蹿，跟点了把火似的。我喝了三十多年的白开水，头回知道酒这东西能把人烧成两截——上半截飘着，下半截沉底。晓雯端着杯跟我碰，说了句辛苦了。那会儿我心里头还热了一下，觉得人家看得起我。
可第二杯下去就变了味儿。话匣子一开就搂不住，晓雯说她做服装生意亏了好几十万，周先生拍着胸脯说住我这儿甭客气。我插不上嘴，就在旁边嘿嘿地笑。谁承想第三杯刚喝完，天旋地转就来了，桌面上那碗排骨汤里的枸杞子一圈圈转着红圈，灯从一盏变三盏，我听见自己嘴里呜呜噜噜说着什么，可脑子像个没信号的电视机，满屏雪花点子，什么也收不真切。
再睁眼，天花板是白的。
日光灯管两头烤得发黑，中间白晃晃刺眼睛。我猛地坐起来，脑袋里像有个木匠在凿榫眼，一下一下地疼。这屋子不是我的——我住的是楼下保姆间，黄灯泡、窄板床，没这么宽敞。被子是深灰的，床头柜上半杯水，杯壁上印着个淡粉色的口红印子，跟桃花瓣儿似的。
我低头瞧自个儿，碎花棉袄还穿着，可下摆那块黄不拉叽的酒渍明晃晃地戳在那儿。我使劲儿想昨晚后来怎么了，可那一段儿跟让剪刀铰了似的，接不上茬。只恍惚记得有人扶我上楼，楼梯软得跟棉花垛似的。再往后，就真是一抹黑了。
扶着墙蹭到楼梯口，底下说话声顺着缝儿钻上来。周先生的声音压得低：就说她身体不舒服，给钱让她走。晓雯接茬：那工钱呢？结到昨天，多拿五百算补偿。
我攥着栏杆的手心全是汗，木头栏杆洇出一片深色印子。五十三了，头一回让人当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麻烦往外撵。那感觉就像你老老实实走在路上，突然让人兜头浇了盆冷水——冻得打哆嗦不说，还弄不清人家为什么泼你。
下楼的步子比踩棉花还虚。周先生看见我，脸上那点儿不自在跟水面上划了道痕似的，没一会儿就平了。他把一沓票子推过来：两千三，工资加五百，您回去歇着吧。我问昨儿到底怎么回事，俩人你瞅我我瞅你，最后晓雯说：没大事儿，您喝多了说了几句胡话。我又问那条紫色的羊毛围巾呢——我明明记得吃饭时搭在椅背上，叠好了搁玄关柜子里的——晓雯愣了一秒，说刘姐您记岔了吧，我压根儿没紫围巾。
我拉开柜门翻了个底朝天，除了周先生的鞋和一把旧雨伞，连根羊毛丝儿都没找着。可我清清楚楚记得那抹紫色，记得自己叠得四四方方放进去的。那一瞬间，我后脊梁直冒寒气——不是怕他们糊弄我，是怕自个儿的脑子真坏了。五十岁以后，我已经丢过钥匙、忘过关火、把盐当糖放过两回，可这回丢的是一整段记忆，连着一件实实在在的东西，说没就没了。要不怎么说人老了像漏勺呢，看着囫囵个儿，底下早不知多少个眼儿了。
周先生送我到电梯口，八楼到一楼，红光一下下地闪。我瞧见电梯不锈钢门板里映出的自个儿——头发左边翘着一撮，脸灰扑扑的，嘴角还有干了的酒印子。我跟他说想去深圳看看儿子，他说应该的，好好歇歇。电梯门一开，外面新铺的红地毯上印着金福字，踩上去软塌塌的，让人心里更没着落。
出了单元门，十一月的风跟小刀子似的往脖子里钻。银杏树秃了大半，剩几片黄叶子挂在最高处，扇子面似的，风一来就哆嗦。我在小区长椅上坐了好一阵，太阳白花花地照着，没丁点儿热乎气。手机响，是中介小陈，上来就问周先生说您不干了？我说家里有事。小陈叹口气：周先生给的可不低呢，您想好了就过来销合同。我嗯了一声挂了电话，翻出儿子的微信——上一次聊天是他发团建合影，一群年轻人举着剪刀手，他站在最边上，笑得跟广告里的人物似的。
我在输入框里写了删，删了写。先是妈想去看你，又觉得太冲。再打过年来妈做好吃的，又觉着自作多情。最后发了仨字：在干嘛？发完就后悔了，他肯定在忙。果然，一刻钟没动静。太阳往上走了走，照在我膝盖那块酒渍上，我用指甲抠了抠，干透了，抠不动，像是烙上去的。
手机一震，儿子回：在开会，晚点说。六个字带个句号，干净利落得让我想起他小时候写作业，一道题做完必画个圈。可那会儿他画完圈会仰着脸问我：妈，对不？现在没人问我了。
站起来的时候腿还发软，我扶着椅背瞧见地上自个儿的影子，瘦长一条，叫太阳拉得变了形。一阵风过，最后几片银杏叶子擦着我肩膀落下去，我弯腰捡起一片，叶脉干得跟老人手背上的筋络似的，根根分明。我把叶子夹进手机壳里，往公交站走。路过便利店，玻璃窗上贴着暖饮上市，一个年轻姑娘捧着热奶茶出来，扫我一眼就挪开目光。我低头瞅瞅棉袄上那片黄，太扎眼了，跟谁在我身上贴了标签似的。
公交车上人不多，我坐靠窗的位置，投了两块钱钢镚儿，叮当响了两声。车过桥的时候，桥底下河水浑黄，漂着几片烂叶子，晃晃悠悠往下游去。我想起一句老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我觉着自个儿这辈子就在河西待着了，河那边是儿子、是周先生、是晓雯那样的人，河这边就剩我一个，手里攥着片银杏叶，兜里揣着两千三百块钱，还得琢磨下个月房租涨那二百从哪儿省出来。
到站下车，我拨了张姐的电话——上周在菜市场认识的，她闺女开家政公司。我说张姐我刘玉梅，随时能上工，家常菜都会做，您那儿缺人言一声。挂了电话，太阳总算有了点意思，照在脸上暖洋洋的。我摸出手机壳里那片银杏叶，硬邦邦的，回去拿书本压一宿就能压平整。
路过垃圾桶，我低头瞅瞅棉袄上那片酒渍，实在碍眼。索性把袄脱了翻个面，脏的那面穿里头，干净的那面露外头。这法子还是我头回出门打工时一个老姐姐教的——她说衣裳脏了不打紧，翻过来照样见人，日子也一样，背面有窟窿不怕，正面圆乎就成。
菜市场口上卖烤红薯的大爷正吆喝，炉子里的火苗子舔着铁皮，红薯皮烤得焦黄油亮。我掏出两块钱买了一个，烫得在俩手心里倒来倒去，跟耍杂技似的。掰开一看，里头瓤子橙红橙红的，冒着甜丝丝的白气儿。我咬了一大口，烫得滋儿哇吸气，可那股子甜从舌尖一直化到心口，比那晚茅台顺溜一万倍。
您说我傻不傻？为了一杯酒、一顿饭、一句辛苦了，就忘了自个儿五十三了，忘了一年的绝经把底火都抽干净了，忘了这世道除了自家亲儿子，没人平白无故端杯敬你。可话说回来，人要是不犯几回糊涂，怎么知道清醒的滋味儿有多金贵？那晚到底是说了什么胡话、那围巾到底有没有，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可昨儿翻棉袄那一下我想通了——有些事儿就跟那件袄子似的，脏的那面翻进去就成了，没必要非得抠出个是非对错。要紧的是正面干干净净走出去，把手里的活儿接住，把日子往下过。
晚上回家，我把银杏叶夹进一本旧杂志里压上，给儿子回了个笑脸。他问我妈你在干嘛，我拍了张烤红薯的照片发过去，说妈刚吃了个甜的，烫着了。他回了个哈哈大笑的表情，跟小时候趴在我膝盖上笑出声的样子叠到一块儿，让我的鼻子猛地一酸。
又到年根底下了。我盘算着再去张姐那儿问问，好歹年前把活儿定下来。等儿子回来，我想给他露一手红烧肉——周先生说好吃，可那又怎样呢？我儿子夸好吃的，那才叫真好吃。
人到五十三，才咂摸出点儿滋味儿：绝经不是终点，是换了条道儿走。没有那些七上八下的热乎气了，反倒能踏踏实实地，拿自个儿挣来的钱买一个烫嘴的红薯，站在大街上，对着太阳，咬一大口。辣也好，苦也好，最后都是甜的。您说，这日子是不是还得接着过？不但得过，还得过得有滋有味儿，让那些瞧不上咱的人把眼珠子瞪圆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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