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吉尔吉斯斯坦街上，我人是懵的。50%的人，长得就跟你我一样|东干|中亚|吉尔吉斯斯坦足球协会|哈萨克斯坦|比什凯克

走在吉尔吉斯斯坦街上，我人是懵的。50%的人，长得就跟你我一样。

车子在颠簸，我的心也跟着晃。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七日，比什凯克时间下午两点四十分，我从玛纳斯机场出来，打了辆看着快散架的奔驰出租车，往市中心走。司机是个五十来岁的大叔，圆脸，小眼睛，颧骨高高的，皮肤被中亚的太阳晒成深棕色。他从前排转过头来，用一种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叽里咕噜说了一大串，我猜是俄语或者吉尔吉斯语，反正我一个词都听不懂。

我正想用英语说“去市中心”，他忽然换成了一口带着浓重口音的汉语：“中国人？”

我愣了一下，点头说对。

“好，好，”他咧嘴笑了，露出一颗金牙，“我会说一点点汉语，以前跟中国人做过生意。”

我松了口气。从国内坐了快六个小时的飞机，经停乌鲁木齐转机，一路折腾下来，我已经累得不想再动用任何脑细胞。车窗外，六月的比什凯克阳光炽烈，天蓝得不像话，远处的阿拉套雪山像一面巨大的白色屏风，静静矗立在天际线尽头。

“第一次来？”司机问。

“对，第一次。”

“来干啥？”

“随便走走，看看。”

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种过来人的了然：“来找东西的？”

我没接话。

车子驶进市区，路两旁的建筑渐渐多了起来。比什凯克不像我想象中那么落后，街道宽敞整洁，绿化很好，到处都是高大的杨树和槐树。路边行人来来往往，我下意识地看向他们的脸。

然后，我整个人就懵了。

迎面走来两个中年男人，穿着普通的T恤长裤，肤色微深，五官轮廓和我见过的西北人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不是他们嘴里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我绝对会以为他们是甘肃或者新疆哪个县城的老乡。再往前开，路边一个卖馕的大妈，圆盘脸，高颧骨，眯着眼睛躲太阳，跟我老家隔壁的王婶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不，这么说还不准确——不是某一个人像，而是满大街的人，大概有一半，都长着一张东方人的脸。

他们的五官、脸型、肤色，和我，和国内街上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几乎没有区别。但他们开口说的却是俄语、吉尔吉斯语，动作神态里带着一种我陌生的中亚式的从容和散漫。

这种感觉太奇怪了，就像你做了一个梦，梦里所有人都顶着你的脸，但你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或者像一个平行世界，那个世界里，这些人从未离开过东方，但也从未属于过东方。

我盯着窗外，心里的震撼一层一层往外涌。在国内的时候，我也知道中亚有东干人，知道他们是一百多年前从中国迁过去的回民后裔，但我从来不知道他们的数量这么多，分布这么广，更不知道走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街上，将近一半的人长得就跟你我一样。

“那些人……”我指了指窗外，“都是东干人吗？”

司机顺着我的手指看了一眼：“你说那些黑头发的？有的是东干，有的是本地吉尔吉斯人，还有些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这个国家本来就是混着的，你看我。”他指了指自己的脸，“我爸爸是吉尔吉斯人，妈妈是东干人，我长得像哪边？”

我仔细看了看他，说实话，他要是站在国内任何一个北方城市的街头，绝对不会有人多看他一眼——太普通了，普通到扔进人堆里就找不到的那种中国面孔。

“所以你汉语是从你妈妈那边学的？”

“对，我妈是东干人，老家在陕西那边，哦不对，是我妈妈的爷爷的爷爷的老家在陕西那边。”他掰着手指算了算，“一百四十多年了吧。”

一百四十多年。

这个数字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一百四十年，放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不算长，但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已经足够繁衍五六代人了。一个人的曾曾祖父辈，在一百四十多年前，因为一场起义失败，拖着家眷老小，翻越天山，逃离故土，来到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重新开始生活。他们不会想到，一百四十年后，他们的后代依然长着一张东方的脸，却已经完全融入了中亚的土壤。

“你现在还会说陕西话吗？”我问。

司机大笑起来：“不会不会，我只会几句。我们家的陕西话到我妈那一辈就不怎么说了，到我这一辈，说的就是俄语和吉尔吉斯语，汉语是后来跟中国人做生意现学的。”

“那你觉得自己是哪里人？”

“吉尔吉斯人嘛，”他想都没想就回答了，“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我当然是吉尔吉斯人。不过……”他顿了顿，从后视镜里又看了我一眼，“有时候照镜子，我也会想，我这辈子是不是该去一趟中国，看看我曾曾爷爷的老家长什么样。”

车子拐进一条林荫道，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斑驳的光影在挡风玻璃上跳动。我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不断掠过的一张张东方面孔，心里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

来吉尔吉斯斯坦之前，我做了很多攻略。我知道这个国家一九九一年从苏联独立出来，知道它是个山地之国，知道伊塞克湖是世界第二大高山湖，知道这里的蜂蜜和干果很出名。但没有任何一篇攻略告诉我，走在这个国家的街头，你会产生一种诡异的时空错位感——仿佛有半个中国被平移到了中亚腹地，但又和真正的中国毫无关系。

车子在一个路口等红灯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画面。路边的一家小商店门口，两个老太太坐在小板凳上聊天。一个老太太穿着碎花连衣裙，头上裹着花头巾，是典型的中亚妇女打扮；另一个老太太穿着一件灰色的对襟褂子，头上包着白帽子，活脱脱就是国内西北农村老奶奶的模样。两个人有说有笑，嘴里说的应该是俄语或者吉尔吉斯语，我从她们身边经过的时候，听到的却是一种极其熟悉的乡音般的感觉。

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就像一个很久没回家的人，忽然在异乡听到了家乡的口音，但仔细一听，发现那其实并不是你的家乡话。

我想起了我的老家甘肃。我爷爷那一辈人是吃过苦的，上世纪六十年代闹饥荒的时候，村子里饿死了不少人。小时候听爷爷讲那些事，我只觉得遥远而模糊，像是听另一个世界的故事。但此刻坐在这辆异国他乡的出租车上，看着窗外那些长着东方面孔却说着异国语言的人们，我忽然意识到，我爷爷那辈人经历的苦难，和一百四十年前那批逃亡者的苦难，其实是同一种苦难的不同段落。

那些逃亡者没能熬过那个段落，所以他们选择了离开。而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熬过来了，活下来了，变成了今天的中国人。而那些离开的人，他们的后代变成了今天的东干人。

说到底，我们都是同一棵树上长出来的枝桠，只不过被一场大风刮断了，散落在了不同的土地上。

“到了，”司机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你要找的旅馆就在前面，看见那个蓝色的招牌没有？”

我付了车费，道了谢，拎着行李下了车。临走前，司机摇下车窗，冲我喊了一句：“兄弟，你要是想了解东干人的事，去米粮川，那边有个老马家的庄子，马老爷子九十多岁了，汉语说得最好，你想听的故事他都能给你讲。”

“米粮川？”

“对，往东走，楚河州那边，从这儿开车过去大概两三个小时。那地方是我们东干人最早的定居点之一，一百多年了，老房子都还在。”

我记下了这个名字。

在旅馆安顿好之后，我洗了把脸，换了身衣服，决定先出门转转。旅馆在市中心，出了门走不到十分钟就是阿拉套广场。广场很大，中央矗立着一座巨大的玛纳斯雕像，纪念的是吉尔吉斯民族的史诗英雄。广场上人来人往，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夫妇，有踩着滑板的少年，有坐在长椅上晒太阳的老人。

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视觉上的冲击——广场上至少有三成到四成的人，长着典型的东亚面孔。一个年轻女孩从我身边走过，梳着马尾辫，穿着牛仔裤和白色T恤，皮肤白皙，五官清秀，如果把她放在北京三里屯或者上海南京路，绝对毫无违和感。但她正在打电话，嘴里说出的是流利的俄语，语调轻快，带着一种我完全陌生的韵律。

还有一个场景让我驻足了很久——广场边上的一棵大树下，三个大概十七八岁的男孩坐在一起，其中一个在弹吉他，另外两个跟着哼唱。三个人的长相全都带有明显的东方特征：黑头发，黄皮肤，单眼皮或者内双。其中弹吉他的那个男孩，长得跟我大学室友几乎一模一样，连笑起来嘴角上扬的弧度都很像。他抬头的时候对上了我的目光，友好地冲我笑了一下。

那个笑，和我记忆里大学室友的笑，重合了。

我站在广场中央，周围的声音像潮水一样涌来——俄语的交谈声、吉尔吉斯语的广播声、孩子的笑闹声、远处施工的机械声——所有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比什凯克的城市背景音。而我站在这里，一张和周围很多人相似的脸，却像一个彻头彻尾的外来者。

在接下来几天的行程中，我逐渐了解了这个群体的历史脉络。

事情要从大清同治年间说起。一八六二年到一八七三年，陕甘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持续了十余年，战乱波及数省，导致人口锐减。起义最终被镇压，三支残存的队伍不愿投降，各自带着家眷向西逃亡。他们翻越了险峻的天山山脉，在严冬时节顶着狂风暴雪，穿越海拔四千多米的别迭尔山口，进入当时沙俄帝国的领土，最终在中亚腹地定居下来。这三支队伍加起来大约一万余人，就是今天中亚东干人的祖先。

这一万多人里，有陕西人、甘肃人、宁夏人，绝大多数是回民。他们带着种子、农具、锅碗瓢盆，甚至带着磨盘和纺车，在异国的土地上白手起家。沙俄政府给他们划定了定居区域，免除了他们的赋税和兵役，条件是他们必须效忠沙皇，保卫边疆。这些逃亡者答应了，从此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扎下了根。

一百四十年间，这支族群从一万余人繁衍到了十几万人，分散在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在吉尔吉斯斯坦，东干人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是第四大民族。他们保留了种植蔬菜的高超技艺，保留了油泼面、羊肉泡馍、韭菜盒子这些西北美食，甚至保留了一百多年前的陕甘方言。但他们也学会了俄语和吉尔吉斯语，接受了苏式教育，经历了苏联时代的集体化、工业化，经历了苏联解体的震荡，最终成为了今天的样子。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中的很多人确实完全失掉了汉语能力，但又在近几十年因为中吉经济交流的需求，把汉语当作一门外语重新学了起来。他们上学时说俄语，回家时说掺杂了大量俄语借词的陕甘老话，做生意时现学的普通话带着西北口音。

这种语言的层层嵌套，恰如他们身份的层层堆叠。

在比什凯克住下来的第四天，我决定去米粮川。

我通过旅馆老板找了一个会说汉语的当地司机，谈好价钱，一大早出发。车子出了比什凯克市区，沿着公路向东行驶，路两旁的景色从城市变成了乡村，又变成了大片的农田和草原。六月的楚河河谷绿得发亮，远处的雪山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空气里弥漫着青草和野花的气息。

大概开了两个半小时，司机指着前方一片郁郁葱葱的村庄说：“到了，那就是米粮川。”

我下了车，站在村口往里看。这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庄，土路两旁种着高大的杨树，树后面是低矮的院落和菜地。村庄安静极了，只能听到远处的鸡鸣狗吠和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空气里有一股泥土和蔬菜混合的味道，闻起来竟然让我想起小时候老家夏天的傍晚。

我顺着土路往里走，看到了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画面：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坐在自家院门口，坐在一个小马扎上择韭菜。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对襟布衫，头上包着白帽子，布满皱纹的脸上是岁月镌刻出的宁静。她的面前放着一个小竹筐，里面装着刚择好的韭菜，鲜绿鲜绿的。我站在五米开外，愣愣地看着她，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这个画面太熟悉了。在我的记忆里，我奶奶就是这样坐在老家的院门口择菜的。同样的姿势，同样的神态，同样的小马扎，甚至连竹筐的样式都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我奶奶身后是甘肃黄土高原上的窑洞，而这个老太太身后是中亚楚河河谷里的土坯房。

但这两个地方隔着四千多公里。

老太太似乎感觉到了有人在看她，抬起头来。她的眼睛已经有些浑浊了，但看人的时候依然透着一股子清亮。她打量了我一眼，然后用一种极其缓慢、极其苍老的语调问了一句：“你是谁家的娃娃？”

她说的竟然是汉语。虽然带着浓重的口音，虽然断断续续，虽然夹杂着几个我听不懂的词，但我听懂了——“你是谁家的娃娃。”

我蹲下身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一些：“奶奶，我是从中国来的。”

“中国……”她念这两个字的时候，把“国”念成了“乖”，带着浓浓的西北味道，“你从中国来？远得很呐。走了几天？”

我算了算：“坐飞机六个小时。”

“六个时辰？那不算远，不算远，”她显然把小时当成了时辰，“老先人过来的时候，走了整整一个冬天。我奶奶的奶奶跟我讲的，过雪山的时候，冻死了好多人。娃娃冻死了，就埋在雪里，接着走。”

她的语气平淡极了，就像在说今天早上吃了什么一样。但就是这种平淡，像一把钝刀子，慢慢割着我的心。

“奶奶，您今年高寿了？”

“我啊，”她想了想，“民国二十六年生的，你算算。”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那一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而这个老太太在遥远的中亚腹地出生，她的祖辈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整整六十年。到如今，她已是八十九岁的老人，跨越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霜。

“奶奶您从小就说汉语吗？”

“说哩么，在家里说老话，出门了说俄语。我爹那一辈，老话说得比我好，我爹会背《三字经》，会说陕西老家的童谣。”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我爹说，他曾爷爷临走的时候，从老家带了一包土，用红布包着，藏在怀里，过雪山的时候都没丢。后来那包土埋在了我曾爷爷的坟里，说是人在异乡，脚下踩着老家的土，魂儿就能安生了。”

我不说话了，就这么蹲在她面前，听着。

“后来苏联的时候，不让说老话了，要学俄语。我爹偷偷在家里教我，说老话不能丢，丢了老祖宗就不认咱们了。”她低下头，继续择手里的韭菜，“可我那几个儿子，小时候我忙着在地里干活，没空教他们。现在我说的老话，他们一大半都听不懂了。”

她的语气里没有怨，也没有悔，只有一种认命般的平静。

“我孙子更不行了，一句老话都不会说。他去年去了中国，在乌鲁木齐打工，打电话回来说，那边的人长得跟他一样，说的话他一句都不懂。”老太太说到这里，忽然笑了起来，笑得脸上的皱纹挤成一朵菊花，“你说这算怎么一回事？老先人从那边逃过来的，过了五代人，我孙子又回去了，但是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这四个字像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在我的胸口。

是啊，回不去了。一百四十年的时间，足够让一条河改道，足够让一片森林消失，足够让一个族群从一个文明彻底迁移到另一个文明。他们长着东方的脸，说着东方的语言，吃着东方的食物，但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身份认同，已经完全变成了中亚的一部分。他们是吉尔吉斯斯坦公民，说俄语，过古尔邦节也过东正教的圣诞节，吃韭菜盒子也吃罗宋汤。而中国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模糊的、存在于祖辈讲述中的故土概念。

我告别了老太太，继续在村子里转。村庄不大，大概两三百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有菜园子，种着辣椒、茄子、西红柿、韭菜这些蔬菜。据说东干人是最早把蔬菜种植技术带到中亚的族群，在此之前，中亚的游牧民族很少种植蔬菜。可以说，中亚人餐桌上的蔬菜，很多都跟这群东方面孔的移民有关。

走到村子深处，我看到了一座小小的清真寺。不同于中亚常见的那种带有波斯风格的圆顶清真寺，这座清真寺的样式更接近中国传统建筑——飞檐翘角，青砖灰瓦，门楣上还残留着模糊的木雕花纹。这大概是他们的先人从故土带来的仅存的文化胎记了。

我在清真寺门口站了很久，看着夕阳一点一点沉下去，把整个村庄染成温暖的金色。远处传来晚祷的唤礼声，悠扬的调子回荡在楚河河谷的上空。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故土这个概念，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东西。你可以改变国籍、改变语言、改变信仰、改变生活方式，但总有一些更深刻的东西，会在你照镜子的时候忽然浮现，会在你吃到某种食物的时候忽然苏醒，会在你听到某个古老音节的时候忽然战栗。

那些东西，或许就是故土的全部意义。

回到比什凯克之后，我特意去了一趟当地的东干人文化中心，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这个族群的历史。文化中心设在一栋不起眼的小楼里，里面的陈列简单朴素，有老照片、老物件、民族服饰，还有一些手抄的古籍和家谱。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接待了我，他是文化中心的研究员，姓白，一个很典型的东干姓氏。

“东干人在中亚已经生活了六代人，”白研究员说话慢条斯理，带着一股子做学问的认真劲儿，“第一代是逃亡者，第二代是拓荒者，第三代变成了苏联公民，第四代经历了大清洗和二战，第五代经历了苏联解体，第六代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每一代人面对的时代命题都不一样，但有一条主线始终没断——我们一直在追问自己到底是谁。”

他指给我看墙上一幅发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一群穿着传统服饰的东干人，男人们戴着白帽，女人们穿着绣花衣裳，站在一片菜地前面。照片下面有一行用西里尔字母拼写的文字，白研究员说那写的是“一九一二年，米粮川”。

“你看，那时候他们还穿着从中国带过来的衣裳，留着从中国带过来的习俗。但你再看看现在，”他指了指窗外，“外面的年轻人穿牛仔裤、说俄语、听嘻哈音乐，和比什凯克任何一个年轻人没有区别。这是进步还是失去？我也不知道。”

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小册子递给我，封面上印着几个汉字和一行西里尔字母。我翻开一看，里面收录的是东干人的民间故事和歌谣，有汉字对照和俄文翻译。其中一首歌谣的标题是《走西口》，但歌词和我熟悉的《走西口》完全不同，讲的是他们的祖先翻越天山时的经历。我试着读了读歌词，发现很多词句保留了清末民初的陕甘土语，那种古朴苍凉的调子透过文字传过来，莫名地让人心酸。

“这首歌现在还有人会唱吗？”我问。

“很少了，”白研究员摇摇头，“能完整唱下来的，大概就剩下几个九十岁以上的老人了。等他们这一辈人走了，这些歌也就跟着走了。我们抢救性地录了一些，存在档案室里。”

他带我去了档案室，给我播放了一段录音。录音的音质很粗糙，背景里还有电流的杂音，但当一个苍老沙哑的声音缓缓唱出那段歌谣的时候，整个房间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我虽然听不懂所有的词，但我能感受到那种从声音里渗出来的深沉情感。

那是思念。是对一片永远回不去的土地的思念。

听完录音，我沉默了很长时间。白研究员也不说话，就那么安静地陪着我坐着。窗外的比什凯克渐渐暗下来，城市的灯光一盏一盏亮起，远处的雪山隐没在夜色中。

“你说，”我终于开口，“再过五十年，东干人还会记得自己从哪里来吗？”

白研究员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看着窗外说：“也许会，也许不会。我倾向于认为，他们会记得，但记得的方式会完全不同。可能不再是通过语言和习俗，而是通过一种更深层的东西——对自己血脉来处的朦胧感知。”

他顿了一下，忽然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他说：“你知道吗，我年轻的时候在莫斯科留学，有一次去红场，一个中国游客走过来用英语问路，我下意识地用俄语回答他。他愣了一下，盯着我看了好几秒，然后用一种非常困惑的语气问，‘你是中国人吗？’我当时想都没想就回了一句，‘不是，我是东干人。’”

“然后呢？”

“然后他就走了。但我站在原地想了很久。我在想，我为什么第一反应就是否认？我明明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中国人的基因，我家里还保留着一百四十年前从陕西带来的老物件，但我为什么会在被问到‘你是中国人吗’的时候，下意识地说不？”

他转向我，镜片后面的眼睛闪着复杂的光：“后来我想明白了。因为我们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条河流了。我们的源头是一样的，但流过了一百四十年的不同河床，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地形、气候、风雨，最终流向了不同的方向。我们看起来还是水，但水的味道已经不一样了。”

我听完之后，脑子里忽然浮现出一个画面：一百四十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一万多个衣衫褴褛的人，拖家带口，翻越雪山，走向一片完全未知的土地。他们回望故土最后一眼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们会不会想到，一百四十年后，他们的后代会长着和他们一样的脸，说着完全不同的语言，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对“故土”这个概念，只剩下一个模糊而遥远的想象？

他们想不到。就像我们永远想不到，一百四十年后的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临走前，我跟白研究员握手道别。他的手很温暖，握得很用力。

“谢谢你来看我们，”他说，“你是第一个专程来了解东干人历史的中国年轻人，至少是我遇到的第一个。”

“应该是我谢谢你，”我说，“你让我明白了，身份这个东西，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通透：“身份？身份就是你看镜子的时候，既认得镜子里的人，也不认得镜子里的人。我们东干人照了一百四十年的镜子，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想明白。也许想不明白才是对的，想明白了反而没意思了。”

我走出文化中心的时候，比什凯克的夜已经很深了。街上行人稀少，路灯昏黄，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吠。我深吸一口气，六月中亚的夜风清凉干爽，带着一股青草和泥土的气息。

我抬手拦了一辆出租车。上车之后，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自己——黑头发，黄皮肤，普通的五官，扔在人堆里毫不起眼的一张中国面孔。在这座城市里，大概有一半的人和我长着相似的脸，但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人。

车子在夜色中穿行，窗外的城市灯火渐渐变得稀薄。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反复回放着今天在米粮川看到的那个择韭菜的老太太，她坐在小马扎上，阳光照在她的白发上，她说：“回不去了。”

是的，回不去了。

但也许，我们从来就不需要“回去”。我们在不同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变成了各自土地上的一部分。我们共享着相似的根系，但长出了不同的枝叶。这没有什么不好，这只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寻常的、微小的分支事件。

只是当你走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街上，看到满大街的人中有一半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却和你毫无关系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

奇妙到让你忍不住去想：如果一百四十年前那场雪下得小一点，如果那座山矮一点，如果那些人没有选择离开，那今天的我，会不会也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