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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生命终末期服务质量
永康医院安宁疗护科室的谈心室里，摆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骨瘦嶙峋的王建国（化名）躺在病床上，吸着氧，双手攥着被单，目光正视镜头，正努力地抿嘴微笑，他的弟弟、嫂子站在病床两侧。三个人几乎站满了整个相框。
这可能是王建国和弟弟留下的唯一合照。
每当走进谈心室，看到这张照片，护士长徐燕都会想起王建国入院的那天。彼时，他已被病痛折磨得不成样子，极度消瘦，一路颤颤巍巍走到病区，一看到徐燕，就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交到她的手上。
徐燕数了数，总共六千余元。
“我只有这么多钱了，怎么样都行，你看着办吧。”王建国一脸沮丧。
住院费、医疗费、陪护费、生活必需品费……徐燕默默一算，这些钱肯定是不够的，但她却张不开口，拒绝这位看上去随时都要倒下的老人。
最终，徐燕为他办了住院手续。
1
转入安宁疗护病房
王建国七十多岁，独自住在镇上的养老院里，没结过婚，也没有孩子，只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但兄弟三人早就不来往了，只有弟弟的儿女过年时会去养老院里，给他拜拜年。
由于身体不好，王建国平时经常跑来永康医院看病、拿药。后来因患有胰腺癌，有一阵子住进了医院里。不久情况恶化，徐燕便通知养老院帮他办理转院治疗，送到了永康中医院去。
在中医院住院的那段日子，王建国备受煎熬。
胰腺癌被称作“癌中之王”，是恶性程度最高的肿瘤之一，早期症状隐匿性高，通常被发现时已经进入中晚期了，此时生存期不会超过一年。而在此期间，病人会遭受极大的痛苦，除了恶心呕吐、乏力、便秘、腹胀以外，还会经常腹痛、饱胀、食欲消退、全身水肿等。
王建国被折磨得身体迅速瘦削下去。然而更让他难过的，是别的病人都有家属陪护，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病房里，面如死灰地度过每一天，仿如一株衰败的老树，等待生命力一点点地被病魔抽干。
没有钱，就无法治疗；没有亲人，就无人陪护。
每天看着陌生的医护人员进进出出，机械式地走完流程，没有任何交流地转身离去，王建国的内心很快陷入了绝望。
后来，他告诉徐燕，那段时间里，他觉得没人会关心自己，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他不止一次冒出自杀的念头。
然而，没有人对死亡如此坦然，即便身处绝境，内心深处对于生的渴望仍然会在某一刻被触发。
大概正是这份渴望，有一天王建国主动给徐燕打来电话：“我想转回来。”
徐燕答应了，她没料到，王建国很快就拖着病体，独自走来医院，并将全部家当交到了她的手上。
医生评估，王建国的生存期最多一个月，因此为他办理入住安宁疗护病房。在此期间，除了医疗费用、生活用品费，还得有人照顾他的起居，六千余元显然不够用。
徐燕和同事们商量，尽可能给他减免费用，至于陪护费，就不是他们能决定的了。
永康医院的陪护中心是外包的，徐燕只能试探地询问：“能不能看看，哪位阿姨愿意少收点钱，照顾王建国一段时间？”
陪护工作又脏又累，她本来不太抱希望，没想到一位陈阿姨很有爱心，接下了这个棘手的单子，愿意以半帮助半收费的形式照顾这位可怜的孤寡老人。
与此同时，科室内的医护人员、病友听闻王建国的情况，也纷纷自发捐款。徐燕专门准备了一本账本，将每一项花费都记录在账，王建国日常想吃红豆等食物，她和同事也会外出采购，想方设法地满足老人的每个需求。
在入住事宜办妥后，徐燕通过养老院、村委会，辗转联系上了王建国的亲属，将他们叫到医院来，告知他的病情。
然而，真正沟通后，她才发现王建国的家庭矛盾，比想象得还复杂。
在传统医疗中，这些问题并不在医护人员的考虑范围内，但对于从事安宁疗护这一行的人来说，却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职责。
永康医院是在2023年才正式成立安宁疗护科室的，但早在2018年，他们的医护人员就曾去台湾学习经验，在那里被称作“临终关怀”。台湾的相关实践开展得很早，并从经验中提炼出不少先进理念，其中赵可式提出的“四道人生”已广为流传，成为从事安宁疗护的基本原则。
所谓“四道人生”，指的是医护人员引导患者在离世之前，与家属之间完成道谢、道歉、道爱、道别，帮助双方实现内心的和解和情感的圆满，旨在减少生命末期的遗憾，帮助患者平静、有尊严地离去。
徐燕虽然没有参与那次培训，但当同事们将经验带回来后，她很快就投入到实践之中，时在2019至2020年间。
然而，真正参与后，她才后知后觉其中的诸多不易。过去的医护经验在新的实践面前，显得格外乏力，尤其是处理患者家属的问题上。
“它的服务对象与传统医疗有很大差别，因为安宁疗护涉及到家属，而原来只是针对病人而已。”徐燕道。
一般情况下，安宁疗护过程中需要缓解的是家属在患者离世前后的悲痛情绪，通常会采取哀伤辅导的方式，尽心心理疏导。
然而，实践中的情况总是千差万别，得因人而异。
王建国的家属问题，对徐燕而言，就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王家兄弟三人，不只因成年分家后关系疏离，早年还发生过不少矛盾，导致三人断了往来。眼下王建国病重，他弟弟的子女虽然念及血缘关系出了面，但却不愿意掺合进去，弟弟亦仍对昔年之事耿耿于怀。
即便徐燕没说与家属的沟通情况，王建国也猜到了对方的态度，他不止一次抱怨，语气苦大仇深：“我这个弟弟太没良心，从不来看我。”
但徐燕听得出，他在说反话。
其实，他想说的是：“我想见见他。”
2
“是不是我弟弟来了？”
徐燕知道，王建国的心其实很孤独。
她经常去病房里，坐下来和他聊聊天，问问是否有未完成的心愿。
王建国没有直接回答，眼神仿佛若有所思，突然病情发作，就拿起床侧预备好的大盆，开始呕吐不止——这也是胰腺癌晚期的症状之一。
止住呕吐后，才刚起身，他便用永康方言断断续续说道：“你们对我太好了……我从来没感受过有人对我这么好过……”
刚说完几个字，又忍不住抱着盆呕吐。他就这样一边吐，一边说，恨不得将满腔感激一股脑掏出，但却迟迟没回答，自己究竟有什么心愿。
徐燕不再逼问，她知道此时和王建国正常交流已经很困难了。
“他其实就是希望，弟弟能够来看他，希望他们能够和好。”徐燕说。
这句话不是王建国亲口告诉她的，而是后来她从支离破碎的细节里，一点点拼凑出来的。
真的思念，不用嘴说，也会自然而然地表露出来。
有一天，徐燕一早来到医院，准备循例查房。值班护士在汇报夜间情况时，突然提到了一件“诡异”的事：
夜里医院静悄悄的，此起彼伏的呼噜声传到走廊上。
然而，本来在房中睡着的王建国却突然惊醒，叫来值班护士，说病房外面有人在说话——事实上，除了护士以外没有旁人。
值班护士刚安抚好他，才出门没多久，王建国又将她叫了过来，继续问同一个问题。
如此反复几次后，王建国终于说出了心中的疑问：“是不是我弟弟来了？”
徐燕听完，心中明白了大半，大概是对家人的思念，让王建国产生了幻觉。
了解了王建国心底深藏的牵挂后，徐燕和同事们也决定行动起来，试着再次联系他的弟弟，看看是否能做通思想工作，让这对骨肉兄弟能够化解心结，重修旧好。
然而，多年积怨又岂是一朝一夕能够化解的？
电话打了，人却迟迟不到。
随着日子推移，王建国也明显感到自己大限将至。
某天，他语带悲怆，向徐燕哀求道：“他们都不来，没有人会替我收尸的。如果我真的走了，你帮我一个忙，将我的骨灰撒到永康江里去吧。”
这话如一块巨石，沉沉地压在徐燕的心上。
她听出这又是一句反话，王建国心里其实很希望，能够有人把他的骨灰带回家乡，入土为安。但现实却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加剧他的绝望。
徐燕再次拨通了电话，耐心劝道：“人都到了这个时候了，心跳一停，这辈子就结束了。你们都是同一个妈妈生下来的，血管里流着相同的血，难道你忍心让他就这样带着遗憾死去吗？”
电话那头陷入沉默，没有直接应允，也没有一口回绝。
这通电话结束后，徐燕以为又会和前几次一样，像小石子砸进大海里，收不到任何回音。希望渺茫。
然而，有一天她却在医院看到了一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男人的五官与王建国如出一辙，只是面貌更为年轻，有一头乌黑的短发，正是王建国的弟弟。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中年妇人是大嫂，戴着白色遮阳帽，口罩遮住了半张脸。
彼时，正是王建国入院的两周后。
徐燕将他们领到病房，两个兄弟目光相对的刹那，隐秘的解冻已经开始了。
出乎意料的是，这场“世纪大和解”并不像电视剧里那样激动人心，没有眼泪，没有激喜，没有相拥，也没有滔滔不绝的叙旧。
王建国一如既往，神色如故，也没有将平日积攒的话一股脑说出。
两兄弟就如狭路偶遇的小蚂蚁，试探地伸出彼此的触角，小心翼翼地目光接触。一个躺在病床上，一个坐在病床侧，什么也不说，气氛略带尴尬。
徐燕见状，开始打起圆场：“你们兄弟两个握个手嘛！”
当两只手握在一起时，如断流的血脉重新相连，兄弟俩都笑了。
相逢一笑抿恩仇。
趁着这一团聚时刻，医护人员提议为三个人拍张合照，王建国躺在病床上，被嫂子、弟弟夹在中间，拘谨又开心。在此之前谁也没想到，三个家庭竟能以这种方式，出现在一张照片里。
这张照片被洗出来后，装框摆在了王建国的床头，陪他度过人生的最后一周。
3
种下种子，埋下希望
王建国不再感到孤独了。
他的家当不再只有孤零零的六千余元，而是多了一张沉重的合照。
自从关系“破冰”后，王建国的弟弟也多次来到医院，虽然话说得不多，但对王建国来说却是莫大的安慰。
心结虽解，他的病势却愈来愈重，身体极度虚弱，整日昏昏沉沉，甚至连下床解手也成为一件无比艰难的事。
端午节那日，医院里热闹起来，徐燕和同事们筹备了些活动，正忙里忙外地穿梭在各病房间，向入住的老人们发出邀请。
考虑到王建国的身体状况，她猜想他应该不会来参加这次的活动了。
出乎意料的是，当徐燕正忙着配合其他老人画画时，王建国却强撑病体，从床上爬起身来，格外郑重地来到活动现场，表示要一起画画。
就在众人小心翼翼地陪护下，王建国拿起画笔，在已经勾勒好水仙图案的扇面上，一笔一笔地涂起颜色来。
徐燕记得，当时他的手颤抖不已，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控制住笔尖，填上了红的花、绿的叶，甚至不时会有色彩溢出图案，他仍坚持画完了一整幅图。
画完之后，她和同事才将王建国送回病房。
彼时，看着那幅扇面上歪歪扭扭的涂抹笔迹，徐燕没料想到，这会是王建国在这世上留下的最后一抹痕迹。
三天后的周末，王建国骤然昏迷，很快就去世了。
徐燕周一回到医院上班时，才听闻这个噩耗。就在上周五，她还打算推着王建国出门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但由于一时忙碌，临时改变主意，推到了周一。
然而，这份遗憾最终却无法弥补，只能永远留在她心底了。
“他是我们做过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安宁疗护的病例。”徐燕说。
几年下来，永康医院已经接手了不少案例，她和同事们就像一位位冥河上的摆渡人，寒来暑往地将一位位病患，平稳地护送他们抵达人生终点。
但她仍然感到，这一工作前路上的诸多不易。
由于国内“临终关怀”的概念尚未广泛普及，很多人因对死亡的恐惧与忌讳，仍对之讳莫如深，避之不及，就连志愿者都很难找到。
只要一有机会，徐燕就会走出医院，去向社会大众讲课宣传，附近的养老机构、老年大学都是她的目标地点。
她还记得，第一次站在老年大学的课堂上，讲述“临终关怀”的话题时，台下的老人一听，如惊弓之鸟，要么面色冷漠，要么起身就走。就连一些教育水平不低的人，也难以破除认知偏见。
徐燕很茫然，只能把目光转向自己的孩子。有时逮住机会，她就会耐心地给孩子上一堂生命教育课。
久而久之，她的孩子自然而然接受了“临终关怀”的这一理念。
“就像我种下一颗种子，等待外界的雨露、阳光，总有一天会在孩子的心里生根发芽。”徐燕说。
平时，医院也会借助公众号、短视频等途径进行科普，渐渐地，接受的人似乎便多了。第二年再去老年大学讲课宣传时，台下的老人不再只是事不干己的态度，陆续有人主动上前咨询相关事宜。
这让徐燕既感到意外，又很欣喜，仿佛窥见了黎明到来前的曙光。
2025年，她从同事口中得知了浙江省民政事业发展促进会开展的“老年人生命关怀服务项目”，该项目旨在为浙江省内终末期老年人提供身、心、灵、社等综合性、专业化临终关怀服务，提高其生命末期生活质量，实现老有善终。
在国外，安宁疗护大部分的资金源自社会捐助。资金对尚未普及的国内来说，更是“老大难”问题。看到该项目由浙江省福彩公益金资助，徐燕不敢置信，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投递了申请。
“多少看到了点希望。”徐燕说。
时至今日，她仍会想起王建国。
他去世后，弟弟带着他的骨灰回了家乡，没有抛洒进永康江，而是入土为安。
他留在医院的那张照片，以及那面画扇，被徐燕默默收进了谈心室内，摆在书架之上——它也是那里唯一的照片。
透过相框，王建国的笑仿如阳光照进安宁疗护科室，就像一抹不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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