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加缪在《西西弗神话》里写了一句很重的话：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是回答哲学最根本的问题。其他一切都是儿戏。同一年，维也纳一位年轻的精神科医生弗兰克尔被送进了奥斯维辛。这个问题对他来说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每天清晨醒来，发现自己还活着时，必须重新回答一遍的东西。
一百多万人跟他一起被剥夺了回答这个问题的权利。有人靠读书撑下来，有人靠幽默，有人纯靠运气。多数人没有撑过来。弗兰克尔失去了母亲、父亲和兄弟，他自己活下来，靠的是一根由偶然、选择和性格编织成的细绳。1946年，距离他从那场不可幸存的事件中幸存下来仅仅十一个月，他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写成了一组演讲，后来编辑成一本薄薄的小书。那时候，他正在完成后来全世界都知道的那本《活出生命的意义》。
但这本小书很快就被人忘了。集体记忆是这样的东西——越是让人类感到羞耻的时期，越容易被抹掉。直到我们又一次发现当下靠不住，必须回头向那些经过生活检验的智慧求助时，它才被重新挖出来。现在它第一次有了英文版，书名就叫《对生命说Yes：尽管一切》。
弗兰克尔一上来谈的不是什么乐观主义，也不是什么正能量。他说的是人的尊严。纳粹集中营让人类对自己彻底幻灭，很多人掉进了一种“世界末日”的心态，觉得一切都完了。但弗兰克尔提醒你，别急着认输，也别急着回到过去那种天真的乐观里。那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傻白甜，跟“一切都完蛋了”的丧到底，在他看来，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都是虚无主义。只是前者还没被现实打过脸，后者已经被打趴下了。
他的意思很明确：你现在这种“算了，没救了”的疲惫感，不是你要面对的真相，而是你要警惕的东西。你不能带着这种宿命感去重建任何东西。重建不是说回到过去的样子，因为过去那个样子本身就有问题，它没有准备好面对人能对同类做出什么。重建是承认你看见了深渊，然后还能说Yes。
这跟乐观不一样。乐观是相信结局会变好，而他说的是：即使结局不会变好，你依然可以选择怎么面对。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你不能被剥夺的最后一点自由。它不是一种情绪，不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动作，一种每天都在重复的动作。你做的每一次选择，都在回答那个问题——值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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