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船长。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宗教战争——这三大事件如何在短短三百年间，彻底颠覆了西方世界，并最终孕育出现代社会的雏形？本文带你回到1350至1650年那段观念激荡的岁月，揭示现代性起源的深层逻辑。
金观涛老师指出，面对教会腐败与社会危机，天主教文明内部两种超越视野——希伯来信仰与古希腊罗马认知理性——经历了重心摆动与最终分裂。文艺复兴率先将重心转向古希腊罗马，唤起了对此世的关注；但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随后宗教改革推动希伯来超越视野的纯粹化，路德与加尔文将救赎推向极致，却意外导致了两种超越视野的分离共存。
正是在这一结构中，现代个人观念、工具理性与圣约观念破茧而出。加尔文宗创造的“圣约”思想，将法律视为选民在上帝面前订立的契约，成为现代宪政的源头。然而，教派分裂随即引发了长达八十年的宗教战争，欧洲人口锐减，旧秩序彻底瓦解。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废墟之上，现代民族国家开始萌芽。
图： M.C. Escher 《 阿特拉尼的景色 》
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宗教战争
文/金观涛
为什么有文艺复兴
从表面上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是发生在公元1350—1650年这300年间各自独立的三大历史事件，但其背后却存在一以贯之的逻辑。这就是面临无组织力量增长带来的社会危机的挑战，天主教神学中两大超越视野出现重心的摆动，最后走向分裂，并导致信仰冲突。正是该过程孕育了现代价值，造成法治封建社会的解体。
中世纪西欧社会价值趋向基本上是出世的，认知理性的古希腊罗马超越视野深藏于神学内部。14世纪后的社会危机一度让超越视野的重心发生变化，从希伯来超越视野偏向古希腊罗马超越视野，这就是文艺复兴。但在天主教神学中，古希腊罗马超越视野被牢牢地束缚在希伯来宗教中，不可能独立发展以应付社会挑战，所以随后发生了天主教神学中希伯来超越视野的纯粹化运动，这就是宗教改革，它导致希伯来超越视野和古希腊罗马超越视野的分离。现代观念在两种超越视野的分离中形成，并在新教中日益壮大。宗教改革的直接后果是宗教战争，天主教神学规定的社会有机体在战争中解体，由此拉开了法治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序幕。
为什么会有文艺复兴？从某种意义上讲，文艺复兴是天主教社会对无组织力量增长的响应。如前所述，教会是法治封建社会的整合者。1300年以后，教会腐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教皇和世俗王权的冲突再次激化。以前，两者互相争斗时，大多数人选择站在教皇一边，但由于当时的教会腐败严重，支持世俗王权的人不断增加，这在1300年以后法国王权和教廷的争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教士原本是不向世俗政权交税的，他们的税只交给教廷，所以教皇很有钱。法国国王腓力四世（PhilippeI V leBel）雄才大略，他意识到如果教士不向国家交税，国家就很难向其他等级征税，他要求教士交税。
这一要求遭到教皇的拒绝。当时在位的卜尼法斯八世是天主教历史上最霸道的教皇，他听到法国国王的要求后勃然大怒，一方面下令教士不准交税，另一方面于1302年颁布教皇训令（神圣一体敕谕），宣布世俗王权必须服从教权，任何人只有服从教皇才能得救。法国国王最后怎么办呢？教皇毕竟没有军队，法国国王派人把教皇拘捕起来。在教皇跟世俗王权的争斗中，世俗王权这一次占了上风，关键原因是法国的红衣主教团觉得教皇不对，他们占欧洲红衣主教的大多数，而教皇又是红衣主教推选的。卜尼法斯八世去世后，新教皇克雷芒五世（Pope Clement V）选择支持法国国王，教廷也设在法国边境的阿维尼翁（因为新教皇被腓力四世派兵绑架到法国，并软禁在阿维尼翁）。
1309—1378年教皇在阿维尼翁的这段历史被称为“阿维尼翁之囚”。整整70年教廷都不在罗马，这件事关系重大。教会本是法治封建社会的中心，教廷所在地不仅经济文化发达，还是天主教神学的基地，当地的思想控制也很严苛。教廷离开罗马意味着政治重心的失衡，它带来很多问题。在英国看来，教皇成为法国的傀儡，英国王室不再听从教廷的调解。英国和法国的冲突持续加剧，最终爆发英法百年战争。这是中世纪欧洲第一次两个大国间的持久冲突，从中更能看出罗马教廷在维系社会秩序方面的重要性。
教廷离开罗马引发的另外一个结果是文艺复兴。意大利原本是天主教神学的基地。教皇离开后，当地的思想控制趋于松弛，意大利城市内出现了比较自由的思想探索，以寻找克服社会危机的方法。后来罗马又选了新教皇，因为要和法国对抗，新教皇支持意大利的思想解放。这使思想探索运动得以继续，并产生广泛的影响。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带动了整个欧洲的思想变化，新思想运动一直扩展到北欧。文艺复兴开始于1350年，在1500年前后结束，持续了150多年。
天主教神学是如何解放思想以应对社会变迁的挑战的？其重心原本一直在希伯来超越视野上，古希腊罗马超越视野只是辅助性的。但新探索把重心放到古希腊罗马超越视野上，亦不会破坏原有的整体结构；再加上意大利城市经济繁荣，思想控制放松，社会思想的重心很自然就转向神学体系所允许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思想家力图通过这一重心的转移来寻找改革的道路。
其实“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词本身就道出了超越视野重心的变化，其拉丁文意思就是“复古”，指的是恢复古希腊罗马精神。古希腊罗马超越视野和希伯来超越视野的最大不同是注重此世，文艺复兴正是思想家从中世纪出世的气氛中走出，开始关心此世的事情，并通过恢复古希腊罗马传统以重拾古希腊的科学。文艺复兴期间，意大利模仿古希腊建立柏拉图学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图：保罗·德尔沃 《火车站 》
为什么人们认为复古可以解决问题？原因是当时的思想家对古罗马的看法和中世纪早期不同。奥古斯丁在撰写《上帝之城》时，深感罗马帝国的危机不可克服，他看到的是古希腊罗马超越视野与希伯来宗教的冲突。经过教皇革命，两者的冲突已被社会忘记。我在第三讲指出，基督教是君士坦丁大帝确立的国教，教会亦是罗马帝国晚期所建立。时至文艺复兴时代，罗马帝国已成为古代美好的回忆，甚至被认为是基督教最辉煌的时期。生活在结合了两种超越视野的天主教文明中的意大利人，可以说是在不违反希伯来宗教的前提下，把思想兴趣的重心转向了古希腊罗马文明。
除了科学认知，古希腊罗马精神和中世纪最大的不同在其文学、艺术和政治领域，文艺复兴正发端于对古代文学艺术的探索，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大多都是散文家，如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伊拉斯谟，他们通过摹写古代散文，以表达对此世生活的关切。由于数学在绘画中的运用，文艺复兴期间的美术成就开始超过古希腊罗马。
注重现实政治构成文艺复兴的另一个面向，作为现代政治学开山之作的《君主论》就是马基雅维利在文艺复兴时期写就的，这也是复古的产物。马基雅维利还写过《论李维》，讲述了罗马政治人物的伟大之处。这些著作中之所以洋溢着现代精神，原因正在于思想家的目光离开希伯来超越视野，转而投向古希腊罗马超越视野，其著述已包含着用认知理性来理解政治的现代精神。
今天一讲到文艺复兴，很多人就会想起达·芬奇（Leonardoda Vinci），他既是画家，也是科学家，其成就似乎涵盖了文艺复兴绝大部分成果。事实上，达·芬奇在生前默默无闻，在死后才被广泛知晓，很多关于达·芬奇科学贡献的说法也不准确。例如，有人说如果达·芬奇的手稿被发现，那么科学革命的发生会提早100多年，这实际上毫无根据。英国作家迈克尔·怀特（Michael White）写过一本关于达·芬奇的书，书名是《列奥那多·达·芬奇：第一个科学家》，他还写过一本牛顿的传记，书名是《最后的炼金术士：牛顿传》。怀特对达·芬奇的定位完全不对。现代科学的本质是用数学发现自然规律，达·芬奇的整个思想里面没有数学，他只是爱好发明。至于把牛顿视为“最后一个炼金术士”就不奇怪了，牛顿思想中本来就是宗教跟科学并存。实际上，文艺复兴涉及科学、文学、艺术和政治等多个领域，很难从中找出一个代表整个运动的人物。
例如，文艺复兴在科学领域的代表是哥白尼，其日心说是科学革命的前奏，哥白尼的学说之所以超越了古希腊的数理天文学，是因为他继承了两大遗产：一是回到了古希腊的日心说，即费罗莱斯的宇宙模型；二是继承伊斯兰天文学对托勒密“曲轴本轮”的批评，立足于纯粹的“均轮—本轮”。这两大遗产均来自文艺复兴的“复古”运动。
在结合两种超越视野的观念系统中，将重心偏向古希腊罗马超越视野能够解决当时的精神危机吗？不能，因为它不能解决教会的腐败问题，也不能响应法律严重不切合社会现实的问题。今天所谓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已包含个人权利、自由意志等现代观念的雏形，都带有文学作品过度解读的性质。
无论是彼特拉克，还是伊拉斯谟，都是想通过追溯古罗马精神来恢复整个天主教文化的活力。但天主教神学是一个高度整合的观念系统，只要不发生二元分离，其中的现代性萌芽不可能成长为现代的观念系统。天主教神学要反对教会腐败，只能通过希伯来超越视野的纯粹化，因此，在文艺复兴接近尾声的时候，即1517年，宗教改革开始了。
宗教改革的本质
宗教改革的方向与文艺复兴完全相反，它无视天主教神学中存在着两种超越视野，直接将古希腊罗马超越视野撇开不谈，专门推进希伯来宗教的纯粹化运动。实际上，奥卡姆的威廉的唯名论把上帝视为无所不能的意志，和理性（确定的规则） 无涉，这已经包含着希伯来超越视野的纯粹化了。在批判教会腐败方面，这一招比转向古希腊罗马超越视野有效得多。宗教改革的象征性事件，就是马丁 ·路德在教堂门口贴出《九十五条论纲》，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基本重复了奥卡姆的威廉的观点。
马丁 ·路德关于宗教改革的主张，源于他在塔楼的经验。在他贴大字报的两年前，即 1515 年，路德在塔楼上面临一个与奥卡姆的威廉相同的问题：碰到一个反复无常、不讲规则的上帝该怎么办？上帝不再是一个慈爱理性的神，通过理性和规则接近上帝是无效的，那么我们怎么认识上帝？如何寻求上帝的救赎？这就是著名的“福音体验”。马丁 ·路德经过这场精神危机以后，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唯有靠信心才能得救，即“唯独信心”。既然上帝是无所不能的意志，人能否得到救赎，实际上是对上帝信心的问题。即便上帝是反复无常的，信徒也要对上帝抱有信心，相信上帝会拯救信徒，如果没有这个信心，就无所谓被拯救了。
第二，得救是神的恩典，即“唯独恩典”。希伯来宗教强调人对外在力量的依赖，人本身则是微不足道的。所以，马丁 ·路德强调得救只能靠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恩，信徒作再多的祷告、礼拜或善事，都是徒劳无功的。当然，上述这些事情信徒还得做，但是能不能得救全在神的意志。
第三，为什么信徒要对神有信心？信徒如何知道神会拯救世人？为什么会有神的恩典？答案不是教会告诉你的，而是上帝通过《圣经》告诉信徒的，即“唯独《圣经》”。
自马丁 ·路德张贴《九十五条论纲》以后，西方天主教社会几乎翻天了，此后 30 年间的两代人全都被搅进宗教改革的旋涡中，希伯来宗教的纯粹化弥散到西方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九十五条论纲》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是因为其切中大一统教会的种种弊病。每一条似乎都是针对教会来的。如果马丁 ·路德是对的，天主教会就变得毫无意义。基督教是一个救赎宗教，救赎要靠上帝。所有信徒组成教会，教会只是末日审判来临前信众中的精英分子管理宗教事务的组织。后来教会变成与上帝沟通的媒介，居然代表上帝制定规条，这违反了基督教的基本价值观念，意味着人的救赎必须依靠社会组织（教会也是一种社会组织）。马丁 ·路德回到基督教的原始信条，指出建立大一统教会本身就是走了偏路。
马丁 ·路德学说之所以产生巨大影响，还在于他倡导信徒自己阅读《圣经》，直接和上帝沟通。《圣经》 一直是拉丁文的，只有传教士才能阅读。于是《圣经》开始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德文版的《圣经》就是马丁 ·路德翻译的。同样是翻译经典，伊斯兰教跟基督教不同。《古兰经》可以被翻译成其他文字，但信众祷告一定要用阿拉伯语， 因为阿拉伯语是上帝的语言，所以伊斯兰教教义不容易导致民族主义。《圣经》被翻译成各种语言是现代民族认同在西方出现的前提。
图：迈克尔索瓦 《搬家 》
马丁 ·路德宗教改革的基本精神，就是希伯来超越视野的纯粹化。但马丁 ·路德并没有把纯粹化贯彻到底，只开了个头，在其后继续推动希伯来宗教纯粹化的，是另一个宗教改革家加尔文（Jean Calvin）。加尔文是法国人，比马丁 ·路德小一代，他在新教里面创立了加尔文宗。马丁 ·路德没有系统性的著作，他除了写大字报，还写过一些小书，但没有出版过专著。加尔文有一本代表性著作——《基督教原理》（Institu- tions），该书出版于 1536 年，将马丁 ·路德的因信称义的精神进一步纯粹化了。
加尔文宗和路德宗推进了希伯来超越视野的纯粹化，它们带来的最重大影响并非促使不同于天主教的新教形成（从此新教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而在于导致希伯来超越视野和古希腊罗马超越视野的分离。两种超越视野原本是结合在一起的，希伯来超越视野在走向纯粹化以后，再也不能与古希腊罗马超越视野相结合，但认知理性的超越视野并未因此消失，它成为与希伯来超越视野分离、并列的存在。也就是说，推动希伯来超越视野纯粹化的新教徒，同时具有两种分离共存的超越视野。从此以后，源于唯名论革命的现代性萌芽在两种分离共存的超越视野中成长起来。正因如此，加尔文宗跟路德宗的不同极为重要。教义不同，孕育现代观念的母体也就不尽相同，这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极为关键，所以我有必要分析一下加尔文宗和路德宗的差别。
从路德到加尔文
加尔文宗和路德宗的差别可以归为三点：第一，路德从“上帝是无所不能的意志”推出“因信称义”，实现救赎的纯粹化。加尔文宗把救赎的纯粹化又往前推进一步，认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在每个人出生以前，神就规定了哪些人得救、哪些人不得救，因为上帝早就料定了每个人在现世的表现，个人在现世做任何事情都与能否得救无关，这叫作“预定论”（Predestination）， 是“他力拯救”的极限状态。马丁 ·路德也强调“他力拯救”，认为人是无能为力的，加尔文宗把这一点推到了极限。
那么，信众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是否会得救呢？谁知道救赎名单的内容？加尔文有个说法，如果某人在名单上面，在他做的事情上就会有所显示。也就是说，如果某人是上帝的选民，他想做的重要事情最终都会成功；如果不成功，就是上帝对他的考验。因此，加尔文宗的信徒有非常坚定的意志， 韦伯称其为召唤（calling）， 即信徒认为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加尔文宗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决不同情穷人，乞丐之所以在街上讨饭，是因为他没有被上帝选中，所以乞丐就算饿死也是活该。
加尔文宗和路德宗的第二个差别是关于教会和国家的关系。路德宗反对大一统教会，不再尊奉天主教教会为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但主张服从国家，路德宗开启了教会和世俗政权关系的新阶段。 加尔文则不然，他认为教会无须服从国家，反而应当积极地使国家基督教化。这一观点也源于基督教大传统，即把教会视为所有信众等待末日审判的组织，只是它再也不是天主教教会，而是新教教会。
加尔文曾在日内瓦掌过权，日内瓦曾一度是新教的罗马。它既然是新教的中心，加尔文宗的教宗自然要掌权。今天我们讲美国宪政和加尔文宗的渊源关系时，最大的挑战是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统治： 那里极为专制，甚至有宗教裁判。有两个加尔文宗信徒信仰不太纯粹，结果被非常残酷地烧死。加尔文宗极度禁欲，取消了很多仪式，以排除任何偶像崇拜；圣母玛利亚也不能例外。据说加尔文宗的教堂里不能用钟。总之，加尔文在日内瓦实行压制言论自由的高度独裁的统治。
这种制度与现代社会南辕北辙，怎么能说加尔文宗是现代社会的起源呢？问题出在哪里？关键是加尔文本人只有希伯来宗教这一重超越视野， 因此加尔文宗就和天主教一样，主张教会这一等待末日审判的社会组织成为政府。如果两重分裂的超越视野共存，社会组织蓝图不可能再是教会。大多数加尔文宗信徒和加尔文不同，具有两个互相分离的超越视野。面对如何组织现世社会的问题，他们只能接受法治。但他们同时都是唯名论者，自然法已变成个人权利，“人类法”则必须被重新界定。由此产生了加尔文宗和路德宗最重要的差别：“人类法”（包括“人订之法”）被视为选民在上帝面前签订的契约。
加尔文宗和路德宗对法律的看法不一样。如前所述，人类法中习惯法和教会法本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唯名论认为唯有个体才是真实存在的，自然法一部分变成个体的权利，另一部分变成自然律。那么人类法中不属于自然法的部分（如国家法律） 又是什么呢？它一度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路德宗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国家法律日后成为立法者的意志，这一观念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兴起极为重要。加尔文宗的回答极具创意：人类法中不属于自然法的部分（如国家法律） 是选民在上帝面前订立的契约，这就是圣约（Covenant）。中世纪西欧是法制封建社会，法治在西方人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契约本是法律的一部分，但从来没有人讲过所有人类法律都是个人间的契约。这与罗马私法中的契约被转化为普遍法律不同，因为它高度强调立约过程。个人（上帝的选民） 在上帝面前立下的誓约（圣约），就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大法——宪法。
在此过程中，个人权利和法律是不相矛盾的。因为个人权利来自自然法，而人类之法中不属于自然法的部分（如国家法律） 又被视为个人在上帝面前立约，两者均出于对上帝的信仰，怎么会有矛盾呢？誓约的本质是具有道德的个人均同意出让其部分权利，服从大家共同制定的基本规则。誓约形成过程已蕴含着“宪法是基于人权之上”这一现代思想。今天学者把洛克的社会契约论视为宪政的基础，其实它来自圣约，这是加尔文宗对现代世界的最大贡献。
图： 瓦尔德格斯·苏伦尼扬茨 《亵渎的神社 》
圣约观念作为美国宪法的起源， 可以从人们津津乐道的“五月花号”的故事看出。“五月花号”是在 1620 年 11 月到达新大陆的。一群新教徒在登陆北美新大陆的时候，其中的男性成员在上帝面前立约（即《五月花号公约》）， 要在这里建立一个自治的政治共同体，作为圣约的《五月花号公约》被视作美国宪法的前身。当时参与立约的人数虽然很少，但其精神本质与日后美国独立时作为一个民族的立宪行为是一致的。
加尔文宗和路德宗的第三个区别极为重要，但为什么西方思想史家不强调这一点呢？我猜有两个原因：第一，也许他们以为人人皆知圣约，不需要多讲，因此加尔文宗对圣约观念的创造性重构被忽略了。大多数中国人不了解个人权利和宪法的关系，他们常问：为什么路德宗国家跟加尔文宗国家完全不一样？中国人对这关键的第三条有特别的感觉。其实只有理解这第三条，才能讲清楚现代民族认同和工具理性、个人权利的关系。在加尔文宗信徒看来，法律是契约，有效的立法必须是所有人一起订立的，所以在这之前要明确何为“我们”；路德宗信徒心中的法律是立法者的意志，立法建国的本质变成明确自己和立法者的关系。这有可能导致两者对民族认同理解的差别。
第二，以往缺少比较的视野。今天我们通过比较各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终于真正理解圣约在现代社会整合中的作用。因为社会整合依赖于法律，圣约把法律等同于个人在上帝面前立约，这也就使法律基于希伯来超越视野 T1。而个人观念立足于两种分离共存的超越视野，这样一来，如果要在终极关怀层面寻找现代社会正当性的基础，它只能来自两种分离共存的超越视野（T3 和 T1）， 这正是我前面经过重新定义的工具理性精神。据此，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结论：现代契约社会虽建立在三大现代价值之上，但如果它要立足于两种超越视野，三大现代价值中必须以工具理性为基础（图 4.7），而不是民族认同。
图4.7 加尔文宗契约社会的正当性
我在第五讲将证明，建立在个人权利、工具理性和民族认同观念之上的应然社会只能是作为民族国家的契约社会，但无法确定这三大观念中哪一个为核心。如果没有圣约观念，当法律是国民公意或立法者（民族国家的代表） 的意志时，民族主义就成为现代价值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国家在建立过程中，有可能会压制个人权利，甚至会导致现代契约社会的畸变。也就是说，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所立足的三大现代价值，必须以工具理性为基础。
宗教战争和现代世界的兴起
随着新教（路德宗和加尔文宗）走向成熟，大一统教会再也不是法治封建社会的整合者，天主教的欧洲迅速分裂为信奉不同教义的社群。路德宗最快征服的是德国人（准确地说是讲德语的社群），特别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道理很简单，相信路德就是反对天主教教会，神圣罗马帝国的王权本来就不强，它由分散的小诸侯国和骑士庄园组成，他们大多对教廷不满。只要诸侯信奉新教，老百姓也就成了新教徒，这是权力高度分散的社会的特点。法国南部的大贵族信奉加尔文宗（胡格诺教派）；英国王室与教皇的关系本来就不好，故而天然地亲和新教。英国王室为了脱离罗马教廷的控制，以新教为样本，建立了英国国教，激进的加尔文宗信徒被称为清教徒。
自此以后，天主教一统欧洲的局面消失了，演变成三种宗教共存的混合状态。随后三种教义迅速在不同地区与世俗国家的权力结合。在马丁 ·路德贴出大字报以后的 40 年间，西方天主教建立的社会秩序开始崩解，不同教派之间的争论迅速发展成残酷的宗教战争。
宗教战争从 1566 年开始，一直到 1648 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Peace of Westphalia）才结束，持续了 80 多年，消耗了整整五代人的精力，这算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残酷的战争。在法国大革命以前，西方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宗教战争。为什么这样讲？第二次世界大战极为残酷，但二战中只有德国和苏联的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 10%。在宗教战争中，所有西方国家的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在 10% 以上。英国损失 10%，法国损失 15%，德国损失 30%，波西米亚居然损失 50%。 如果去看宗教战争的史料，就会发现其残酷程度是今天难以想象的，例如残杀妇女、把小孩子扔到火里。我十分强调事件对观念系统的冲击，如此残酷的战争持续了近百年，它对人类思想的冲击之大可想而知。
为不同的宗教信仰而战导致如此惨痛的现实， 它带来什么结果？这就是蕴含在天主教神学内的现代思想从中脱颖而出。我们今天深感现代性在中国社会成长的艰难， 中国经历了 70 年的漫长革命；西方世界亦有过差不多的经历，这就是宗教战争。宗教战争分属三个战场：第一个战场在尼德兰。1566 年尼德兰起义， 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开始互相大厮杀。在法国城市和荷兰低地一带中，信奉加尔文宗的人最多。尼德兰起义就是荷兰低地的加尔文宗信徒发动的， 中国历史教科书将其定义为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样讲也没有错， 因为那里的商业相当发达，市民数量也最多。但当地人为什么要起义呢？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而是因为加尔文宗信徒要反抗西班牙与天主教的压迫。尼德兰起义主要是为了反抗西班牙，新教的英国就支持尼德兰。我前面讲的莫里斯亲王推动军事理性化、建立现代军队，就发生在这一时期。笛卡尔最早是在尼德兰的军队中担任文职。宗教战争的结果是，尼德兰一半的领土被西班牙占领，另一半领土中的七个省坚持了下来，并发展成最早的“准现代社会”——荷兰。
宗教战争的第二个战场是法国。法国宗教战争也持续了几十年（1562 —1598）， 我在第五讲会讲到， 正是因为这场战争， 法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才变得十分独特，它必须先经过启蒙运动。法国新教徒中加尔文宗信徒特别多，他们亦被称为胡格诺教派，这是加尔文宗的另一个名称，法国国王就信奉新教。法国的宗教战争是在逐个城市中发生的，不像尼德兰宗教战争那样是两军对垒的模式。新教徒杀天主教徒，天主教徒杀新教徒，法国宗教战争异常惨烈，1572 年巴黎圣巴托洛缪大屠杀就是著名的例子。战争持续了 40 年才平定下来，这要归功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他意识到法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法国加尔文宗虽然有很强的实力，但不可能占主导地位。亨利四世最后想了个办法——向教皇忏悔，放弃新教信仰，并回归天主教，教皇也接受了。他随后发布了《南特赦令》（Edict of Nantes），赦免新教徒。所以， 1598 年以后的法国变成一个受到宗教改革洗礼的天主教国家，因此，法国在天主教文明的现代转型中有其独特性和重要性。
第三大战场是德国。德国宗教战争（1618 —1648）要比尼德兰和法国的宗教战争更具破坏性。这场战争虽然是在德国境内展开的，但新教和天主教力量广泛参与其中。法国和西班牙结盟，站在天主教一边（当时法国国王已皈依天主教）。英国和瑞典是支持新教的，它们都参与或支持德国路德宗与天主教的对抗。两边交战 30 多年，战争打得天昏地暗，结果谁也不能把谁吃掉。德国经济衰退得一塌糊涂，欧洲人口减少了 20%。双方最后觉得不能再打下去了，于 1648 年开始了艰难的谈判，并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宣布尊重各国宗教信仰的现状，进而达成表面上不同教派和平共处的局面，但彼时的欧洲已经是满目疮痍、遍地废墟。
图： 瓦尔德格斯·苏伦尼扬茨 《 游行队伍从圣埃特米亚丁教堂出发 》
今天讲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就是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上述说法其实不准确，当时德国王权的权威已经荡然无存，城市凋敝，经济倒退。法国却已经从宗教战争中恢复过来，号称自己是天主教国家，在“建立何种政治秩序”这一新挑战下，走上了绝对君主制的道路。英国虽然接受了新教，但王权又如何与新教提供的正当性相耦合呢？而且英国国教是安立甘宗（Anglicanism），但大多数英国人信奉加尔文宗，是清教徒。国家面临国教与清教的冲突，马上就要爆发革命。西班牙是刚兴起的天主教国家，表面上看是强权国家，但实际上是典型的传统国家，国内没有新教徒，靠美洲的白银体系来维持其军事实力。但天主教能维系一个强大的传统王权的持久存在吗？当时新教徒刚开始移民美洲，“五月花号”抵达北美、成员订下圣约之时，欧洲宗教战争尚未结束。上述国家中真正接近现代社会的只有一个，就是荷兰的七省联合体。但它还不属于民族国家，而是七个省的邦联。
由此说明，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刚被签订时，现代民族国家还没有诞生。但有两个转化已经完成： 一是原有大一统教会主导的社会秩序完全解体，天主教文明被宗教战争彻底摧毁了；二是现代观念走向成熟，并广泛地转化为社会行动。欧洲经济经过 15 世纪的停滞和 16 世纪上半叶的战争摧残，终于在 17 世纪取得突飞猛进，它所依靠的正是新观念的力量。此后，市场经济开始扩张，现代商业越来越强烈地冲击正在瓦解的社会有机体，建立在现代个人之上的军队大大提高了军事效率，它和科技的结合导致战争变得极度残酷。
在宗教战争的废墟上，无论是残存的天主教社会，还是新教社会，都面临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天主教社会必须重整天主教神学，从而为原有的社会制度提供正当性；在新教社会内部，现代价值生气勃勃，但迅速形成的、建立在现代个人之上的各种组织，同样面临整合的问题。被解放出来的科技和市场，必须被纳入一种新的应然社会中，只有如此，脱嵌的市场经济才不会引发社会危机。所以在 17 世纪 40 年代，人类社会正面临往何处去的难题，当时根本看不到方向。
可以这样概括 17 世纪西方碰到的史无前例的挑战：既然在两种分离共存的超越视野之上无法建立有机体，那它们共同指向的应然社会是什么？该应然社会如果存在，它和现代价值有什么关系？它能够容纳一日千里的科技革命和不断摧毁社会有机体的市场经济吗？我们知道，这种建立在现代价值之上的应然社会最终被找到了，也就是现代民族国家。
本文系摘选自《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一书第四讲第5节。为便于阅读，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删减，推文标题为编者所拟，学术讨论请以原文为准。文中部分配图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公众号后台删除。
编校：睿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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