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发生在很多年前，但每次想起来我都觉得好笑——我居然把整台N64塞进背包，拎去同学家的生日派对，就为了让一屋子人围着电视看《No Mercy》里那个著名的低拳击倒动画笑到岔气。那种笑不是“这游戏真有趣”的笑，是“你快看你快看，这角色被打到裆部了”的歇斯底里。然后大家轮流上手，谁输了谁把位置让出来，手柄在汗津津的手里传来传去。
那台机器现在想想其实挺沉的，但我当年完全没感觉。N64的塑料外壳做得特别结实，扔进背包里不怕磕，拿出来摔地上也不怕坏——我甚至怀疑你把它倒过来插卡照样能跑。它没有光驱盖那种一碰就担心断掉的铰链结构，也没有现在主机那种“我是不是该买个支架”的贵重感。它就是一台你能随便拎着走的机器，而我就是那个拎着它到处跑的人。
我那时候可能有点走火入魔。倒不是想炫耀自己有N64，而是真心觉得《时之笛》这种东西，别人不玩就是人生损失。我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热情有点像……怎么说呢，像你发现了一部冷门番，然后疯狂安利给身边每一个朋友，恨不得把DVD塞进对方手里，站在旁边看他看到哪一集才哭。只不过我塞的不是碟，是一整台游戏机。
90年代末到2000年初的游戏机拥有量，跟现在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那时候家里有台游戏机，基本等于你掌握了街坊邻里的娱乐资源。在英国尤其明显——PlayStation到处都是，我叔叔Brian家有一台，我表哥Hashim也有一台，但我家是唯一有N64的。这中间的稀缺性，让我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内容分发节点”。
这事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我自己录《龙珠Z》的录像带，从Cartoon Network频道一集一集翻录下来，然后定期交给我朋友Yass。那种感觉就像在传递某种秘密情报，只不过情报内容是孙悟空变身超级赛亚人。而Yass也是我的N64“客户”——不对，应该说是“接收方”，因为我又没收钱。我把机器硬塞给他的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你只要玩过《时之笛》开头那个德库树的迷宫，你就懂了”。
结果他确实懂了，但懂的跟我预期的不太一样。他卡在了德库树的蛛网那里——就是那个需要从高处跳下来用重力撕破蜘蛛网的经典谜题——怎么都过不去。最后他不得不打电话给我另一个朋友Hass求助。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一个人拿着座机听筒，另一个人对着话筒描述屏幕上的场景，第三个不在现场的人远程指挥。“你跳下去，不是走过去，是跳，跳！”这种解谜效率放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但那时候我们就是这么干的。
我认真想过自己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我这个人一旦对什么东西上头，就很难憋在心里不说。那种兴奋感会溢出来，我需要找人讨论、分享、反复咀嚼。但跟那种“你看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的炫耀不同，我是真的、真诚地觉得对方也会感到同样的冲击。不是“我这有个牛逼的东西你快来羡慕我”，而是“这东西太好了你得亲自试试”。
所以当我的朋友Manish开始跟我辩论《时之笛》和《Hype: The Time Quest》哪个更好的时候，局面其实挺微妙的。他自己在PC上玩的是后者，我玩的是前者，但我们俩都没有碰过对方的游戏。这意味着所有争论都建立在二手描述、杂志截图和想象力的基础上。我们是在学校走廊里、课间休息时、放学路上进行这些讨论的，气势十足，引经据典，但本质上两个人都在对着空气出拳。
这件事我后来专门去核实过。不是开玩笑，我真的在Facebook上给Manish发了消息，问他现在怎么想。他的回答是——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冷静思考之后——《时之笛》更好。我不知道这个结论有多少是出于迟来的公正评价，又有多少是被我当年那股传教士般的热情给泡软了。但我必须承认，二十多年后看到那条回复，我确实感到一种迟来的、完全不必要的满足感。
回到那台机器本身。N64的设计在今天看来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那个三叉戟手柄的形状，第三方的透明鲨鱼造型手柄看起来很酷但手感真的不行，玩《黄金眼》多人对战时大家都会默契地把它留给最后到的那个人。还有吹卡带的习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吹法，有人对着铜触点轻轻吹，有人鼓着腮帮子猛吹一口，好像能把灰尘吓跑似的。游戏说明书在卧室里被当成小说来回翻，有些游戏的说明书厚得像小人书，你能在里面发现一些游戏里根本没注意到的细节。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Snowboard Kids》里的Linda。不是那种“哇这角色设计真棒”的印象，而是一种更微妙的、你在那个年纪对游戏角色产生的模糊好感。你没法跟别人说，因为说出来就显得很奇怪——“嘿，我觉得那个滑雪游戏里的粉头发女生挺可爱的”。但你的死党可能心里也在想同样的事，只是他也不会说。
还有一件我一直记着的事：朋友Andrew家买了PlayStation和《斯派罗》，然后他说那画面比N64“更好”。32位的机器说64位的画面不好，这事我当时真的觉得很荒谬。不是生气，就是一种认知被挑战的困惑。就像有人跟你说2大于4，你本能地觉得不对，但又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反驳。多年后回想起来，这大概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隐约接触到“参数不等于体验”这个概念，只不过当时完全没有能力把它表达出来。
我现在说这些，不是在怀念什么黄金时代。那台机器有它自己的问题，卡带容量限制、某些游戏的帧数、那个摇杆用久了会磨出白色粉末——如果你用过，你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但它的存在方式跟现在的游戏机完全不同。它不会被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它是流动的。它今天在我家，明天在Yass家的电视柜上，后天可能出现在某个生日派对的茶几旁边，连着一台不知道是谁搬来的显像管电视，十几个人挤在屏幕前面轮流握着手柄。
那是一种没有名字的分享经济。不叫“租赁”，不叫“共享设备”，不叫“社交游戏平台”。就是我们几个人之间，靠着一台塑料外壳的机器和一些卡带，建立起的一种默契。你借去玩，玩通关了还回来，或者卡住了打电话问。偶尔会有存档被误删的惨案发生——我曾经因为不小心覆盖了表哥Hashim的《最终幻想VII》存档，然后用“我是哥哥所以这事不是我的错”这种完全不成立的逻辑强行甩锅。他现在大概还记得这事。
所以，是的，我记得把N64借给别人是什么感觉。我记得把它装进背包里的重量，记得它倒过来晃一晃也照样运行的随性，记得看着别人第一次进入《时之笛》开场那个树林时的表情。那时候我可能真的像个分糖果的人，只不过手里的糖果是一台64位主机，而接收方的反馈不是“谢谢”，是“这个迷宫怎么出去”。
三十年过去了，那台机器还在一些人的柜子里吃灰，或者被翻出来接在现在的电视上，画面糊得让人怀疑记忆是不是自带滤镜。但那个带着它四处走的感觉，那个因为一台游戏机而建立起来的、松散又真实的连接感，大概不会再以同样的方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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