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围绕自然保护地内古道能否通行的问题，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乎生态伦理与文化权利的争论。吴必虎教授基于“文化沉积”理论，呼吁尊重民众穿越古道的传统通行权利。而张希武先生则以《国家公园法》和《自然保护区条例》为依据，提出“限制穿越≠阻断传承”的回应，试图以“分区管控、分类施策”来化解争议。
细读 张希武先生文章 ，其观点看似周全，实则经不起推敲。以下从四个维度逐一辨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合法可行的替代方案。
一、法规援引：不科学且不具国际可比性的“纸盾牌”
张希武先生将《国家公园法》和《自然保护区条例》中“核心区禁止进入”的规定视为不可质疑的法律前提。然而，这套法律依据本身就是一座“纸糊的盾牌”。
不科学在于无视历史与现实。中国的自然保护地绝大多数并非“无人荒野”，而是千百年来人与自然共生的产物。吴必虎教授早已指出，中国保护地不同于美国黄石那样的“荒野”，其本身就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层——古道、古村落、传统农耕方式，都是保护地生态文化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将人的活动完全排除，等于割裂了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研究已反复证实，管控下的有限人为活动与完全封禁在生态效果上并无显著差异——既然效果趋同，为何偏要选择最极端的那一种？
云南·茶马古道
不具国际可比性在于分类错位。美国国家公园的“荒野区域”对公众实行许可制开放，日间徒步通常无需任何许可；加拿大国家公园也未采用绝对禁入模式。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国家公园在IUCN分类体系中对应的是Category II（国家公园），其核心使命恰是“在保护的同时为公众提供游憩和精神享受机会”，而非Category Ia（严格自然保护区）的绝对封闭。以Category Ia的标准来管理Category II的国土，本身就是管理哲学上的分类谬误。用一套既不科学也不具国际可比性的法律条文来否定公众的古道通行权，论证效力不言自明。
二、特权逻辑：以“分区管控”之名行“精英准入”之实
张希武先生提出：核心保护区实行“禁公众通行、专业有限准入、数字文脉传承”。这套方案看似科学严谨，实则暴露了赤裸裸的权利不平等。
谁有资格踏入核心区？考古学家可以，生态学家可以，但普通历史爱好者不可以；科考队可以，但一个走遍了世界各地古道游径的国际游客不可以。这种区别对待的依据是什么？是“专业身份”。但专业身份并不等同于文化感知力——一个从未在古道上行走的生态专家，未必比世代生于斯、长于斯的社区居民更懂得古道的文化内涵。所谓“专业有限准入”，实质上是以行政标签划定等级，将文化遗产的体验权垄断在少数特权阶层手中。
云南·茶马古道
“数字文脉传承”是文明的退步。 张希武先生文章 提出让公众通过在线浏览古道影像来实现“文化传承”——这相当于用菜单替代宴席，用地图替代旅途。虚拟现实再逼真，也无法传递石阶的坡度、山风的温度、苔藓的湿度、文化沉积的厚度，更无法复刻那种“念天地之悠悠”的历史感怀。将绝大多数国民隔绝于现场之外，只允许少数特权人物亲临其境——这不是文化传承，而是文化剥夺。
三、功能错置：以“交通之便”否定“体验之需”
张希武先生文章 还有一个颇具迷惑性的论断：古代人走古道是因为交通不便，现代人有了高铁和高速公路，古道的通行功能已然丧失，没必要再走，在线看看就行了。
这是把“交通功能”与“文化体验”混为一谈。古人行走古道，确为生计所迫；但今人行走古道，目的已然不同。当代人进入古道现场，不是为了从A省到B省，而是为了具身体验——为了感知先人跨越山岭的艰辛，为了品味茶马古道商业远距离贸易的坚韧和取经传道的神圣，为了触摸石阶上被千万双脚掌磨出的凹痕，为了在同样的山风中与历史建立情感联结。以“已有高铁”为由否定古道行走的价值，就如同以“已有电子书”为由关闭所有图书馆，以“已有录音”为由取消所有现场音乐会——这是对文化体验本质的彻底无知。
保腾驿道橄榄坡古道马蹄印
“恋地情结”无法在线完成。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早已揭示：人对地方的情感联结，必须通过身体在场、感官参与才能建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遗产“原真性”的检验，也明确要求基于对遗产本体的直接观察与接触。将所有普通国民隔绝在外，让公众满足于二手影像，而让少数专家独享原真体验——这种逻辑若推而广之，故宫不必开放，长城不必攀登，所有文化遗产数字化即可——这正是对文化遗产公共性的彻底取消。
四、科学证伪：“越严格越有效”是管理惰性的遮羞布
张希武先生文章最核心的科学预设是：核心区禁止人类活动，保护效果最好。然而，这一预设已被国际权威研究明确证伪。
2021年发表于国际期刊Ambio的研究（Elleason, Guan, Deng等），基于全球超过19,000个陆地保护区的系统分析，采用人类足迹指数、森林覆盖损失率、动物种群变化等多维指标比较后发现：严格保护区与允许多元人类活动的保护区之间，保护成效差异通常很小且在统计学上不显著。部分研究甚至发现前者成效低于后者。
广元·古蜀道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禁止一切人类活动”并不能带来比“允许有限人类活动”更显著的生态保护效果。禁止游客进入，在科学上没有必要性。
既然严格封禁并不比有限利用更有效，那 张希武先生文章 为何如此执着于“绝对禁止”？答案或许不在科学，而在管理惰性——“一刀切”最省事，开放则意味着要制定规则、控制流量、承担风险。以“绝对保护”为名行“懒政”之实，用公众的文化权利换取管理者的行政安逸——这恰恰是最不应当被美化的治理逻辑。
五、破局之道：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的可行方案
驳斥错误逻辑之后，必须提出建设性方案。事实上，我们无需修改《国家公园法》，只需在法律预留的弹性空间内进行精细化治理，即可实现生态保护与文化体验的双赢。
具体建议：将穿越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的古道及两侧各50米范围划为一般控制区，允许国民依法进入。
这一方案有其坚实的法理基础。《国家公园法》虽然原则上对核心保护区实行严格管理，但同时也授权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划定特定区域、制定专门管理办法。古道作为线性文化遗产，兼具生态廊道与文化线路的双重属性，完全可以通过专项规划进行分区微调。将宽度仅数米的古道本体及两侧各50米（总计约百米宽的廊道）划为一般控制区，既不违背保护核心区生态本底的立法初衷，又精准解决了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现实痛点。
科学上有依据。前文已述，严格封禁并不比有限利用更有效。将古道沿线百米廊道设为一般控制区，仅占核心保护区面积的极小比例。通过预约准入、承载量控制、禁止露营用火、电子围栏管控等精细化管理手段，完全可以将生态影响控制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文化上有需求。这打破了“特权准入”的精英垄断，让普通国民能够亲临其境触摸历史，尊重了文化遗产的公共属性，也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原真性体验的核心要求。
操作上有路径。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国家文物局只需联合出台《穿越自然保护地古道专项管理细则》，勘界立碑明确过渡边界，实行全网实名预约和每日最大承载量限制，联合当地社区担任文化向导——在不修改法律的前提下，完成对古道的活化利用。
结语
张希武先生文章以“自然保护地内千年古道生态保护与文脉传承协同路径探析”为题，试图为“一刀切”封禁辩护。但逐层分析可见：其所依赖的法律依据不科学、不具国际可比性；所推行的分区管控实则制造特权准入；所主张的“在线替代”否认了文化遗产具身体验的原真性规律；所坚守的“禁入更有效”已被国际大样本实证研究证伪——四层论证，层层坍塌。
古道不是专家的专属实验室，不是屏幕上的数字景观，而是祖先留给全体国民的文化血脉。保护生态自然重要，但不应当以牺牲文化遗产的公共性和人民的文化权利为代价。将核心区古道及两侧50米划为一般控制区，在法律上有授权、在科学上有证据、在文化上有需求、在操作上有路径——这才是兼顾绿水青山与文脉赓续的明智之选。
人民的古道，人民应当走得进去。这既是权利，也是文化传承不可替代的方式。
作者 | 吴必虎 DeepSeek
编辑 | 周晴
图源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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