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和朋友聚会时，越来越不知道聊什么了。以前在一起，我喜欢聊聊历史，现在发现连历史也不能聊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心中和口中的历史，已经大大不同，很容易引起分歧和争论。你不和他争论吧，听他在那胡说八道；你争论吧，没有人能说服一个成年人——因为历史本无规律可循，只是角度不同。你在这里举一个事例，心中也明白，总会有反例来推翻你的论点。
并且我们所谈的历史，已经完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了。很多非历史专业人口中的历史，都是“政治历史学”。他口中的那些名词，都是政治历史学的范畴，不是正经的历史学名词。而政治历史学的一切特点，都是给历史加上意识形态的帽子，于是历史变成了政治学的一部分，册封入宫。这样的历史学，本来就脱离了学历史的本意。历史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无规律性，才是历史学研究的本意。人文学科归根到底还是研究人的，试图总结出固定的规律来，本来就是一条值得商榷的路子。你一旦接触更丰富的史料和多元的历史叙述，可能会发现中学阶段所学的历史表述框架，有时难以覆盖所有的历史细节和例外情况，显得不够周延。比如将人类社会发展概括为几个宏观阶段，然后试图套用到所有民族和地区的历史上，有时会让人感到不尽吻合，削足适履。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人类历史毫无规律可言——那又会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我只是说历史是由许多不确定的偶然因素构成的。哪怕一次小小的蝴蝶效应，都会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完全不可预测也难以控制。可偏偏有很多人喜欢在这个框架下看历史。网络上许许多多对历史一知半解甚至道听途说的说法，很多的文学家、经济学家、科学家，甚至许多理工男也来凑热闹，大家一起谈历史。走进书店，琳琅满目的最多的书籍，已经从以前的励志类、成功学、心灵鸡汤变成了历史——当然也是五花八门的历史。
人文学科我都不能称其为科学，因为科学有证伪性：一个定律不管谁来验证，它都有可重复性。而人文学科根本不具备可重复性，哪怕里面只有一个要素一变，结果就有根本性的转向。现在许多穿越剧或平行宇宙的剧情，不都是这样的吗？稍微时间顺序一变，人的行为一变，结果都大相径庭。
试图在历史中寻找规律，不是现代人的发明。中国古人一直试图在做这项工作。孔子编《春秋》，就是试图以礼来总结历史经验，利用历史来教化人——告诉你，没有社会等级制，才是导致国家覆灭的缘由。司马迁则试图通过“性格决定命运”的角度来解释历史走向。司马光则试图警示统治者，通过人治的方式来巩固统治，用于《资治通鉴》。这些其实都是非常主观的角度，没有一个人能真正总结出什么规律来，都是在自说自话。所有的英雄都是造出来的，毋庸置疑。在一个结构性的系统里面，谁都可以在那里做，至于做得怎么样，又跟个人有很大的关系和一时兴趣有很大关系。
所以所有的分析都离不开一句话：系统是复杂的。僵化和没有修复性的系统，才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重大因素。什么礼，什么仁，什么性格，都是在试图压制人性、重塑人性、约束人性。在违背人性的前提下，谈什么进化？人类自然会在这种束缚下产生应激反应。只有社会的各种力量有舒缓、有对冲、有妥协、有正常的沟通渠道，社会才不会发生彻底性的崩塌和翻天覆地的动荡。所以一个好的社会，是一个能流动的社会，是一个能够兼容，并且提供机会的社会，是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反而僵化和高压，肯定会导致反作用力。
554年，西魏大军压境，梁元帝萧绎被困江陵。萧绎在龙光殿，还在继续讲《老子》。在他的理解里，只要讲好个人道德，用道来治理天下，天下就会有大治。可是当城破之时，他悲愤地说：他一生都奉行老子，读书万卷，犹有今日。南唐后主李煜，也是一生好《老子》，生性仁厚，居于深宫之中研习《道德经》。可是到了“最是仓皇辞庙日”，他发现老子也救不了他。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只是他生于乱世，无力挽回颓势而已——实力不允许，不是他人有多残暴、治理得有多邋遢。后蜀的孟昶、北魏孝武帝元修、西魏恭帝拓跋廓……这些人也都并非亡国之君，可为什么亡国了呢？生于乱世，身不由己，在狂风暴雨中颠簸的人，是不看你有没有尧舜之德的。而一个一家独大的王朝，哪怕这个皇帝很差劲，仍然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那些教化和资治的言论，都着眼于君王的个人修养，却从来不注重制度建设。没有一套容错机制，即使是尧舜，也难免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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