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兰，食物与爱｜三明治|三明治|在荷兰|尼德兰|格罗宁根|荷兰语

文 | 阿牧

编辑 | 李梓新

1. 梨园酒家

离格罗宁根市中心步行约15分钟的小巷上开着一家中餐馆，黄底红字的招牌有四块，竖着挂在红砖外墙上，白天并不起眼。晚上只有三块亮着——“园酒家”，十分清晰，还有一个“梨”字，走近了才能在夜色中得以辨认。

往下看是一个玻璃门，黄色的暗光幽幽地映出“Li Garden”的字样。橱窗里放着两个巨大的花瓶，白底红色花果纹，旁边一溜儿红色的蜡烛中间摆着个寿星，乐呵呵的表情和老板的差不多。

老板是温州人。黑色的短发利落得别在耳后，说着一口流利的荷兰语接待川流不息的客人。虽然这是一家中餐馆，但来的多是荷兰人，尤其是晚上。梨园门后首先是一条前廊，摆着一张长凳，供打包的客人休息等待。再往前走，边上有个小门，进去后就是前厅了。前厅只有她一个人，接电话，点单，上菜，打包外卖……有条不紊。

我几乎每去必点的菜是水煮肉片。肉片和着花椒被淋上热油，滋滋地冒着热辣的香味，下面填满了豆芽和生菜，再加上一碗米饭，似乎可以满足一个中国人所需要的全部营养。或者说可以满足我所需要的。我不知道我对水煮肉片的迷恋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断断续续的记忆粗糙地搭成的童年中，可以确定的是父亲经常出差，有时候会带上我一起。也许是从某次去成都开始，他爱上了川菜的麻辣，于是开始大量地在厨房里囤积各种花椒、辣椒、剁椒。他说工作太累了吃不下的时候，辣椒的刺激有利于开胃。祖母并不赞成这套理论，她认为辣椒伤胃，但父亲向来不听她的。

梨园是饭搭子带我来的，她必点的是紫菜蛋汤。我一开始并不很理解为什么有人愿意花6欧喝一碗每个食堂必备的，装在一个巨大的不锈钢桶里、没什么味道的汤。直到老板端着汤碗上桌——大型高脚杯状的不锈钢汤碗里挤满了紫菜和蛋花，切得细碎的小葱和油花一起浮在汤面上——和食堂里的并不一样。

她也不理解为什么我竟然喜欢吃炸香蕉——菜单上最后一道甜点。香蕉切段，沾满面糊，放在油锅里炸得外皮酥脆，热气把里面的香蕉熏得更加软糯香甜，出锅时再撒上一层白白的、薄薄的、凉凉的糖霜——最后一步是荷兰的做法，用的是撒在Oliebol（荷兰炸油球，基本可以看作实心甜甜圈）上的，和冬天的雪相呼应的糖霜。当你看到街边开始出现卖Oliebol的小吃车的时候，大概可以断定，冬天来了。

炸香蕉是我小学的时候在摊子上吃到的，惊艳了我整个童年的一道外来垃圾食品。我妈严格管控，只在每周天晚上逛完超市路过的时候买两根——她自己也爱吃。只是我们家门口的小吃摊没有闲工夫把香蕉切段，而是整根放进油锅里，炸好后夹出来插进一根长长的竹签，最后挤满番茄酱，我常常为摊主担心挤这么多不会赔本吗？担心很快就被裹在面粉里的香蕉烫得蒸发。

和朋友一起吃饭的好处在于可以多加一两道椒麻排骨、宫保鸡丁、沸腾鱼或咕咾肉——列在国人专用菜单上。离开了大陆，川粤美食比起其他菜系总是更能在外乡站稳脚跟。荷兰食客另有一份西方口味融合版，很适合在赶作业的时候打包带走，坐在电脑前快速往嘴里塞。

梨园过两条马路有一家土耳其超市，据饭搭子说老板就是在这家超市买的肉，她亲眼看见老板走了进去，于是也开始去那里买肉。第二年冬天，我去那里买了羊肉。

某天从大风大雨里淋回家，狗一样抖落冲锋衣上的雨水后，我突然很想喝羊汤。全网搜了格罗宁根的餐厅，没发现卖羊汤的，于是决定自己动手。我从没做过羊汤，但小红书总有经验贴，认真学习后，立刻冲向那家土耳其超市。羊肉摊子的小哥非常友好：你想要怎么处理？切条还是切块（cube）？我对“cube”这个单词感到一丝不安，但想着又不是做烤羊排，还是该切块吧。小哥亲切地把整块连骨肉放进了旁边的机器，夸哧夸哧几下，大小差不多的正方体纷纷滚出。没想到他说的cube，原来真的是字面意义上的cube。我一边祈祷骨肉的形状不会对口味造成影响，一边去不远处的中超买了所需的香料、萝卜和香菜。枸杞是我从国内带来的，本打算用来泡茶明目，最终魂归羊汤和各种其他甜汤。

打开锅盖，没有一点我预想的膻味，喝了口汤，虽然清淡，但依然不膻，咬了口肉，确实不膻！一种莫名的成就感随着汤被我喝下。厨房里飘着淡淡的热气，好像把我和外面的严寒隔开了。其实我在荷兰没有真正感到过冷——那种从脚底渗进内脏，或者从内脏散发到全身的冷。

几年前的某个春天，我从医院出来，骑着自行车，浑身发冷，太阳晒在我身上，也是冷的。所有肌肉都在拼命运动产生热量，大概是怕我冻死，于是从浑身发冷变成浑身发抖。

那时我还在国内，是做班主任、也是正式做老师的第一年。小白是班上的住校生。家长会前一天夜里，她和妈妈发了很多短信。第二天6点多开完家长会，她妈妈来了我办公室，告诉我小白说了很多高中生跳楼的事件。中午没来得及吃的盒饭被再次合上。说完话天已经完全黑了。声带像两片风干了的纸，不管我怎么咳嗽都再也发不出人类的声音。饭盒里的菜饭交融在一起、渗出莫名的汤汁，不知道起了什么化学反应，和塑料盒一起散发着令人痛苦的味道。食堂晚餐也早已结束。通常我会等到9.30晚自习结束后回家，但当天我决心立刻离开。

10点左右，学校打来电话，说一个住校的学生不见了，要我赶紧回去找，是小白。匆忙出门离开小区的时候，正有外卖小哥穿着雨披往里跑，见到我十分高兴，孤身行军时看到革命友人一样两眼放光、恨不得冲上来握手。但只是一边看着我大喊“我们都是风雨夜归人！”一边全速前进。当时我又急又怕、来不及品味这句话，也来不及跟他击掌。幸而学生十分安全。保安师傅先找到了她。躲在草丛里哭。哭的是段考成绩。

我那时候常常想黛玉葬花和丽贝卡吃土是同一件事情吗？印第安小朋友被集中在白人建的学校里接受教育，跟她们是一样的命运吗？殖民仅仅存在于国家之间吗？阶级之间可以殖民吗？个体之间可以殖民吗？同一个体可以对自己殖民吗？要求学生将他们的所有倾注在学业上，究竟是教育还是殖民？这些问题中最困扰我的是丽贝卡。她像一阵卷着泥石流的龙卷风在不远处盘旋，让人担心过境后，自己的骸骨里只剩下满口泥和一节大拇指。拉美文学的冲击力或许正来自于它野蛮的生命力。

父亲常常用来恫吓我的未来是去扫大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的具象的未来里多了独自流浪的画面，想来我还是追求自由的。总之，为了不至于落入如此具象的堕落的未来，我愿意做任何事。众多努力中最浓墨重彩的是考取教师编制——大学实习两个月后发现自己最好不要从事的职业：我比学生更盼望放学。但听从家人的建议，或者顺从普世价值观，总是比坚持自我容易。

2. 教育

格罗宁根位于荷兰东北部，离比利时和德国很近。我对外宣称去留学。离开前，当时就职学校的校长好心劝我不要冲动：“等你以后连一碗面都吃不起的时候，会不会后悔呢？”这句话当然不是我们谈话的重点，他给了我很多终身受用的建议。只是这个画面和扫大街、流浪一起，被我编进了恐惧里，不清不楚地阻止我行差踏错。

交杂在这片混沌里面的还有奶奶充满不忍的声音：“小峰死了，累死的。他从小就不定心，工作老是换来换去的。”小峰是和父亲一起长大的堂兄弟。印象里，他过世的时候，我快升初中了。这些话其实没有逻辑关系。但也许她认为，如果小峰能够在一个固定的职位上深耕，便不至于在这个年龄还要像年轻人一样拼命，那就不会这么累，所以也不必死。她说这话的时候，父亲坐在旁边，发出了来自同龄人更加悲伤的慨叹。

这些都是我脑子里的DJ喜欢突然播放的声音——不合时宜地聒噪着。可格罗宁根很安静。它毫不费力地容纳了这些声音。我想这片安静或许部分来源于它的地理位置与气候。

荷兰是一个海边的大平原，填海造城是它扩张的路径。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等现代国际大城市自不必说，阿尔梅勒（Almere），莱斯德（Lelystad），多腾（Dronten）等新城更完全是填海得来的。格罗宁根却不太一样。早在12世纪，它就是荷兰最古老的几个人类栖息地之一。是在现代科技出现之前，大自然为陆地生物提供的避风港，虽然并不避风。北海带来的气流在这里肆无忌惮、毫无阻碍地奔涌。

来格罗宁根之前，我没有意识到风可以这么大。尤其是秋冬。尤其当外乡人强行逆风骑行。风像迎面奔袭而来的瀑布趁我吸气的时候冲进鼻腔。在窒息的短短几豪秒再将我连人带车吹到对面的行车道上。好在对面没车。其实不止对面没车，整条路上都只有我和风。社交媒体上也有其他留子凄惶发声：风把她和车吹倒在了隔离草坪上，旁边就是机动车道。有本地人好奇不解：“风这么大你为什么要骑车？这种天气我骑车还没有我爷爷走路快。”至此之后，我学会了在出门前看风级：6级以上，绝不骑车。

雨就更不必说了，总是和风一起降临。打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伞除了会加大行进阻力或者被风折断以外，绝没有别的用处。雨水将从四面八方砸到你的每一寸身躯，这是确凿无疑的。有的人会戴帽子，更多的人会自然而亲切地让雨降落在任何它们想停驻的地方。荷兰人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We are not made of sugar(我们不是糖做的)！孩子们从小听着这句激励，在自然的狂风暴雨中茁壮成长。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生命都和风雨一样自由狂野。

在这里的第一个冬天我去纹了身，纹身店就在从学校回家的必经之路上。给我纹身的是个非常和蔼的老大爷，头戴红底白色花纹的头巾，健壮得像一座巨石。他并不在乎我要纹的是什么鸟语，或许英语已经够他受的了。只是让我选了一个字体，用纹身专用墨水打了出来，贴在我已经敷过麻药的手臂上。他的手很稳，附在电钻上的针刺进我的皮肤，并没有想象中的冷，只有被麻药迷惑着的灼烧。墨水被细胞吸收，激活了它被另一种文明包裹住的“不服管教”。

祖母总爱夸我听话，我其实并不听话。刚上小学就不写作业，老师问起来我就说是爷爷不让我写的。而真实情况是：我早上出门前才开始写，眼看着要迟到，祖父大手一挥，“别写了，先去上学吧！”

工作后，我没有一点稳定下来的觉悟，直到祖父母找我谈心。

“苦不堪言！”——是我对这次谈话印象最深的四个字。祖母说着把脸埋进了手掌。我不知道她想掩住的究竟是脸还是眼睛。很快，她把头抬了起来，“后来遇到了你爷爷才好起来。”

祖父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生人，祖母比他小五岁。他们经历过的艰难、痛苦、压迫、饥饿早就和他们融为一体。和我未知的恐惧不同，这些是他们的切身经历。我加入祖父母的生活时，他们都已经从学校退休，过得还算不错，但历史的伤痛并没有从此被抚平。我继承着他们在旧世界用以对抗无常与不安的神经反应。那副从上世纪初传下来的眼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被我戴到了自己脸上。我没有发现镜片早已被时间刮花，只是困惑：为什么一切都是那么不清晰。

在一片模糊中，我当上了老师，却根本不明白学生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我搜肠刮肚，从记忆的角落里挖出以前我的老师的姿态，观察周围其他老师的做法，放佛一个刚投入使用的具身AI，不通人性，却十分共情学步的邯郸和效颦的东施。

第一次家长会结束后，有很多家长要找我一对一了解孩子的在校情况。我已经站不动了，两只手撑在栏杆上看着一个妈妈对我哭——她的孩子成绩很好，但高智商的孩子总有些自己的性格与追求。军训的时候中暑，我让他喝点水，他拒绝了。说曾经水中毒，不能喝太多水。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水中毒”，于是打电话向他妈妈了解情况，对面则表示闻所未闻。正式开学没多久，他在座位旁放了两周“培养皿”（装着剩饭的饭盒）想要培养真菌。我本不想阻碍青少年的科学热情，无奈馊饭的味道日益强劲，在我和其他同学的再三要求下，终于进了垃圾桶。

但我依然对他妈妈哭诉的“被其他同学孤立”感到摸不着头脑。在我看来他过得挺好的，后面就站着他好朋友的父亲——也在抹眼泪。也许是我之前哪句话说得不对，引发了两位家长对孩子的怜爱。他们可能也挺失望的，摊上个愣头青班主任，什么都不懂。连安慰的话都不会说。

当然也有我能理解的事，比如学生对流浪猫的热情。他们会自带猫粮，在逗猫的时候被抓伤，然后开心地请半天假去医院打针。

在格罗宁根，我过回了学生生活。像我以前的学生一样，偶尔成为老师们的噩梦。与此同时，我开始尝试用与以前完全相反的态度面对生活。其中一件是学乐器。我从小被告知五音不全，不要浪费时间在音乐上。我决定浪费时间。

马可来自西班牙北部，在荷兰已经生活了11年，以教架子鼓与演出为生。我第一次见到马可的时候，他还拄着一根拐杖。

半年前，在一次骑行中，为了避让突然出现的行人，他自己摔到地上。大腿严重骨折，敲了好几根钢钉固定，术后遵医嘱躺了半年。他那条受伤的腿由于长期不能行动，逐渐肌肉萎缩，瘦了10斤。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他的朋友过来帮他上课，课时费两人平分。

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既敬佩他在发生意外时一瞬间的选择、对这半年痛苦的坦然，又有些震惊于他朋友的仗义。他本人倒是不以为意：这有啥？我对她也很好的。我当然无条件相信。

他的架子鼓教室在一个小剧场里面。旁边不远的超市里有他最爱的牛角包，所以如果是下午的第一节课的话，你会看到他拎着一袋牛角包走进剧院。去得更早一些，你可以看到他罩着一件厚外套，带着耳机，骑着车从街角出现，拐个弯一路滑行到剧院门口。是的，腿好之后他又骑上了自行车。没办法，在荷兰，人是无法离开自行车的。

哪怕是最冷的冬天，他的外套里面都只有一件短袖。光看外表，你无法想象这是个如此细腻的人。但说到底，爱音乐的，就算满脸胡茬，哪有不细腻的呢？当然，马可完全不是胡子拉碴的类型。他的胡子，有着一眼就能看出的，和头发一起精心呵护的造型。

也许是因为他有很多小学生客户，马可总习惯用最简单的方式同人交流：演示。比如哪个动作不对，他会用手机录下来，播放一遍学生的打法，再自己打一遍，让对方自己发现其中区别，一遍遍重复，直到动作正确。这个过程中，没有一丝不耐烦。他身体力行地告诉他的学生们“要和困难做朋友”，这绝非一句空洞的教学口号。

因为他，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可以肯定的是，自己没有他的耐心。同一个问题，如果学生犯错超过三次我就会生气。真是不应该呀！

最后一节课上，我们除了架子鼓之外，还交流了很多。我惊奇地发现原来父母之心是如此相似，竟不受地域影响。本以为西班牙多么浪漫开放，他们的家庭教育想必更加自由平等。但马克却说，“家长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过上他们想要的最好的生活，不是吗？尽管有时候他们不知道边界在哪里，催促你去做一些他们认为好的事情。”就在那一刻，一种类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感受突然降临在我身上：来自西方社会的男性会跟来自东方社会的女性，在某一刻，产生同样的对养育者的感受。

3. 格罗宁根

荷兰人更习惯于称呼自己的国家为尼德兰 (the Netherlands)，而不是荷兰(Holland)。就像英国人很明白英格兰（the England）不能代表英国（the United Kingdom）一样。17世纪是荷兰地区的黄金时代，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等现今隶属于尼德兰的南、北荷兰省的主要城市声名鹊起。于是尼德兰以外的世界认识了荷兰。

所以严格说来，格罗宁根并不属于荷兰，它属于尼德兰。尼德兰，字面意义上指“低地”，听上去像彼得潘住的Never Land。格罗宁根也很像一块Never Land。市政厅外面有一片小森林，我第一次去是为了注册居住身份。

早在接受录取的时候，学校就发来长长的清单，指导国际学生种种行政事项，其中一项是提醒我们要租可以注册地址的房子。住房短缺在近20年逐渐成为尼德兰社会首要问题之一。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日益增长的寿命、更多独居的需求使这个人口密度本就不小的国家不堪重负。

行前会上，负责招生的老师满眼血丝，在恭喜学生们申请成功时就意外地花光了所有的能量，接下来有气无力地宣读了30分钟PPT。结束前有学生提问学校是否能够提供住宿。他突然醒了似的睁大眼睛，过分严肃的眼神通过摄像头映在电脑屏幕上：很遗憾，学校不提供住宿，但你们可以去以下网站寻找房源。另一个老师殷切嘱咐：如果临行前还找不到房子的话就不要来了！去年有学生在学校礼堂打了一个月地铺，依然找不到房子，只好休学回国。

在这儿找房子堪比找工作，房东有绝对的权力。首先是递交申请，详细说明自己何以能够成为一个适合这个房子、房东、室友的完美租客；房东视契合程度或者心情决定是否回复；若有幸收到回复便可以准备面试了；面试过程和结果当然不是租客能够预料的。买房更是严格，其中每每让外乡人张大嘴巴的一环是竞拍——价高者得。

预约是嵌进尼德兰骨血的机制。我在半个月前定好的时间线上抵达，20分钟不到就完成了所有手续，其效率打破了我对欧洲速度的刻板印象。从大门出来，顺路走进那片小森林。这里的夏天并不热，林中更凉。不远处停着一辆巨大的暗红色工程车，穿着荧光工作服的司机随意地走在落满叶子的草地上。落叶并不干枯，踩上去也听不到碎裂的声音。偶尔会看到几颗掉落的橡果，绿油油的，散发着吸引松鼠的气息。

再往北走，有一块很大的城市森林公园——Noordersplantsoen，字面意思是“北方植物”。刚到格罗宁根的时候，我的荷兰语水平只到“Noorden”，于是一直叫它“北公园”。北公园占地约20公顷，里面有大片绿地和湖泊，春天的时候可以看到天鹅带着他们刚出生的毛茸茸的小宝宝们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人类居民则会礼貌地让出社交距离，远远地看着或者拍照，绝不打扰。

狗另当别论。不论春夏秋冬，不论早晚，总有人在遛狗。我很喜欢去北公园偶遇各种各样的狗。有一次几只狗正在一起玩闹，我远远地经过他们，本不想打扰。突然他们几个玩高兴了，一只狗被撞飞，跌跌撞撞稳了几步，还是撞到了我膝盖上。通常来说，长时间盯着别人的狗是不礼貌的，不过这个机会倒是让我可以肆无忌惮地看他。他露出一个尴尬、抱歉、讨好的表情，扭着头看我讪笑。我笑出声来。于是他摇摇尾巴、重振旗鼓杀回刚刚的战场。

在尼德兰，走路和说话的时候不会想家。吃饭的时候会。

每到下午6点左右，就有一个声音在我心里嚎叫：我要回家。这么说话实在羞愧，但确是事实。就像小时候看《武林外传》，有一个叫辛普森的归国华侨，在同福客栈的后院深情地呼唤“My hometown（我的家乡）!”以前只笑他虚伪做作，等有一天自己也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不免感到荒唐。

经历了一长段对母国、母语以及母亲的怀念，我逐渐怀疑，自己怀念的对象仅存在于想象中。就像是中餐，在荷兰的每一顿我都会想，如果是在国内，我要吃什么。早上可以来点儿豆浆、油条、米饼、小笼包、小馄饨、赤豆元宵、煎饼果子……越想越饿，越衬托得手上的面包难以下咽。当然，面包店刚出炉的，腾腾热气包裹着酥脆外皮的牛角包除外。中午、晚上可以吃的就更多了，一年四季各不相同，春天有马兰头，香椿，菊花老，夏天小龙虾吃腻了，过几天就有螃蟹上市，更不用提总能让人得到满足的各式火锅、烧烤、麻辣烫。于是更是越想越饿，越衬托得手上的面包难以下咽。

但要真回了国，这些食物好像又变得平淡了起来，只有等我离开故土，它们才会在回忆中再次香气扑鼻。两次回国之后，我遗憾地告诉自己：我怀念的是一个抽象的家的概念。那时的我，恐怕真的只是另一个辛普森。

后来，每当我想念中餐的时候，就去梨园。去得多了，老板有时候会和我聊聊天。

4. 代际关系

上世纪70年代，她上初中时随家人来了荷兰。最后悔的是当年北京房价还不高的时候，有食客告诉她可以在北京买房，她没买成。现在快退休了，想回国，越想越后悔！

“退休？”我有点吃惊。她看上去才4、50岁，满头黑发，连皱纹都很少。

“是啊，我都60多了。孩子也都长大了。”说起她的儿子，听不出是骄傲还是无奈，“他现在是背包客，环游世界去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欧洲的温州移民逐渐变多，老板一家大概算得上70年代的头一批。那时候流行“三把刀”立足他乡——菜刀、剪刀、剃刀，分别对应餐饮、服装、理发。第一代温州移民从打工开始，也许是从打黑工开始，用勤劳与忍耐为自己和后代建起第一家店。第二代继承这个店，通常精通多种语言，在家里和父母用国语交流，在外面用荷兰语和英语应付世界。第三代更加融入这个社会，也更不会说国语。于是中文学校应运而生。

梨园旁边有一家“纤手发廊”，也是温州人开的。理发师看上去30来岁，待人有礼，剪发利落。他的荷兰语也很好，来客亚洲面孔并不算多。在一众发廊椅中间有一个小火车托马斯的摇摇乐，小朋友们一来就直接坐上去，在感到无聊前，他已经剪好了一颗头。

他的妻子和妈妈经营着后方的按摩馆。中医药材、针灸、按摩馆在格罗宁根并不少见，西方人也逐渐开始接受来自东方的医疗手段，也许是终于受够了医院漫长的等待与歹毒的用药。也有客人在他们Google maps的网站上愤怒留言，抱怨服务态度差。他只是淡淡地回复：很抱歉，我们这里不提供你想要的那种服务。

此生到目前为止，他是我遇到过的最擅长剪高层次中长发的理发师。那时我的头发已经有两三年没剪——但因为是从板寸开始留起的，所以其实并没有多长。

父亲向来不喜我留短发，他说我像“乡村女企业家”，短短6个字，冒犯了三个人群：乡村居民、女性、企业家。但我觉得没什么不好。他不喜欢是他的事。也许我的态度激怒了他，于是更加讨厌我的打扮。反而祖父母对我从来没有外观的建议。小时候，当我第一次瞪大眼睛盯着一个留着超短发的女性时，祖父提醒我注意礼貌，淡定地说，“这叫阿姨叔叔头。” 他们最担心的是我饿着，其次担心我生活不稳定。

关于祖父母，父亲和我说得最多是要我感恩，“他们对你很好”——说这话的时候，眼神轻轻定定地看向一块不知道通往哪里的地方。

他也常常回忆年幼时拉着柴火从白天走到晚上的情景。终于回家坐上了饭桌，把筷子伸向肉片的那一刻，被祖父的筷子打了回去，“那是留给你妈妈吃的。”祖母身体从年轻时就不好。

疲惫的他，严酷的父亲，病弱的母亲组成了他为我讲述的童年一角。成年后，祖父让他应征参军，他坚决不同意，好几年不回家。“但他们对你很好。”也许随着隐秘的羡慕而来的，还有一丝如释重负。

或许是我阅读量有限，我读过的亲情大多是高尚的亲情，资本主义的亲情，上流社会的亲情，很少看到有人去描绘需要和母亲争夺一口肉的亲情。

后来我在格村上学，有段时间流行“胚芽米”，说是保留了大米的重要营养。我想到祖父母，于是网购了一袋获得金奖的大米寄过去。收到之后，她的反应在我意料之外：“这是南梗米，是江南最好吃的米。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第一反应是惊叹于她的见多识广。后来又有点忧伤：我并不知道南梗米是江南最好吃的米。这个对于我来说还挺新奇的好东西，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还可以的食物之一。毕竟这只是“江南”最好吃的米，他们家里大概并不缺一些其他地方最好吃的米或者其他什么吃食。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江南的米未必比其他地方的更好吃。且这个单，是在祖母已经明确告知我：“你爸爸经常给我们送各种吃的，家里米很多，吃不掉。”之后下的。

在不知从何而起的忧伤消散过后，我意识到也许食物对他们来说就等同于爱，这并不是理智的逻辑思考，而是经年形成的肌肉记忆。

5. 非本地居民

可能是看到我不舍的表情，老板邀请我参加几周后的歇业晚宴。晚宴从7.30开始，饭店里的桌子全都拼在了一起，用红丝绒布盖住，组成一条长桌。每隔一段便摆上一座银质烛台，柔和的火光把大家的表情晃得越发朦胧。荷兰语中有个词专门描述这种氛围——Gezellig（与爱的人一起呆在一个温暖舒适的地方的感觉）。我对面坐着一男一女，头发花白，打扮精致，看上去是对讲究生活品味的老夫老妻。虽然后来在闲聊中发现只是一起学习萨尔萨的舞伴。他们告诉我，镇子上的人都舍不得梨园关门，地方报纸还特意刊登了专题报道，挥泪告别这个几十年来为居民提供温暖美食的餐厅。

不知道她的决定是否与当年的大选有关。2023年，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以极右翼、反移民、反伊斯林的政治立场赢得大选，说“震惊欧洲”或许有些夸张，但确实在社会上激起了广泛热议。学校里不乏国际教授，近几年紧缩的移民政策早已让很多人感到不安。维尔德斯，被称为“荷兰的特朗普”，从朴素的民众角度，似乎很难理解他所选择的政治立场。他有部分印尼血统，印尼曾是荷兰的殖民地；他的妻子是匈牙利人，他也常常在国外居住。

种种原因导致他在次年3月宣布放弃竞逐首相。同年5月，此前被维尔德斯提名的迪克·肖夫（Dick Schoof）被任命为新一届政府首相。移民政策毫不留情地右倾。

“我可没什么娱乐时间。移民的时间就是用来工作的，政府早就算好了。他们的智囊团就是做这个的，不是吗？”

帕西莉亚是通过工作签证留在阿姆斯特丹的。从她跳色的装扮和笑容上，你会发现南美的阳光从来没有离开过她。但房租、税收、保险费和苛刻的移民政策让她把自己的时间几乎都献给了工作，所以有时候你在她小麦色的脸上找不到一丝表情。这恐怕是任何意义上的第一代非欧盟移民必须面对的命运。当然，本身资产颇丰，或者选择加入当地家庭的并不在此讨论之列。

她从小跟着祖母长大，她的祖母是大学教授，总是鼓励她去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我一度非常羡慕她，但后来想想，其实我们做了相似的选择，于是羡慕变成了惺惺相惜。但在某一刻，我们还是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所以离开的时候又多了一份不舍。

离开荷兰之前我尽可能地逛遍了当地的博物馆。当时的我还没有听过“入宝山而空回”的说法，但大概正是处于那个境地，于是决定给自己多留下些经历以供日后回忆。

除了外乡人，荷兰遍地是花——长在土里活的，放在水里卖的。市集里各类品种的花更是迷人眼，最不可忽视的是郁金香。郁金香和其他鲜切花不一样的在于，没有根放在水里养着的茎还能不断长高，探头探脑地扩张自己的领地，个子长得和荷兰人一样高。

当今荷兰园艺以郁金香文明。16世纪一个商人从土耳其将这种球茎植物带回尼德兰，由此开启了它金融与艺术交织的命运。17世纪，一株“永远的奥古斯都”的价值相当于阿姆斯特丹运河边的一幢豪宅。而所谓的“永远的奥古斯都”并不永远，它只是染上了一种郁金香碎色病毒（TuBV），并且已经在黄金年代末随着泡沫破碎而灭绝。现在的伦勃朗型郁金香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它乳白色花瓣上烈火般燃烧的红色斜纹的异状生命，平凡地四处开着。

写作感想：

曾经一度十分担心这是一篇无聊的流水账，很感谢李老师的鼓励与专业的写作建议，让我在书写、修改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另一个我更喜欢的视角。希望正在读这篇文字的朋友，可以偶尔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