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烛，是多维、多层次的文化符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象征意义。
一千多年前，李商隐写下“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名句，赋予红烛爱情与忠贞的寓意；一百多年前，闻一多出版他的第一部诗集《红烛》，表达燃烧自己、“创造光明”的赤子情怀。
红烛以“一”驭“多”，由“多”归“一”，恰似闻一多的名字，由“一”推衍，触类旁通。
红烛摇曳，光华灼灼。从清华园意气风发的少年诗人，到大洋彼岸专攻美术的求学青年，从“何妨一下楼”的学界泰斗，到云南大学至公堂拍案而起、以身殉道的民主斗士，闻一多的一生，正像一支燃尽自我、照亮时代的红烛，在岁月长河里凝成永恒的丰碑。
2026年7月15日，是闻一多罹难80周年纪念日，让我们穿越时光隧道，揭开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过往，走进闻一多的红烛人生。
一
红烛，是觉醒的象征，是抗争的号角，是黑暗之中不屈的光芒。
在黄冈市浠水县清泉镇红烛路1号，当年苏东坡与庞安时共游清泉寺，写下《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的故址，坐落着一座由江泽民亲笔题写馆名的闻一多纪念馆。
纪念馆背靠凤栖山，面朝浠水河，荟萃当地“清泉梵响、陆羽茶泉、羲之墨沼、凤顶当空”四大名景，粉墙黛瓦，环境清幽，2001年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步入馆内，闻一多的全身铜像庄严屹立，主展厅里陈列着闻一多的生平事迹、著作、手稿、书画、篆刻及遗物等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多达9件，每一件都仿佛在诉说着他传奇的一生。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驻足展陈前，闻一多为理想、为正义而奋斗的光辉历程，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
1899年11月24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闻一多出生在湖北省蕲水县（今浠水县）巴河镇闻家铺村一个四世同堂的封建地主大家庭。
据《闻氏宗谱》记载，闻一多的祖先是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旁系后裔。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文天祥抗元失败，家族中有人逃到蕲水县，改“文”为“闻”，繁衍生息，闻一多的血脉里流淌着文天祥先祖的基因。
闻一多的祖父闻佐淕，地方乡绅，书香望族，生有四子三女，置有99间青砖瓦房大宅院，还建有专门的藏书轩，为闻一多早年教育提供优渥条件。
闻一多的父亲闻邦本，是闻佐淕的次子，清末秀才，育有五男五女。长子闻家骥，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次子闻家骢，毕业于湖北方言学校法文预科；三子闻家騄，毕业于北京国立工业专门学校；四子闻一多；五子闻家驷，震旦大学肄业，曾赴法留学，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北京艺术专科学校、辅仁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后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闻一多出生时，家里为他起名亦多，族名家骅，考入清华学校时用的名字是闻多。1920年3月，闻一多在学校发起成立讨论与社会改革相关问题的团体“丄社”，该社成员潘光旦、吴泽霖向他建议，在“多”字前加个“一”字，闻一多从此改名。
闻一多的朋友圈很多都是后来大师级别的人物，潘光旦是社会学家、教育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吴泽霖是民族学家、教育家，主持建设全国第一家民族学博物馆——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创立中南民族大学最高学术荣誉奖——吴泽霖教授奖学金。
闻一多5岁进入私塾读书，11岁就读武昌两湖师范学堂附属高等小学校，13岁考入位于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由于父辈中有好几位能写会画，闻一多受到感染，天性喜欢涂鸦，从小对绘画产生浓厚的兴趣。
清华时期，是闻一多美术和文学之路的萌芽期，也是他红烛精神的孕育期。
1911年4月，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创办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1912年10月改称清华学校，学制分中等科和高等科，学生进校学习八年，学费膳费全免，毕业后全部官费送美国留学。今年4月29日，清华大学迎来建校115周年，清华学堂便是它的历史起点。
1912年秋天，闻一多参加清华学校在湖北省举行的招生考试，成绩并不出众，但一篇与自己的姓名有些关联的作文《多闻阙疑》得到考官的垂青，取得在北京复试的资格，最终在录取的鄂籍四名考生中名列第一。入学后，全校42名新生举行分级考试，闻一多中文成绩再次拔得头筹。
闻一多考取清华学校，在他的家族中产生链式反应，后来堂兄闻亦传、堂弟闻亦齐先后考入清华，人称清华“闻氏三兄弟”，在家乡引起不小的震动。这种情形，与黄冈回龙山林家大湾先后参加革命的“林氏三兄弟”（林育南、林育英、林彪）颇有些相似。
闻一多的中文成绩出类拔萃，但英文水平不尽人意。为打好基础，他不得不留一级，1913年重新从中等科一年级读起。
1921年夏天，清华学校已经为应届毕业生出国留学预订了船票，并下发了置装费，毕业前夕因轰动京城的“罢考”事件，包括闻一多在内的29人被留级一年。这样，闻一多在清华学校度过了十年光阴。
清华学校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自1912年到1922年，“各省毕业总数，共555人；各省退学总数，共456人”，其中湖北退学30人，毕业34人，“落伍者与成功者的数目，相差无几”。
闻一多在清华的学业完成得怎样？
1916年起担任清华学校国文教员的赵瑞侯晚年回忆，他一生教过的学生不下万人，但真正让他得意的学生只有四人，即闻一多、罗隆基、浦薛凤、何浩若。
罗隆基是著名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浦薛凤是研究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的学术权威；何浩若是国民党高级官员，1949年赴台后淡出政坛，专门从事教学与研究；闻一多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二
闻一多的红烛精神，始于少年求索与诗意初心。
清华学校重视培养学生的绘画特长，中等科一至三年级均设有图画课，并请来两位美籍女教师授课，颇受闻一多的欢迎。
1915年，美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凿成功，在旧金山举办“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简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湖北黄冈广济（今武穴）的章水泉竹艺——雕花小竹椅和黄冈晒烟（今团风一带），送美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并双获金奖。
1915年6月，清华学校组织“三育”成绩比赛，闻一多“图画冠全级”，其作品也被选送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参展。
闻一多的美术才能，很快受到学校的赏识。1915年11月，学校决定编辑本学年《清华年报》，闻一多被指定为美术编辑，负责设计版面、画插图。此后，他多次担任《清华年报》编辑，也主要负责美术部分。
《清华年报》创刊于1914年，是中国近代高等学校首份英文校史年鉴，配有大量图画、照片，是清华校史的基础性文献，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标杆，近代高校年鉴的样本，也是学生刊物的典范。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清华学校成立一个新社团——“清华美术社”，发起人为闻一多、杨廷宝，美术教师司达尔女士担任导师，会员中有梁启超长子梁思成等，闻一多当选为书记（社长）。
杨廷宝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建筑师，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梁思成则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二人在中国建筑界并称“南杨北梁”。
1919年11月，《清华学报》第5卷第1期发表闻一多的第一篇白话论文《建设的美术》，阐述他对美术的思考，早于他1920年7月在《清华周刊》第191期上发表的第一首新诗《西岸》。
闻一多把美术理解为广义的美术，认为“世界本是一间天然的美术馆”，“文字、音乐、戏剧、雕刻、图画、建筑、工艺都是美感的结晶”，“就是政治、实业、教育、宗教也都含着几层美术的意味”，见解不可谓不独到。
1921年5月，在填报赴美留学志愿时，美术老师司达尔希望闻一多去美术学院深造，闻一多没有犹豫，填报了美国最著名的美术学院之一芝加哥美术学院，成为清华毕业生中第一个攻读美术专业的学生。
“美”作为一种生活观念，贯穿了闻一多的一生。为文一丝不苟，为人认认真真。他建议把武汉罗家山改为珞珈山，至今仍被人们所乐道。
1922年7月，闻一多从上海乘海轮途经日本赴美，日本的美术给闻一多留下深刻印象。他说，“讲人为美，日本的装束，日本的建筑，日本的美术还要好些。”所以他赴美专修美术，不仅仅是个人的兴趣与爱好，也蕴含着社会责任感。
美国各学校之间允许转学，闻一多先后就读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纽约艺术学院三所高校，在芝加哥美术学院获得最优等名誉奖，在科罗拉多大学获得毕业证书，在纽约艺术学院攻读研究生课程时，因提前回国未完成学业。
清华毕业生赴美留学，一般在美国学习五年，获得硕士学位，如果继续攻读博士，则还可以延长，闻一多只读三年，便结束留学生活。
回望闻一多的一生，除了诗人、学者和民主斗士三重身份，还有一个重要身份——美术家。
闻一多留美期间的美术作品流传下来的有多少，不得而知；闻一多美术方面的天赋，在他的三儿子闻立鹏身上得到延续，却为人熟知。
我的案头有两副闻一多的经典肖像，一副是木刻《闻一多像》，一副是油画《红烛颂》。
1946年7月，闻一多被害的消息传到上海，中共地下党员、上海美专学生夏子颐连夜挥刀，创作版画《闻一多像》，以明朗坚定的线条，刻画了闻一多神情沉稳、清瘦倔强、刚正不屈的形象，为明志而蓄的大胡须和叼着的烟斗，为他增添了几分学者的风骨和清贫自守的人格气节，构成闻一多的鲜明特征，叶圣陶称其为“木刻界的杰作”。
1979年，为向新中国成立30周年献礼，著名油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闻立鹏创作油画《红烛颂》。画面上，无数支正在燃烧的红烛，构成激昂、悲壮的场景，闻一多侧身转头，叼着烟斗，蓄着长髯，神情冷峻而自信，在红与黑、动与静的强烈对比中，让人感受到他内心的力量与思想的深邃，极具辨识度和感染力。
烟斗和胡子是闻一多的标志。闻一多爱烟，抗战时期生活困顿，他抽不起纸烟，改抽旱烟，烟斗成为战时清贫生活的见证。胡子是在联大师生南下昆明的途中蓄下来的，他誓言，日寇一天不赶出中国，他一天不剃胡子。抗战打了八年，闻一多的胡子也蓄了八年。
三
红烛，不仅是闻一多笔下的诗歌意象，象征对祖国的炽热之情和对祖国新生的深情祝愿，也是他心中的精神信仰和他一生奉献与牺牲的真实写照。
清华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社会参与能力的培养，在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中，闻一多在美术、辩论、演说、戏剧、文学等方面的特长不断得到鼓励和训练，为后来展示各种才华奠定基础。
1919年1月，清华学校“直隶本校”的“清华新剧社”成立，闻一多以副社长身份兼任编演部总经理。
有一个很有趣的小“剧情”，京剧大师梅兰芳在北京最大的剧院观看过闻一多编演的《是可忍》《得其所哉》两部戏，而闻一多从未看过梅兰芳演的戏。
五四运动爆发时，身在清华、心怀理想的闻一多热血沸腾，积极投身其中，奔走呼号，表现出崇高的爱国热情。
5月4日当晚，闻一多从进城返校的同学那里得知白天的消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挥笔写下岳飞的《满江红》词，表达驱逐外寇、收复河山的悲愤心情。
5月7日，清华学校第一个自发组成的学生领导机构“清华学生代表团”成立，闻一多担任中文书记，参与起草重要文献。
6月16日，闻一多被选为清华学生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负责编辑学联日刊，用文字发出青年一代的爱国强音。
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历来是政治家的摇篮。闻一多在“五四”洪流中虽然崭露头角，却不是公开的领袖，而是“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
他在致父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养育学生，岁靡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无论是爱情与忠贞的见证，还是喜庆与吉祥的寓意，也无论是希望与光明的寄托，还是奉献与牺牲的象征，红烛总以其独特的方式，传递着人世间最真挚的情感与追求。
自1920年发表首新诗《西岸》，闻一多认准新诗的发展方向，频频发力，新作迭现，虽尚未将“红烛”作为精神符号，却已然拥有烛火一般纯粹热烈的品性。
闻一多写新诗态度极为严肃，始终把诗当作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反对无病呻吟，强调“诗最好是用血肉来写，用整个生命来写”，“可以不作就不作”。尽管从总体上讲，闻一多的诗并不多，但质量上乘，掷地作金石声，因而饮誉当时文坛，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21年11月，一批后来在中国文坛各领风骚的年轻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闻一多被选为书记，成员包括梁实秋、吴文藻等人，梁启超还应邀为文学社作系列讲演。
梁实秋是著名散文家、翻译家，中国独译《莎士比亚全集》第一人；吴文藻是著名社会学家、教育家，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最早倡导者，妻子为著名作家谢冰心。
海轮在太平洋上经过17天航行，1922年8月1日，闻一多在美国西北端华盛顿州港口城市西雅图登岸，8月7日抵达密歇根湖南端的著名都市芝加哥。
一个月后，在万里之遥的大洋彼岸，闻一多写下一首《太阳吟》，表达对祖国的无限思念，诗中写道：
太阳啊——神速的金乌——太阳！
让我骑着你每日绕行地球一周，
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
想象奇特，感情浓烈，语言华丽，表现了闻一多早期诗歌充满幻想的浪漫主义基调。
1924年9月，闻一多转入纽约艺术学院，本来是为了继续学画，不料兴趣却转移到戏剧方面。
纽约是世界公认的戏剧之都，从百老汇的不夜大道到郊区的晚餐剧院，无处不弥漫着浓郁的戏剧氛围。
闻一多在纽约认识几位学戏剧的中国朋友，其中还有一位湖北老乡——后来成为戏剧教育家、理论家的余上沅，他们打算排几出戏，把中国戏剧介绍到美国。闻一多是学美术的，正好负责舞台设计与服装制作。
戏剧在当时的中国还太受待见，这些生活在大洋彼岸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文化可以唤醒国民，艺术也同样可以救赎山河，戏剧不仅可以作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还可以作为民众教育的重要手段。
共同的兴趣和相同的认知，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一场“国剧运动”就此展开。
1924年12月，余上沅编写的英文古装剧《此恨绵绵》（又名《长恨歌》《杨贵妃》）在纽约国际学舍礼堂公演，中国戏剧第一次介绍到美国，闻一多的美术才能在这场演出中得到充分发挥，动人的故事和亮眼的服装道具，受到美国观众的一致好评。
1925年3月，不甘落后的波士顿中国留学生，也赶排了梁实秋翻译的英文古装剧《琵琶记》，闻一多在公演前还专程赶到波士顿，亲手给谢冰心化妆。
四
闻一多的红烛初心，奠基于清华校园，形成于留美时期。
1922年12月20日，芝加哥美术学院放寒假，闻一多身处异域，亲身感受种族偏见与文化隔阂，祖国积贫积弱的现实，更加让他忧心。
孤独与思念交织，苦闷与愤慨相融，万千思绪化作笔下诗句，短短5个昼夜，闻一多一口气写下50首诗，又整理清华时期和国外创作的一些作品，分作《序诗》《李白篇》《雨夜篇》《青春篇》《孤雁篇》《红豆篇》6个部分，共103首，汇编成诗集《红烛》。
12月26日，美国民众沉浸在圣诞节的欢乐中时，闻一多将《红烛》寄回国内，由梁实秋代理出版，经郭沫若向上海泰东图书局推荐，1923年9月问世。
《红烛》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国外创作的思乡诗，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为祖国的进步事业献身精神，是贯穿全书的主题。
序诗《红烛》是整部诗集的灵魂，也是闻一多一生的生命宣言：
红烛啊！
这样的红烛！
诗人啊！
吐出你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颜色？
——《红烛》
贴切的比喻，形象的语句，流火喷石般的激情，洋溢着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和气息。
1925年3月，闻一多决定提前回国，离愁国恨、一腔悲愤涌向笔端，化作组诗《七子之歌》，将香港、澳门、台湾等7处被割让的国土，比作祖国母亲分离的7个孩子，唱出国家之痛、赤子之心、统一之盼。
闻一多回到国内，正赶上五卅运动。他将《七子之歌》交《现代评论》提前发表，很快在同胞中“激起敌忾”。
《七子之歌》并未收录于闻一多著名诗集《红烛》《死水》，所以长期不为人所知。随着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七子之歌》走进大众视野。
闻一多回国后，先后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北京大学、吴淞政治大学、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之后诗兴不再，潜心学问，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和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斗争。
《死水》中的诗多写于闻一多回国之后，在国外对祖国的热切期盼与归国之后所见到的景象形成巨大反差，相比《红烛》，《死水》沉郁顿挫、理性凝练，淡化了浪漫主义色彩，表现了现实主义的坚实力量。
作为诗人，给音节、辞藻、章句戴上“镣铐”，提倡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是闻一多对新诗发展的重大贡献。《死水》虽然只有28首诗，但意义巨大，影响深远，集中体现了他的新诗格律化主张，成为新月派格律诗的典范，闻一多也因此和徐志摩并称为新月派最具代表性的诗人。
作为学者，为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世的文化药方，闻一多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重大成就。他从唐诗入手，不断向古代典籍钻探，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等古籍的考证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被郭沫若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作为民主战士，闻一多拒绝国民党给他的官位和拉拢，1944年9月，经罗隆基、吴晗介绍，秘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全身心投入民主运动。他告别书斋生活，多次发表演讲，抗议国民党的独裁，谴责包围解放区，还亲自主持一二·一惨案四烈士的葬礼，为烈士墓题写碑文。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以30万大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同时对民主人士进行大逮捕和大屠杀。
7月11日，民主战士、中国第三大政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惨遭暗杀。
7月15日上午，昆明学联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本来不准备发言的闻一多，即席发表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傍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倒在祖国的大地上。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底梦，
烧沸世人底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红烛》
红烛生来便是为了燃烧。流泪不是软弱，而是热忱；燃尽身体不是消亡，而是牺牲。
红烛无言，精神有声。闻一多的红烛人生，不仅燃在民国风雨飘摇的岁月里，燃在民族危亡的征程上，也燃在后世每一个心怀家国之人的心中。
（作者李青松：黄冈市政协文史专员、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黄冈科技职业学院兼职教授）
来源：湖北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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