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之死：奉公锦江四十六年后，她倒在一场感冒里，身后却留下两样特别交代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六日，北京。
那个把锦江一手办起来、又在一九五一年把它奉公的人，走完了九十八岁的一生。她不是倒在什么惊天动地的大病上，最后拖垮她的，偏偏是一场老人最怕的小感冒。
小病入院，没再出来。
她这一生，最不缺的就是硬仗。
幼年生在上海贫苦人家，十三岁被卖入青楼。后来碰见夏之时，她给这门婚事开过三个条件：不做小、要读书、要一同办家也办事。这个女子，一开口就不是认命的路数。
婚后不久，她随夏之时东渡日本，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那时她年纪轻，眼界却已打开。她后来最看重的“女子要先经济独立”，种子就是那几年埋下的。
可日子没按她设想的路走。
回到四川后，她一点点看清，丈夫并不是她早先以为的那种新式人物。家里旧规矩重，重男轻女也重。等到矛盾逼到孩子身上，她终于带着四个女儿离开四川，回到上海，和夏之时分居，后来正式离婚。
她把尊严保住了。
上海的路，更难。
她办过工厂，也遭过战乱和破产。一九三五年前后，锦江川菜馆、锦江茶室先后办起来。做生意只是表面，里头还藏着另一层身份：接待进步人士，掩护地下工作，传递消息，印刷材料。锦江后来能成名，不只因为菜好、地方体面，还因为它在风雨里站过队。
新中国成立后，她把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产业交了出来。一九五一年，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并入新组建的锦江饭店。她后来回忆那时的心思，很直白：革命成功了，还有很多事可做，不怕没事做，就怕做不来。
这就是她的脾气。
可到了晚年，她最放不下的，还是两样东西：旧人，和旧事。
她和邓颖超相识于艰难年月。往后许多年，遇到事，能说上话、能懂她心思的人，越来越少。邓颖超去世后，董竹君受的打击很深。家里人发现，她发呆的时候多了，话少了，人也慢慢沉下去。
她手边常留着几样纪念物。那不是普通摆件，是旧交情留下的痕迹。旧人一个个走了，她像站在原地，目送一个时代退场。
她更安静了。
一九九七年，她的自传《我的一个世纪》出版。四十多万字，写完了，像把一生的账都理完了。那一年，香港回归，她在电视上看见那个场面，心里是亮过一下的。可亮过之后，又慢慢静下来。
这一年春天，她接受电视采访，谈得最多的还是妇女问题。
她说自己是苦出身，从小住在贫民区，见惯了穷苦。她不是后来才装出关心妇女的样子，而是从早年受过的苦里，一步一步长出来的认识。她对人生也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随遇而安。
可白天说得再平静，夜里却未必真能安稳。她晚年睡得越来越少，常常半夜醒来。灯一亮，旧事就一件件回来：青楼、东渡、离家、创业、牢狱、孩子们，还有夏之时。
这个人，她到老也没忘净。
他们年轻时喜欢一支外国歌，《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
多年以后，人散了，事尽了，她偏偏把这支曲子留到了身后。这个安排，不是临时起意。那里面有她年轻时逃出火坑的影子，也有她一生最深的一段纠葛。
入冬后，她患了感冒。家里人不敢大意，赶紧送医。老人感冒，最怕反复。住院期间，她见到了《我的一个世纪》的样书。那本书捧在手里，分量很沉。她摸着封面，看着围在床边的子孙，脸上还是有光。
像是终于交卷了。
十二月六日，她没能再挺过去。
几天后，报上登出消息：政协第二至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著名民主爱国人士、我国早期女企业家董竹君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八岁。
她身后留下两样特别交代。
一是墓碑上写三句话：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二是追悼会上放《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
这三句话，像把她一生钉死了。
十三岁被卖，她没低头；婚姻走不下去，她转身就走；事业毁过，她再起；锦江奉公，她不恋财；晚年为恢复锦江旧史奔走，她九十多岁还不肯停。别人求圆满，她求的是不改。
追悼会那天，乐声响起。
那支《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在厅里一遍遍回旋。她一生送走了太多人，到了最后，连自己也像那朵留到最后的花。可她不是被风吹落的，她是把该做的事做完了，自己把门关上了。
北京冬天的风，从灵堂门口掠过去。曲子还在放，黑白照片里的董竹君微微侧着脸，像又把那一生硬硬地站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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