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健

近年来，英国政局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且深具破坏性的高频更迭态势，唐宁街10号的黑色大门仿佛成了一部冷酷的“旋转门”，英国政治也似乎陷入“首相上任即死局”的无解循环。6月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他也因此成为过去十年间第六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这一惊人首相轮替频率可能反映出，英国社会已经陷入了一场全方位、多维度的危机状态。

事实上，斯塔默政府的结局是可以预见的。英国经济长期受困于生产率低下、通胀高企、“脱欧”后遗症等多重打击，斯塔默上台之初曾承诺通过刺激增长来解决财政问题，但在实际操作中，国家预算面临着巨大的结构性“黑洞”。任何试图改善公共服务的举措都需要资金，但在高昂的国家债务和低迷的经济发展动力面前，斯塔默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上完全丧失了腾挪的空间，最终难以为继。

经济的停滞直接引发社会民生领域的危机：持续的生活成本危机让普通英国家庭的实际收入大幅缩水，医疗服务体系处于崩溃边缘，住房短缺问题日益严峻，民众对政府保障基本民生的能力丧失信心；合法移民数量激增与非法跨海难民源源不断，极大地触动了英国本土民众的敏感神经。更为严重的是，长期的资源分配不均与文化融合失利，导致不同族裔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移民问题不再仅仅是经济或法律问题，而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关乎身份认同和文化安全的高烈度政治冲突。

在工党内部，逼迫斯塔默辞职或被视为一种党派的“政治自救”行为，具有丰富地方管理经验的政治实力派人物安迪·伯纳姆被党内不少人视为拯救工党的“未来选择”。伯纳姆之所以能够逆势获得竞选胜利，是因为他敏锐地察觉到传统党派标签正在沦为沉重的政治“负资产”，英国选民对建制派政党充满了极度的厌恶与不信任。因此，他刻意淡化了工党色彩，极大地加强了个人化叙事，才得以成功在英格兰北部地区聚合了一个跨越传统阶级、以地域利益为核心的利益联盟。换言之，伯纳姆的胜利恰恰证明了工党传统政治路线的失败。

而从其施政策略看，伯纳姆的地方政治根基高度依赖于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和强势的行政干预，一旦他试图将这套模式推向国家宏观层面，很可能会立刻撞上国家财政官僚体系的“铜墙铁壁”以及国际债券市场的严厉审视。被寄予厚望的伯纳姆能否成为解决英国世纪难题的答案，仍有待观察。

斯塔默的辞职不仅宣告了英国中左翼温和政治路线的失败，更意味着英国原本脆弱的政治生态将可能被进一步撕裂。在这场动荡中，最为深远且最具破坏性的影响在于，工党的执政瘫痪局面为极右翼政党的进一步崛起、社会政策的进一步激进化提供了土壤。当传统的中右翼（保守党）和中左翼（工党）政党轮流执政都无法解决经济停滞、民生凋敝和移民失控等核心痛点时，选民的耐心将被彻底耗尽，其自然会将目光投向那些提供简单、极端政治和经济解决方案的政治势力。目前看来，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可能已经成功利用公众对通胀高企、就业难题的不满与对治安恶化、“文化入侵”的恐惧，迅速收割政治筹码。传统主流政党的瘫痪不仅让诸如改革党之类的右翼政党在选举中斩获大量席位，更严重的是，极右翼政治势力的激进议程正在反向绑架主流政治，导致整个国家的政治光谱不可逆转地向极端化方向迈进。

纵观历史，英国的政治与文化传统素来强调妥协政治、渐进改良和实用主义。英国也曾被认为是现代西方政党政治和代议制民主的起源地，“威斯敏斯特体系”曾是许多国家效仿的标杆，但如今的英国社会已被无数个利益碎片割裂，政党常常需要依靠操弄情绪而非提供解决方案来维系权力，整个国家难以形成有效的社会共识与共同的社会基础。在如今现实世界的巨大压力、社交媒体的信息茧房和身份政治的推波助澜下，传统英国政治文化中的宽容与温和正在逐渐被激烈的对立乃至冲突取代，英国政治和社会的未来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英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