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眼皮发跳。早上打开网页，朱先生去世的消息遍布网上，走得不寂寞，许多人念着他，这一生也就值了。第一个念头，就是从电脑硬盘里找出一篇旧文，2008年6月6日在先生《走出中世纪二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大体反映了我对先生的尊重和理解。借此发表，以沉痛悼念先我而去的老友，“最后的经学史家”。

王家范识于2012年3月11日清晨

谢谢，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诚情邀请。朱先生的文字，先前陆陆续续读过不少，《二集》里有几篇文章早些也读过。朱先生的文字没话说，天下第一流，好读，我也一直很喜欢读。这不用我多加宣传。但也得实话实说，例如关于章太炎的，特别涉及考证，读起来就费劲。这不是朱先生的错，文字一样鲜活蹦跳，而是因为我缺乏相关的知识，互动困难，只能是外行看热闹。朱先生的新书还来不及系统读。一年一度答辩忙季，真是够折腾人的，何况已经齿颓目昏，不胜负荷，回家就想睡觉，实在没有时间静心下来，好好消化，好好思考。所以，一度非常犹豫，来还是不来?

复旦大学出版社决心要好好地宣传一下朱先生的新书，我很感动。说明他们对学者的创造非常尊重，对学术的标志性成果格外地爱惜。有些出版商，出书像是给你恩赐，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过后就无情义可言。其实，朱先生，朱先生的书，都不用费力宣传，天下何人不识君?“粉丝”,我不敢说他比易中天、钱文忠的就多，但在“识字”的学人里，他有许多崇拜者，有许多真诚的读者。他们不狂不躁，笃学好思，都是为求真知而不招自来的。

不少朋友都说朱先生“傲”。我说，骄傲也要有本钱。不是什么人都骄傲得起来，能骄傲出君子相，能给人一种审美的愉悦。例如朱先生拿着这两本书，就敢于骄傲地说：“这是我的书。”大家心里都明白，今天出版书的数量，老式算盘的速度是跟不上了。但若认真地问一下，有多少人能心不虚、脸不红地说“这是我的书”?我看一大半没这个底气。汇编、主编、拼凑、复制、克隆的不说，一样的料，生拌、热炒、清蒸、红烧、油炸、铁板烧……说课题重复、快速制造、追求规模(俗称砖头),已经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大公害，决非危言耸听。至于内容陈旧呆板，陈述格式几十年不变，文字了无生趣，假若还有些货色，我也愿意硬着头皮读，但毕竟有些痛苦。可惜这样的东西，也得细心挑，看书名，有时会上当。

我和朱先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平日往来甚少，一年也难得碰面一二次。但先生的印象早已刻在心上。我说，他首先是有个性，有激情，有独见。六十年来，学术界最缺的是什么?个性。个性是一种生气。没有个性的，你看一定是萎靡猥琐，做人缺乏张力，从内容到表述都死气沉沉。说是严肃规范，实是内心有一种恐惧，恐惧越轨失范，小心翼翼，对着别人的本子说话，拿别人的语言当自己的语言。现在很奇怪，有些人简直像不会说话，要说就像旧日的某报“社论”,六十年不变，连口头语言也不会说。什么叫有个性，有生气?道人之所未道，言人所不敢言，不走高速公路，专事探险辟蹊径，不袭陈言，务去腐朽。说来有些心酸，在我们经历的年代，这样有个性的人，能侥幸存活下来的极少。朱先生是属于顽强坚持存活下来，活得越来越潇洒的一个。所以，也显得珍贵。

最早听说朱先生出了一本新书，书名叫《走出中世纪》,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告诉我的人说，书是从明中叶说起，内里还有资本主义萌芽一类话语，我不自然地起些反感：那么早?在我以为，恐怕今天也不能说已经“走出中世纪”!后来把书买来，认真读了一遍，发现大不然。这次读《二集》,更觉得能接受的比不能接受的多得多，亲切感大大被强化。中国文字的妙处，就是一字多义，词组也是这样，用时行的话叫作有张力。你看，一个“走出中世纪”的书名，可以包含准备走出、开始走出、正在走出、走出了一大半以及已经走出等等意思，甚至还包括应该走出、必须走出这样的作者价值倾向的显示。朱先生的意思是什么?必须认真读完全书，才能领悟。若读得不细，恐怕说出来的体会，朱先生还未必认可呢。

“必须走出中世纪”,这是我和朱先生这样一代学人从早年读书时就本能涌动、不可抑制的学术冲动，或者叫思想情结也可以。至少在我，假如不是因为这个，大概我就不会这么认真读书写作了。一生的经历，围绕于斯，困惑于斯。我知道，比我们年轻一代的，更年轻的，这样的情结就淡了。我的一些老学生，指老三届，常常笑话我：你老还这样忧国忧民，我们都不这样了!我只能苦笑，说：这就叫作死不改悔。我想朱先生也是。

这二三十年，学术界有大毛病，也有许多不可小视的收获。中间有两点对我触动比较大。第一个，对新旧的对立与更替，脑子不能死板。进步与退步、先进与落后，也是这样，要辩证。这方面，《二集》有许多精彩的发挥，需要慢慢消化。“走出中世纪”,或者说告别中世纪，决不等于要把中世纪的一切有用的财富、特别是精神财富完全丢进粪坑，来个脱胎换骨式的改造。这不可能。硬要这样，肯定是一种灾难。同样，在我们之前虽然已经有许多既成的“走出”模式，但任何国家或民族的“走出”,历史都不是完全割断的，有渐无顿，有中生有，而不是无中生有，硬装榫头。因此所谓“现代化”的种种因素，一定是从旧的母体里孕育成长、曲折积累的，其中包括不断地“试错”。“自改革”假如是指这个，我以为是天下公理，概莫能外。

第二个，不能不承认，中国的“走出中世纪”有难度，有许多世界上其他国家不曾有过的、或者不那么严重的困难。思想文化是朱先生的绝活，他关心的也都是那些文化人。我从朱先生的书里，更体会到中国的文化人不乏智慧，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就算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整肃那么厉害，在下面，在心底里，也不是死气沉沉。现在明清的文集容易读到了，好些“二三流”的文人，议论的水平不低，洪亮吉说的“人口律”,别人也早说过。还有中国人搞活经济的本事也很大，从来不缺乏算计，不缺乏利润的冲动，市场繁荣是不难创造的。明末清初江南破坏得那么厉害，但经济复苏、市场繁荣也快得很。那么难在哪里?朱先生说是“体制”,这是杀到要害上了。但进一步追问，“体制”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老打不破?我觉得，“百代多行秦政治”,这句话还是大实话，有深刻性。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人口越养越多，怎么管才不致乱?两千年来，就是被这个管法困住了。吕思勉先生一生都在研究制度史，他得出的一个定律，就是官越来越多；官不可靠，有腐败，有二心，于是管官的官也越来越多。这么多的官得老百姓养，越养越多；养官越多，越要发展经济，经济越发展，官的胃口也越大。官依靠这种体制生存，就越离不开这种体制。中国历代政府的财政要求，我看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比得上。我一直在搜寻下层生活的资料，也非常关心帝国财政的研究。千变万变，不管盛世不盛世，中国的老百姓对政府的负担从来都不轻，附带说没有权力的地主、商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的财税负担也不轻。只有贪官的日子总是好过的，连灾荒也是他们捞钱的机会。只有遇到整肃才倒霉。但贪官总是侥幸于不被整肃，因为那么大的地方，那么多的官，那么复杂的操作程序，利害与共，整肃不容易，网可吞舟。我有一种感觉，这种形而下的研究成果，是很可以为朱先生的形而上研究垫底的。朱先生不专搞经济史，但敏感程度很高，例如对雍正养廉银改革就能一眼看到底。但先生对麦迪逊的欣赏，我不敢苟同。近一二百年还可能，再之前，一两千年里，计算中国的GDP,神仙也做不到。我劝朱先生，你别信他的数据，那是胡扯。

凌乱地扯上这些，算表示我的态度认真。应试成绩如何，准备不充分，我自知好不到哪里去。再次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邀请，谢谢朱先生送的书。

原刊2012年3月18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