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被认为亲华的日本外交官离奇去世，事件加速了日本侵华，究竟他是否真的亲华呢？
1907年深秋的保定军校操场上，一阵凉风卷起尘土。年轻的学员蒋介石忍不住皱眉，抬头对讲授《兵制概要》的日本教官低声反问：“佐分利先生，中国真如尘土般松散吗？”教官愣了愣，笑而未答，却在当天傍晚把一本写着自己姓名的介绍信塞进蒋的行囊——那封信几个月后为蒋争取到游学东京的机会。两人的缘分，由此埋下。
这位在讲台上谈笑风生的教官，就是后来被称作“亲华派”的日本外务省官僚佐分利贞男。留学欧洲回国后，他投身外务省，被上司币原喜重郎视作推行“经济协调外交”的合适人选。1910年代末，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削弱了列强传统的炮舰政治，经济条款与法理游戏成为控制殖民地的新手段。日本也要顺势换档，军部却不买账，外务省与参谋本部的龃龉日渐公开。
1925年春，北京的关税会议摆在台面上。中国代表团高举“关税自主”旗帜，日本代表团则由佐分利出面打太极：表面支持改革，实则坚持“等级税率”，把主要商品分档管理，既示好北京，又不松口实利。会场气氛僵到极点，一位美国代表私下嘀咕：“这位日本人，笑得比谁都温和，手却最紧。”佐分利听见，只是鞠了一躬，轻声答道：“各国利益，本应在秤上称量。”
真正考验在两年后。1927年3月南京陷入兵荒马乱，英美战舰开始炮击。日舰“天龙”号已昂首列阵，舰长请求炮令。东京参谋本部电报只有一句：“自行判断”。佐分利连夜赶到码头，拦住准备开火的军官：“若你们今夜开炮，明日的谈判席就没有日本的位置。”对方沉默良久，还是收回命令。枪炮声依旧在长江对岸轰鸣，但日舰保持了克制。这一幕让蒋介石记在心里，他后来对幕僚说：“那个人是与吾同窗之师，尚存几分情面。”
然而，情面挡不住军部的步伐。济南惨案爆发，田中义一内阁为军部站台。舆论转而指责外务省畏缩软弱，“协调外交”几乎成了笑柄。币原下台后，佐分利被外放南京，名义上做驻华公使，实则离开东京权力中枢。1929年6月，国民政府宣布发起“改订新约”运动，要求废除治外法权与恢复关税自主。蒋介石派王正廷与佐分利接洽，希望利用旧日师生关系打开僵局。佐分利迅速递交国书，初步意向稿甚至同意撤销部分领事裁判权，似乎一切皆有可能。
就在谈判胶着的11月，佐分利回国报告。29日上午，他独自现身箱根旅馆，命侍者送入睡衣与笔墨。傍晚房门被敲开，侍者惊见他倒卧榻旁，胸口一把短刃，血迹尚温。警方很快定性为“忧郁症自裁”。东京各报次日翻印公文，同一套措辞，没有一家提军部意见。币原听到噩耗，只说了四个字：“不出所料。”当晚，外务省灯火通明，年轻官员们被口头告知——对华“新约”事宜暂缓。
时间推到1930年春，新任公使带来大相径庭的指令：在关税上只给象征性让步，所有治外法权留待“将来讨论”。不久，关东军在辽东刺探铁路，内阁默许。回望佐分利留下的未签字稿，人们才意识到那份看似温和的文本仅是日本整体对华策略的一种手段：先以法理和经济锁定再配合武力推进。佐分利本人并非真正“亲华”，他只是在旧体系里试图延缓冲突，以免招致过度干涉，保护外务省的话语权。
他的死因究竟是抑郁、压力还是另有黑手？档案无解，传言散见。可以肯定的是，自那以后，日本外务省再无官员公开挑战军部节奏，中日之间短暂的谈判窗口也随箱根血迹一起封存。几年后炮声席卷华北，人们再提起佐分利，多半只剩一句模棱两可的评价：“他对中国似乎不坏，却从未站在中国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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