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乾清宫
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明穆宗朱载坖第三子。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年号万历，庙号神宗，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即位之初，在内阁首辅张居正如师如父地辅佐下，推行万历新政，扭转嘉靖、隆庆朝国库空虚、吏治腐败的颓势，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亲政之初，仍能励精图治，继续实施新政的核心国策，但却薄情寡义，削去张居正生前所有官爵，查抄其家产。后因国本之争，长期避居深宫，不再临朝听政。虽然依旧动用皇权，组织历史上著名的万历三大征，维护了国家统一，但因怠于政事，致使朝堂党争四起，关外强敌崛起，大明王朝由盛转衰。明史定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一、幼冲即位，罢免首辅
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十七日，朱翊钧出生在京师裕王府，是时为裕王朱载坖的第三子。嘉靖四十五年（1566），朱载坖被册立为太子。当年十二月十四日，嘉靖帝罹患重病。驾崩于乾清宫。十二月二十六日，皇太子朱载坖即皇帝位于皇极殿，改元隆庆。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六岁的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其生母李氏母以子贵，晋升为贵妃。朱载坖有四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早亡。四子朱翊镠与朱翊钧同为身世卑微的侍女李氏所生。隆庆帝任命东阁大学士张居正等一批博学之士辅导太子朱翊钧读书。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颇严。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
朱翊钧生母李贵妃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二日，宫中传出隆庆帝病危的消息。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乾清宫。隆庆帝坐在寝宫东偏室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十岁的太子朱翊钧立在御榻右边。隆庆帝握着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天下累先生”。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 “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掩泪而出。第二天，隆庆帝崩于乾清宫。帝师高拱与朱载坖师生情深。他在文渊阁内阁大堂喊了一声：“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流露出对隆庆帝去世的悲伤和主少国疑的担忧。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
皇太子朱翊钧像
按照隆庆帝的遗诏，首辅高拱是外廷排名最靠前的顾命大臣；而内廷自然是司礼监太监冯保。冯保此人知书达礼，又喜爱琴棋书画，很有涵养，颇受隆庆帝喜爱，任其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但冯保与高拱的关系紧张。此前，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掌印。冯保利用皇权更迭之机，通过一道遗诏，驱走了孟冲，自己由秉笔太监晋升为掌印太监。疾恶如仇的高拱授意工科都给事中程文等人弹劾冯保，被李太后搁置。内阁次辅张居正与高拱同为翰林院出身。两人本是志同道合的好友，都有着经天纬地的才华与改革救国的抱负。他表面上是支持高拱，而实际上却与冯保关系密切，早就觊觎首辅之位预谋赶走高拱。
紫禁城养心门
张居正与冯保两人心照不宣，结成了最隐秘的政治同盟。张居正将高拱的“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这句话告知了冯保。冯保添油加醋后向李太后和小皇帝汇报，“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虽然字句差不多，但意思却大不相同，在李太后耳朵里，这句话的意思变成十岁的太子怎么有资格治理天下，孤儿寡母听了这句话后大惊失色。秉性耿直的高拱仗着先帝的托孤和皇帝的年幼，想要收回司礼监代皇帝批红的权力。张居正表面同意联名上奏，而私下告知冯保。冯保向李太后哭诉，说高拱擅权，不可容忍。太后点头称是。六月十六日，高拱像往常一样参加朝会，刚到会极门外就被冯保拦住，当场向他宣读了一道懿旨: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令回籍闲住，不准停留！
司礼监冯保为《清明上河图》题跋
二、太岳辅政，如父如师
从隆庆驾崩到高拱被罢官，前后不过二十来天，曾经不可一世的高拱就这样被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算计，灰溜溜地打包回乡了。高拱一走，高仪惊得呕血三日而亡。张居正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内阁首辅，冯保以司礼监掌印太监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成为大明王朝实际的“内相”，地位与内阁首辅平起平坐。自此， 李太后掌皇权、张居正管外朝、冯保控内廷的“权力铁三角” 正式成型，三人各司其职又互相牵制。所有奏章先由张居正“票拟”，再呈李太后“批红”，交司礼监冯保加盖皇帝“览讫”印章。张居正不仅是帝国的实际掌舵人，更是小皇帝最严厉的老师。有一次小皇帝读《论语》把“色勃如也”念成了“色背如也”。张居正“啪”地一声放下手里的书，厉声纠正：“陛下念错了！是色勃如也”！这一嗓子，把十岁的朱翊钧吓得一哆嗦，手里的书都差点掉在地上。
内阁首辅高拱像
事后，李太后还特意把儿子叫到慈宁宫，板着脸让他跪了半个时辰，问：“你知道错了吗？要是让张先生知道你还这么不用心，以后谁还肯帮你管着大明”？小皇帝哭着点头认错，心里却第一次觉得，这位“相父”比亲爹还吓人。从小陪伴朱翊钧长大的太监冯保，既是太后的眼线，也是张居正的盟友。小皇帝一有过错，他就禀告李太后以处罚。按照张居正的安排，朱翊钧一旬之中仅逢三、六、九日早朝，其它时间让他攻读圣贤经传。除早朝外，每天于太阳初出，朱翊钧就驾临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少息片刻后，再读史书。至午饭时始返回宫内。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朱翊钧对张居正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
紫禁城慈宁宫
万历元年（1573），针对当时明王朝存在的弊端，在李太后的全力支持下，张居正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推出了著名的“考成法”，三级州府县官吏全部纳入考核，将地方赋税、治理情况与官员升迁、罢黜直接挂钩，一扫官吏怠惰推诿的风气。万历八年（1580）九月，为纠正田制混乱，使田亩与税粮挂钩，增加国库收入，在福建试点成功后，张居正在全国全面实施“一条鞭法”，就是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这样大大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税款。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以增加财政收入。至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清丈全国隐匿土地一百四十余万顷，国库积银高达四百余万两，彻底扭转了常年财政赤字的窘境。
福州于山
三、清算反制，倒张驱冯
万历皇帝刚登基的前几年，他看张居正的眼神，是敬畏与依赖交织的。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气场极强，朝堂之上说一不二，百官不敢反驳。他对万历皇帝严苛管教，居高临下，少了几分臣子谦卑，多了几分权臣威严。但随着李太后的归政，逐渐长大的朱翊钧发现了张居正的另一面。他要求皇帝节俭，自己却极度奢侈。张家府邸装修得富丽堂皇，堪比皇宫；吃饭山珍海味摆满一桌还感叹无从下筷；家中姬妾成群，良田万顷。张居正要求皇帝轻车简从，自己出行却坐着三十二人抬的巨型大轿，轿里卧室客厅一应俱全，侍从前呼后拥，排场大到离谱。他痛斥同僚结党营私，却从六部到内阁，甚至皇帝身边的老师，全都安插自己的门生。原来，这十年来教自己“克己复礼”的圣人，自己却活得像个皇帝。明神宗的敬畏开始变质为愤怒。
张居正像
万历十年（1582）六月，首辅张居正病将不起。他向神宗帝举荐礼部尚书潘晟入阁。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年仅58岁。朱翊钧为之辍朝三日，亲赐“上柱国”、谥号“文忠”，甚至追授为“太师”。这是明朝二百年文臣从未有过的殊荣，并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从此，神宗帝乾坤独断，全面亲政，他任张四维为首辅，礼部尚书潘晟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但潘晟未上任就被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神宗帝即命潘晟致仕返乡，张居正失宠的迹象已现了。十二月初八，江西道御史李植上疏弹劾冯保，神宗在圣旨上批示：“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竽考付托，效劳日久，故从宽着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随后下令查抄冯保家产，发配到南京明孝陵种菜。言官开始将矛头直接指向张居正。
南京明孝陵
不久，高拱临终前写的《病榻遗言》四卷刊刻后在京广为流传。书中记述张居正勾结冯保阴夺首辅之位的经过，大骂张居正“又做师婆又做鬼，吹笛捏眼打鼓弄琵琶”。《病榻遗言》吹响了清算张居正的号角。万历十二年（1584）五月，有大臣控告张居正“不法”，明神宗下令锦衣卫查抄荆州城外的张府，八十余口老小被锁在府中，十余口人活活饿死，搜出黄金数万两、白银十多万两。张居正长子张敬修不堪酷刑被迫承认父亲贪污，并写下绝笔后自缢身亡。只给张居正八十岁的老母留下一所空宅和十顷薄田。当年八月，朱翊钧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管制言官，蒙蔽我聪明。专权乱政，欺骗主上忘恩负义，谋划国家不忠。本会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且免去全部法追论”。
湖北荆州——张居正故居
四、国本之争，遥控治国
朱翊钧发泄了对张居正的十年积怨后，不久就陷入长达十五年的国本之争。自古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明朝国本之争是指明神宗册立太子的争议。自万历六年（1578）明神宗册封皇后王氏、昭妃刘氏后，均无子嗣。李太后侍女李氏偶然被神宗临幸一次，于万历九年（1582）八月生下一男孩，取名朱常洛，是朱翊钧的长子。李氏被封为恭妃。万历十四年（1586），朱翊钧宠妃郑氏生子朱常洵。进封为皇贵妃，地位跃居王恭妃之上。明神宗给了郑贵妃只有皇后或者太子生母才能享受各种超规格待遇，展现出“废长立幼”的意图，遭到了满朝文官的反对，他们们纷纷上书请求恪守祖制，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定国本。皇权与文官集团就此爆发激烈对峙，一场旷日持久的朝堂纷争拉开序幕。
紫禁城奉天殿
面对朝臣的据理力争，万历帝干脆放弃朝会形式，回避和文官当面争执，最后索性不出宫门，沉湎于酒色之中。虽然最终在李太后的干预下，朱翊钧还是册立了朱常洛为太子，但他还是用“罢朝”的方式，宣泄自己对此事的不满。自万历十七年（1589）开始，明神宗三十年不上朝，不再出席经筵、日讲、郊祀等，甚至万历二十三年（1595）李太后寿辰，亦以患病为由仅遣两皇子代为祭天祝寿。他依托明朝的集权制度遥控治国。凡不欲施行之奏本，即以朱圈代批，谓之“留中”。凡欲施行之奏本，通过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六科抄发完成流程后颁发。《万历会计录》显示，万历中期国家财政收入反较张居正时代增长了12%，这证明其始终将决策权紧紧地攥在自己手中，政治操控力未失，遥控能力并未衰减。
皇太子朱常洛像
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蒙古降将哱拜在宁夏发动叛乱，占领了宁夏并攻占了长城沿线的多个要塞。万历皇帝任命辽东名将李如松为宁夏总兵，平定哱拜叛乱，收复宁夏，哱拜被诛，大明西北重归安定。同年4月，日本太政大臣丰臣秀吉下令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等率领二十五万日军跨过朝鲜海峡，在釜山、庆州一线登陆，侵略朝鲜，意图通过朝鲜进军大明。日军迅速占领了朝鲜八道中的七道，朝鲜国王李昖请求大明援助，朱翊钧基于大明与朝鲜的宗主关系以及朝鲜对于大明安全的重要性，下令派兵救援。于是，长达七年的万历援朝战争爆发。在李如松、麻贵等明军将领的指挥下，日军败退后撤回日本。这场战争迫使日本锁国蛰伏近三百年，奠定了明末清初东亚地缘的安全框架。
辽东名将李如松像
万历二十六年（1598），播州土司杨应龙发动叛乱，攻占了四川、贵州、湖广的多个屯堡和城镇。消息传到北京，万历帝大为震怒。长期以来，明廷就要解决西南地区土司割据问题，然而由于地理条件复杂，大军征讨困难。杨应龙的叛乱为朝廷提供了机会。万历帝任命都御史李化龙兼任兵部侍郎，率领刘綎、麻贵、陈璘、董一元等名将合力征讨杨应龙。万历二十八年（1600）二月，明军分八路进发，每路约三万人，进行合围攻击。至六月，明军攻入播州，杨应龙自焚而死，播州之乱平息。战后，朝廷将播州划分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和贵州两省管辖，并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此后西南地区再无叛乱。
播州土司城堡——海龙屯（第五批国保）
五、后金崛起，含恨离世
就在朱翊钧先后组织“万历三大征”之际，明朝国力逐渐衰竭，辽东后金迅速崛起。努尔哈赤完成建州女真各部的统一，先后吞并了与之相邻的海西女真哈达、辉发和乌拉三部，整合了黄、白、红、蓝四旗，建立了女真族兵民交融、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创建大金汗国，史称后金。万历四十六年﹙1618﹚二月，努尔哈赤祭祖告天，宣布了“七大恨”的讨明檄文，正式将战争矛头直接指向了大明帝国。当年四月，努尔哈赤一举攻占明朝的边陲重镇抚顺，辽东总兵张承胤战死。努尔哈赤已成为明廷的心头之患。万历帝决定在辽东萨尔浒地区打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彻底消灭后金政权。
清太宗努尔哈赤像
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朱翊钧起用杨镐为兵部右侍郎，命其出任辽东经略，诏赐尚方剑，率军十一万大军，兵分四路，分进合击，合力围攻赫图阿拉城。萨尔浒战役双方动用的总兵力近二十多万人，是明朝中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努尔哈赤采取“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在萨尔浒地区打了一场歼灭战。四路明军三路被歼，丧师九万。萨尔浒大战以明军大败后金全胜而结束。萨尔浒之战是后金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明朝在东北的统治逐渐瓦解，后金的战略态势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消息传到明都，举朝震骇，万历帝下令将杨镐逮入诏狱，任命兵部侍郎熊廷弼代任辽东经略，主持辽东抗金大计。一场长达二十五的辽东战争拉开了序幕。
辽东战争萨尔浒之战纪念亭
万历三大征耗费白银超千万两，耗尽明朝中后期国库储备。而辽东战争每年约需银四百余万两。面对国库巨额透支，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明神宗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开始了。这加剧了土地兼并与底层百姓负担，催生明末流民浪潮与农民起义。东林党朝臣借机多次联名上书痛陈矿税弊害，恳请裁撤矿监税使，被万历贬谪、罢官、下狱；齐楚浙三党多迎合皇帝，阻挠罢除矿税，朝廷党争愈演愈烈。内外交困的明神宗久居深宫过着“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的生活，情绪低落，愁眉不展。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朱翊钧驾崩，终年56岁，庙号神宗，葬北京天寿山明十三陵之定陵。传位皇太子朱常洛，是为明光宗。
明十三陵——定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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