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敲门的时候，我正在帮母亲择豆角。门铃响了很久，母亲没动，手指在豆角上摩挲着，直到外面喊了声“姐”，她才慢慢站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六年了。

我跟着母亲去开门，看见舅舅站在门口。他瘦了很多，西装挂在身上空荡荡的，但眼睛很亮。母亲看了他几秒，什么也没说，只是侧身让他进来。舅舅没有立刻进屋，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双手递过来。母亲不接，他就那么举着，手臂有些抖。

那个下午很安静。阳光从纱窗漏进来，照在豆角上，泛着青白的光。舅舅坐在老沙发上，母亲坐在对面，两个人中间隔着那封信。母亲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家里没什么好菜。”舅舅摇头，说吃过了。其实我知道他没吃，他西装袖口的扣子掉了一颗，露出的衬衫领子也磨得发白。

六年前舅舅的厂子倒了。那天晚上他来我们家，坐在现在坐的同一个位置，双手抱着头。我躲在门后，看见他的肩膀在抖。后来亲戚们来过几回，再后来电话也少了。母亲却开始频繁地去银行，把存折拿出来，又放回去，最后在一个雨天出了门，回来时拿着一张回执单。

那三十万是我和母亲全部的积蓄。父亲走得早，钱是母亲在服装厂做工、在夜市摆摊一点一点攒的，原本说要给我付首付。我知道这件事是半年后，母亲带我去看房，却在中介门口停住了，说再等等。那年我二十五岁，在公司的格子间里加班到深夜，偶尔想起那笔钱，心里会有些发紧，但从来没问过母亲。

舅舅走后，亲戚们都说母亲傻。“三十万扔水里还能听个响。”三姨在电话里叹气。母亲只是嗯了一声，继续择她的豆角。我发现她开始接一些零活，给小区里的老人做饭，一天五十块，做了两年。她的手指关节越来越粗，是风湿，她说是洗菜洗的。

舅舅在沙发上坐了半小时，信封始终放在茶几上。他站起来要走的时候，母亲忽然说：“把豆角带回去，你小时候爱吃。”舅舅愣住，眼眶红了。他快步走进厨房，我看见他背对着母亲，肩膀起伏了几下，回来时手里攥着一把豆角，声音哑着说：“姐，我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舅舅那六年是怎么过来的。他在外地从头做起，开了一个小作坊，生产一种机械零件。第一年睡在机器旁边，冬天没有暖气，脚上长了冻疮。第三年接了第一个大单，交货前一晚设备出了故障，他一个人修到天亮。第五年作坊变成了厂子，第六年他在行业里站稳了脚跟。

那信封里是一张房产证，母亲曾经带我去看过的那个小区，三楼，朝南，阳台很大。舅舅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证留下，就像母亲当年什么也没说，只是把钱汇过去。

母亲站在阳台，手里捏着房产证，看着楼下舅舅的车开走。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忽然转过身来，对我说：“晚上吃豆角焖面吧。”

那天晚上母亲多盛了半碗饭，吃完后去厨房洗碗，水龙头开了很久。我站在门口，看见她靠在灶台边，眼泪一滴一滴掉在水池里，没发出一点声音。

客厅的茶几上，房产证旁边压着一张纸条，舅舅的字迹很用力：“姐，豆角我种了半亩，明年给你送来。”

那个信封我一直留着，夹在母亲的老相册里。有时候翻出来看，上面还有舅舅手心的温度，潮潮的，像那个雨天母亲从银行回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