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默的下台暴露出一个难堪现实：英国已无力承担乌克兰战争。他的工党继任者将面临这样一种局面：对英国而言，最现实的选择或许是与特朗普保持一致，推动结束这场冲突。基尔·斯塔默爵士于本周一顺势辞去工党领袖职务，也因此卸任英国首相。
这场辞职酝酿已久。尽管斯塔默在2024年7月带领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但到2025年9月，在一系列政策转向和危机应对失当之后，他已被称为有民调以来最不受欢迎的首相。工党在5月地方选举中丢掉大量地方议会席位后，迅速推动其下台。
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预计将在工党内部领导人选举后出任首相。由于工党仍在议会中占多数，仍有权组建政府。伯纳姆很快就会发现，他没有足够的钱去修复公共服务、将国防开支翻倍，同时继续为一场无法取胜的乌克兰战争提供资金。
他还将面临一场艰难斗争：如何说服党内相信，在政治和财政层面，与特朗普政府一道推动欧洲和平，才是正确做法。直到6月17日，伯纳姆还不是议会议员。
但在一名在任议员让出席位后，他在随后的补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伯纳姆曾在托尼·布莱尔政府中担任内阁大臣，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工党政治人物，也被视为最有能力对抗迅速崛起的右翼改革党的人选。
过去9年里，伯纳姆一直远离英国一线政坛，在曼彻斯特积累了“能办事、接地气”的声誉，而这恰恰是斯塔默似乎欠缺的特质。如果想压制改革党的势头，伯纳姆必须重建公众对政府的信心，让民众相信政府正在改善普通英国人的生活。
眼下，英国仍面临持续上升的移民潮、生活成本危机和刀具犯罪蔓延等问题。亨利·诺瓦克遇害后，一度伴随暴力的街头抗议，正是这种社会局势的缩影。
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经济增长疲弱、国家债务已达国内生产总值94%的情况下，找到推动真正变革所需的资金。一个显而易见的着手点，是英国在保守党和工党政府时期都采取的、对乌克兰代理人战争“开空白支票”式的支持。迄今为止，这项支持已花费290亿美元，即218亿英镑。
这笔钱听上去或许并不占政府支出的很大比例。但斯塔默政府此前试图削减规模小得多的50亿英镑福利开支时，就遭遇强烈阻力，最终不得不放弃。当预算紧张到不得不考虑削减老年人的冬季取暖补贴时，继续把数十亿英镑投入一场遥远的战争，就更难自圆其说。
从理性和现实主义角度看，与特朗普政府保持一致、共同施压推动和平解决方案，本应是合理选择。但问题在于，工党以及伯纳姆本人都不喜欢唐纳德·特朗普。比如在2025年，这位被视为可能出任首相的人就曾指责特朗普“给世界带来不稳定”。
斯塔默内阁中有不少大臣多年来都曾批评特朗普，其中一人甚至称他是一个“令人厌恶、可悲又渺小的人”。让双边关系更加复杂的，还有斯塔默任命彼得·曼德尔森勋爵出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
就这一点而言，斯塔默也并非毫无努力。他曾试图弥合裂痕。英国国王5月访问华盛顿，是少有的亮点之一，凸显了美英之间牢固的联系。英国在美国对伊朗战争问题上的支持反复摇摆，给双边关系蒙上阴影。而在乌克兰政策上，斯塔默与这位美国总统的分歧最为明显。
特朗普过去和现在都敢于指出一些有关乌克兰局势的刺耳现实，也就是乌克兰无法打赢对俄战争；而斯塔默则始终坚信最终能够取胜。特朗普曾在阿拉斯加会见弗拉基米尔·普京，并与其多次通话；而基尔·斯塔默在两年首相任内，一次也没有与普京通话。
特朗普曾试图搭建俄乌和平协议的基本框架；而斯塔默则断然拒绝了其中的关键内容，即在领土让步这一复杂问题上的安排。这样的例子很多，而且都难称高明。斯塔默让自己成为特朗普推动结束乌克兰战争努力中的主要障碍之一，并与持相同立场的欧洲国家站在一起。
但伯纳姆很快会发现，英国必须作出取舍。他不可能一边修复本国破败的公共服务，一边将国防开支翻倍，同时继续支持一场无法取胜的乌克兰战争。这笔账无论如何都算不过来。他还应当意识到，改革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与特朗普关系密切，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论国内政策挑战。这显然正在普通选民中引发共鸣。
在其大部分外交生涯中，欧洲同行经常讥讽英国与美国关系过于紧密，认为这削弱了欧洲团结。然而眼下，英国与美国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却几乎南辕北辙。英国既已脱离欧盟，伯纳姆一旦上台，将拥有一个短暂的机会窗口，出于欧洲和平的需要重新向美国靠拢。
英国国内政治走势表明，这样做或许既能帮助他在法拉奇来势汹汹的挑战下重建工党的支持率，也能带来急需的财政节省。不过，工党根本不会喜欢这个想法的可能性很高。伯纳姆的蜜月期，或许会和他上台的过程一样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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