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些印度人在社交媒体上将“士农工商”职业说成“中国的种姓制度”，在全球互联网沦为了笑料，国内也为此引发了一些相关讨论。
其中有些评论谈及了一个话题：“当年黄巢消灭了门阀贵族，从而让我们免于印度这样的种姓制度”，然而这个说法是很荒谬的。
在一开始，我就要提出最关键的论点：黄巢起义军当年的打击对象，即隋唐时代的门阀世家制度，也比印度种姓制度先进两千年以上。将门阀制度与种姓制度相提并论，是对中国古代文明水平的严重贬低。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种姓制度。种姓制度，并不是单纯的贵族制度或单纯的奴隶制度，比较严谨的定义是“以职业为基础的族内通婚制度”。印度的种姓制度又称“瓦尔纳制度”，是以“婆罗门”为中心，划分出很多以职业为基础的种姓，各个种姓群体依照自身所居住的地区不同又划分成许多的“次种姓”，次种姓的人群再依照所在部落的不同而形成“聚落种姓”，最后聚落种姓再分成行，每个氏族的行都不能同外氏族的行通婚。
简单来说，种姓制度的最基本特征就在于将“族群”与“职业”高度绑定，比如另一个氏族只能从事冶铁行业，另一个氏族只能从事制陶行业，而且互相不能通婚或者通婚受到严格限制，例如高等种姓绝不与低等种姓通婚，只能在不同低等种姓之间通婚。
事实上，种姓制度在古代不少国家都出现过，例如古埃及和古波斯，只不过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一直延续至今，而且发展最为严密的，规则最为复杂和严格。
那么，中国古代出现过种姓制度吗？根据考古发现，夏商时期的一些遗迹，确实出现过类似种姓制度的特征，这是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出现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低等社会体制。
例如二里头遗址和殷墟遗址，都发现了一些专门从事青铜冶炼、骨器制作、陶器制作甚至是作战武士的固定族群，这些族群有专门的识别符号，而且传承时间很长。“族群”与“职业”高度绑定，就是种姓制度的基本特征。但是无法确认这些族群是否存在“族内通婚制度”，因此只能定义为“类种姓制度”。
随着商朝灭亡，周朝建立，这些“类种姓制度”在整个西周时期还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随着周代封建制度的逐渐成熟，由于封建贵族对于人力动员需求的变化，“族群”与“职业”的绑定很快被打破，从而形成了更加先进的“分封贵族制度”。不同血缘或文化族群之间除了阶级差别，则只有地域的差别，每个族群内部都出现了复杂的职业分化，而不再被单纯的职业绑定。
进入战国时代，秦国、赵国、魏国等纷纷开始变法，更先进的军功贵族制度开始出现，逐步替代过时的分封贵族制度。秦始皇统一六国，乃至汉高祖建立汉朝，更是将军功贵族制度推向了顶峰。哪怕是最底层的人，也有一定机会凭借战场功绩，获取阶级提升的资格。
这个时代，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后来的大门阀贵族——弘农杨氏。弘农杨氏的先祖杨喜，乃是参与斩杀项羽的六人之一，因功受封赤泉侯，奠定了家族根基。后来家族不断出现人才，在汉魏晋时期多次出任丞相、太尉、将军等高官，最终成为传承千年的门阀家族，就连建立隋朝的杨坚也自称是弘农杨氏之后。
但是到了东汉时期，豪强世家势力不断膨胀，军功贵族制度逐渐没落。进入曹魏时期，九品中正制出现，进一步强化了豪强世家的权力地位，从而衍生了“门阀”这个概念，即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门阀制度重视郡望和谱学，严禁士庶通婚，形成森严的等级划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的现象，阶层固化已经非常严重。
事实上，门阀制度只是中国古代封建体制发展到一定程度，很容易出现的统治阶级自我僵化现象。与此同时，尽管门阀制度出现了限制通婚、阶层固化等现象，但现实中仍然存在很高的流动性，寒门和底层人士仍有很多的上升通道，例如身为寒门的刘裕凭借军功一步步掌握权力，最终成为开国皇帝。同时，门阀世家自身也常常会出现整体衰败和阶级跌落，“王谢门下堂前燕，流入寻常百姓家”就是典型样板。
上述这些中国历史真实发生过的案例，所体现出来的阶层流动性和职业流动性，在印度的种姓制度环境下几乎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进入隋唐时期，门阀制度也开始衰败，科举制度的出现，更是从底层逻辑上逐步打破了门阀制度的存在基础。不过，门阀世家的势力仍然顽固，一直贯穿了整个唐朝。直到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和黄巢起义，最终将各个门阀世家逐出了历史的舞台。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封建时代的贵族制度是不断进化的，出现了多次迭代。即使是被人诟病上千年的门阀制度，也比种姓制度领先了三个阶段（种姓制度<分封贵族<军功贵族<门阀世家）。勉强能够与印度种姓制度对标的，还是殷商时代的“类种姓制度”，时间比唐朝末年要早两千年。
所以说，将黄巢消灭门阀世家说成是“让我们免于印度式种姓制度”，是非常离谱的历史错位，严重贬低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真实水平，几乎与“将士农工商说成是中国种姓制度”的荒诞程度不相上下。（作者：陶慕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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