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那个旧歌舞厅，叫“红月亮”，九十年代在我们县城红过一阵子。拆的时候我在现场，不是施工队的，是听说要拆了，想去看最后一眼——小时候我妈在那儿当过售票员，我放了学就钻进去写作业，霓虹灯管噼啪响，舞池里有人跳三步四步，地板震得我铅笔字都歪歪扭扭。

挖掘机第一天拆北墙，刚扒开二楼拐角那块水泥板，工人就喊：“停停停！有东西！”

我凑过去看，墙体夹层里嵌着一个铁匣子，锈得看不出原本的颜色，四四方方，跟老式饼干盒差不多大。锁扣早就锈死了，施工队长拿撬棍别了好几下才别开。匣子盖“嘎吱”一声弹起来，里面塞满了东西——一摞信，几本红塑料皮的日记本，还有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个穿军装的年轻男人，胸口别着“1956”字样的徽章，旁边站个扎麻花辫的姑娘，背景是一棵大槐树。姑娘笑得露出一排白牙，眉眼间有股子我熟悉的劲儿——跟我妈年轻时候一模一样。

队长把东西倒出来晒在水泥地上，我蹲下去翻了翻信。信封上的地址已经模糊了，但收信人那栏勉强能认出三个字：“林秀兰”。我妈的名字。

我愣住了。我妈从来没提过她在“红月亮”上班之前的事，更没说过她认识什么当兵的。

信我偷偷带回了家。挑了一封1958年的拆开，牛皮纸已经脆得像薯片，轻轻一碰就掉渣。信纸上钢笔字瘦硬有力，写着：

“秀兰同志：你托人带来的鞋垫收到了，针脚很密，穿着暖和。部队下周开拔，去的地方不能说，可能很久不能给你写信了。那棵槐树底下埋着的，等我回来挖。如果回不来——你替我看看它发芽没有。”

落款只有一个字：“军”。

我拿着信去问我妈。她正在择韭菜，看了一眼信纸，手停了。很久没说话，韭菜根在她指缝间慢慢蔫了。“五八年，”她终于开口，“他去青海了，再没回来。我等了三年，后来有人说他在那边成了家，我就不等了。”

“那铁匣子……”

“我藏的。”她把韭菜搁下，擦了擦手，“他知道我舍不得扔，走之前把匣子给我，说里面有他想说的话，让我别急着看，等以后再说。我一等就是六十多年，后来‘红月亮’装修，我趁没人注意，把它塞进了墙里。”

我没告诉她那棵槐树后来被砍了，盖成了现在的“红月亮”停车场。但是日记本里有一页，是他出发前写的：“今天我偷了食堂两个苹果，埋在南墙根底下。等来年长出树苗来，秀兰路过看见，就知道我惦记着她。”

那个位置，我算了算，正好是拆出来的那个铁匣子的正下方。我拿小铲子去挖，挖了半米深，果真挖出两粒早已碳化的苹果核。风一吹，碎成了粉末，混进土里再也分不出来。

我妈听说这事，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嘴上说：“这个傻子，埋苹果干什么，苹果种子又长不出苹果树。”

可是六十多年过去了，那个叫“军”的人埋下的东西，到底还是被人挖出来了——只不过不是树苗，是一段没能寄出去的念想。“红月亮”拆完了，那块地听说要盖商场。施工队把铁匣子里的东西还给了我，日记本里夹着一片干枯的槐树叶，不知道是哪年夹进去的，脉络还在。

我把叶片对着太阳看了看，透光的叶脉像一张地图，终点站是1958年，一个当兵的，和一个等他的姑娘。地址不详，但有人记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