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历史书，总有那么几个人物被钉在耻辱柱上。但你仔细琢磨就会发现，很多所谓的奸臣，其实是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他们不是坏，是改革太猛，得罪人太多。
王安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人是宋神宗时期推行新法的人，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等等都涉及到大地主和大商人利益的问题。过去农民春天借粮食秋天归还，利息高达五成或者一倍，而现在的官府出面放贷的话，利息就只有二成了。地主会愿意吗？
王安石被骂成什么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三句话到现在还被人当成他刚愎自用的证据。但宋朝当时什么情况？北有辽国，西有西夏，年年打仗年年赔款，国库空得能跑马。不改革，等着亡国？
新法确实激进，执行过程中也有偏差，但他的出发点是实打实想救这个朝代。结果呢，司马光一上台就把新法全废了，宋朝继续穷下去，最后被金国灭了北方半壁江山。
再说商鞅。这人在秦国搞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战、统一度量衡，秦国从一个西陲小国，硬是变成了战国后期的超级强权，但商鞅的下场你也知道——被车裂，为啥？因为他的法太狠，贵族子弟犯法照样砍头，太子的师傅都被他割了鼻子。
秦国贵族恨他入骨，但恨归恨，商鞅的制度他们还得用。因为这套东西真管用，秦国靠着这套体系一路统一了六国。你说商鞅是奸臣？他要是奸臣，秦始皇还能统一天下？
改革这事，从来是成者王侯败者贼，商鞅死了，但他的制度活下来了。
张居正也是这个路数。明朝万历年间，国库穷到发不出官员俸禄，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把各种苛捐杂税合并成一条，统一折算成银两征收。这招直接砍掉了无数中间环节，地方官吏和豪强少了吃拿卡要的机会。
张居正活着的时候，万历皇帝依靠着他的积蓄，十年不上朝也使国家运转得不错。但是张居正一死，万历马上翻脸，抄家、追罪、鞭尸，差点把他的儿子全部杀死。为什么呢？因为得罪的人很多。
改革之后受到损失的官员和大地主们，憋着一肚子的怨气，终于找到了机会进行报复。但是你看明朝以后又是怎么样的呢？张居正去世二十年后，国家财政再次陷入困境，辽东战争没有钱打，于是李自成一路打到北京。
晁错也属于这个范畴。在汉景帝的时候，这个人提出要削弱封国的力量，减少诸侯王的封地以及他们的权利，从而导致了七国之乱的发生，七个诸侯王一起造反，汉景帝很害怕，听了小人的谗言就把晁错给杀了，想要平息叛乱，但是叛军并不理会，仍然继续进攻。最后还是由周亚夫带兵平叛才把事情解决掉。
晁错是死得冤枉吗？冤。但是他的观点错了么？对，汉朝初期分封的诸侯国，在景帝的时候已经变得很大了，如果不削藩的话早晚会有问题，晁错看得很清楚，但是他的时间点选择错了，并没有让皇帝坚持下去。
他的死换来的是一个教训——改革不能急，但更不能不改。
王莽也值得说道。这人被骂了两千年，从儒家的伪君子到现在的穿越者，怎么骂都有。但你看他干的事——推行王田制，想把土地收归国有然后重新分配；废除奴隶买卖；改革币制，稳定物价。这些措施，哪一条不是针对当时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分化加剧的现实问题？
王莽的问题在于，他太理想化了，想一步到位解决问题，结果把所有人都得罪了。豪强地主不答应，商人不答应，连普通百姓都被他折腾得够呛。但要说他是奸臣？
如果他是奸臣的话，又怎么会去触动那些既得利益者们的奶酪呢？他可以顺着豪强的意思去做，自己舒服地做一个傀儡皇帝。
最后一个就是李斯了。此人辅助秦始皇完成统一六国、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修建驰道、修筑长城的任务。秦国能够如此迅速地统一全国，李斯的功劳是很大的，但是他在晚年站到了错误的一边，帮助赵高篡改遗诏，让胡亥即位为帝，并且他自己也被处以腰斩之刑。
李斯的悲剧就是因为他太会做官了。他知道秦始皇一死就会出现权力之争，但是他却选择了自我保护而没有坚持自己的原则。这样做的结果是害了他自己，也害了秦国。
但是不能因为他的晚年犯了错误，就否定了他以前所做的贡献。秦朝的很多制度都是由李斯建立起来的。
这6个人，哪个不是想干点实事？哪个不是看到了问题想去改变？但改革这事，从来是动了谁的奶酪，谁就喊你是奸臣。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失败的改革者，往往背上骂名。
但要我说，一个人敢不敢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才是判断他是真奸臣还是真改革者的标准。
真正的奸臣，比如秦桧、严嵩、魏忠贤，他们做的事情，是巩固自己的权力，排除异己，搜刮民脂民膏，而这6个人，即便手段有问题，出发点也是想让国家变得更好。只不过，改革的代价往往是改革者自己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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