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单方面免签的国家已经做到50个，全球一大圈朋友来华，扫个护照就能说走就走。
偏偏这个时候，印度人跑到中国使领馆门口，却发现自己不但排不上“免签”的队，签证还越来越难拿，旅游签拒签率冲到接近40%，商务签也一路升高。
中国对外公布的单方面免签国家已有50个，互免国家有29个，对这些国家的普通游客来说，只要符合基本入境条件，就可以直接飞来中国。
同一时间里，印度这边的感觉就完全不同。签证服务机构的行业数据很直接：2026年1月，印度公民申请中国旅游签证的拒签比例逼近40%。
也就是说，10个人兴冲冲递材料，大约有4个人收回的是拒签结果。更扎心的是商务线。
以前每年在上海举办的国际医药原料展，会吸引大量印度原料药企业、化工企业参加，中印企业坐下来谈订单是常态。
过去这些同行跑商务签，被拒的大概是“1成多”，整体还能接受。今年情况变了，同类商务签的拒签比例直接涨到“将近4成”。
这种落差摆在行业里，很快就能看出影响：原来每次一批熟面孔的印度老板飞上海见客户，这次不少人连机票都不敢买，因为很可能签证过不去。
结果就是，部分印度企业只能眼看同行去中国参展、谈合作，自己在国内干着急，这种挫败感就自然会向外转为抱怨。
表面看，这是中国突然“收紧对印签证”。但如果只盯着结果，不看过程，就会误判方向。
因为同样是在2026年前5个月，中国发给印度公民的各类签证总量，其实是同比增长了超过160%。
也就是说，签证中心并没有“关门”，而是“人比以前多太多”，再叠加审核变严，才会出现“总量暴涨、拒签也增加”的局面。
这一点很关键：当申请规模超过正常经贸、观光需要太多时，任何国家都会去问一句：里面到底有多少是真正来参展、旅游的，有多少是冲着别的目的来的。
中国这几年面对的，就是这样一股混杂着正常交流与高风险人群的签证潮。
很多印度媒体把矛头对准一个新要求：银行存款门槛。按照驻印使领馆新近执行的规则，要申请来华签证，申请人最近3个月的银行活期账户里，需要一直维持不少于10万印度卢比的余额，大概折合8700元人民币。
真正“卡人”的地方，在于两个词：活期，连续3个月。
以前不少印度人办签证，习惯是材料之前先“走流程”：临时找亲戚朋友凑一笔钱，集中打进账户，流水一打印，好像也“有存款证明”了。
现在则完全不同。新的在线预审系统会看的是3个月内账户变化，如果资金是突然在几天内暴增，之前长期余额很低，就会被系统直接判定为高风险账户。
这样的流水摆在后台审核员面前，往往就是拒签结论，根本没有什么模糊空间。
对不少中国人来说，工资打卡、理财、活期加定期是最常见的组合，账户里长期放几千、上万的情况很普遍。而在印度很多地区，情况截然不同。
因为长期外汇控制严格，加上不少底层与中小商户对金融机构缺乏信任，当地很多人更愿意把钱换成现金、金饰、黄金存放家里，或者通过非正式渠道周转。
银行活期账户往往只是走必要程序，很少有长期的大额余额。
在这种背景下，10万卢比的“连续3个月活期余额”不再只是一个数字门槛，而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的门槛。对那些原本就经常和银行打交道、有正式账面的中大型企业来说，这个条件不算难。
但对大量以前通过旅行社打包材料、走快捷渠道的小企业主来说，就会感到困难重重。尤其是原来靠“突击凑存款”过关的方式，一下子被系统看穿，就意味着老路走不通。
对印度媒体来说，这一条很难在报道里展开讲，因为一旦把“现金社会、黄金社会、外汇控制”等问题摊开，就会触及本国金融与监管的结构性矛盾。
于是舆论更愿意用一句“提高门槛、故意刁难”来概括。在信息流传播逻辑下，这样的说法传播速度往往更快，也更容易引发情绪认同，但对问题本身的解释力并不强。
过去两年里，在印度某些邦，围绕“来华签证”的灰色产业链已经相当成熟。从伪造中国企业的商务邀请函，到制作虚假的行程安排，再到捏造看上去很漂亮的银行流水，这类服务可以打包出售。
花的钱不算特别大，但能把一套材料做得“纸面上很齐全”。对普通申请人来说，这种路径很有诱惑力：少跑腿、少准备真实材料，又有“中介”帮着打点。
但当2026年对印签证整体发放量在短时间里同比上涨超过160%，并且越来越多申请集中在个别行业和路线时，中国方面就很难假装看不到风险。
尤其是，当部分申请人在拿到签证后，并没有按照材料上写的那样来旅游或参展，而是进入中国境内后直接找工作、长期滞留，这就不再是签证业务问题，而是社会治理问题。
在这一点上，中方表态一直比较克制，并没有在公开话语中去指责或放大某个国家的问题。
反而是印度内部舆论更容易把事情简化为“被区别对待”“被刁难”，这样确实更容易传播，但对真正想来中国做生意、读书、旅游的普通印度人来说，并没有任何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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