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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成先生治太平天国史，以政治史而闻名，晚年开始关注经济史或者社会史，所以有这样一本集子。集中文章大多是七十多岁退休后所著，但感觉不输于萧公权、何炳棣、施坚雅等海外史家。当然，彼时整个中国史学界在经济史社会史这些新兴领域基本上属于后学晚辈，其成就大体上可以归结为“站在巨人肩膀上”。王庆成因此被认为是 1978 年中国史学大转向的代表人物。
有些发现——可能是我孤陋寡闻，还是通过王庆全的论文才第一次意识到——比如说中国号称历史大国，但实际上有记载的民间历史惊人的短：“李景汉先生在其著名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就东亭乡 62 村的起源称，只有故城和翟城两村有比较久远的历史，其他各村在明朝以前的情况已无可考究了；除极小部分外，都是五百年前燕王扫北后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洪洞县大槐树是中国“历史遗失”的代表，没想到华北农村也会把历史给“丢失”到明初。再比如对历代人口调查中“丁”“户”“人口总数”的调查口径的甄别，再比如对“市”与“集”、“镇”与“城”中商业发展的研究，都很有启发。
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其中一小节分享给读者。
北方村落历史小识
华北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根据磁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七千多年前，今河北地区就有聚落。聚落之称为“村”，似始自三国时，《三国志·魏书·郑浑传》有“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语。日本学者宫川尚志将从史书中所见的六朝村名做了一个表，在８1例村名中，属于华北的有1８例。华北在中国古代曾是中心地区，分布有比较密集的村落，但当近代学者进行社会调查和研究时，却常发现华北村落的历史只能追溯到明朝初年。李景汉先生在其著名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就东亭乡62村的起源称只有故城和翟城两村有比较久远的历史，其他各村在明朝以前的情况已无可考究了；除极小部分外，都是五百年前燕王扫北后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燕王扫北，应是燕王朱棣与其侄建文帝为争夺帝位而在河北山东等地进行的长达四年的战争。所谓扫北，实是征南。李先生说，民间称燕兵衣饰红色，将人民被杀称为被“红虫吃了”。民间这一说法虽于史无征，但历来战争造成人稀地旷，所谓“淮以北鞠为茂草”的荒芜局面，确是事实。朱棣夺帝位得手的当年，就命户部将山西太原、汾阳二府及泽、潞、辽、沁、汾五州的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移民北平各府州县，永乐二年（1404）、三年（1405）、十四年（1416）、十五年（1417）都有类似的措置。移民来自山西各地以及其他地区，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成为明初向河北及河南、山东移民之象征，其历史依据就在于此。当然明代移民充实北方荒芜地区，并不始自永乐，从朱元璋开创明朝之始就已实行。原因在于，华北自汉末以至明初的一千多年间，由于经常性大规模战乱和落后民族的掠夺统治，社会经济停滞，甚至衰退，河北人口在元代已大幅度下降，故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从洪武四年（1371）起就几次从山西泽州、潞州、沁州等地组织移民到北平、大兴、宛平、固安、真定、广本、大名等府州县。
历史上人民所受灾害和明初移民充实北方，在地方志中有许多反映和记载。万历《保定府志》颇值得重视。其《地理图志》记清苑县云，清苑当“金、元用兵之际，至有举城罹锋刃，老幼无孑遗”。涞水县旧志云：“金贞祐元年十二月七日，保州城陷，尽杀老少，惟技艺得免。”先杀老人，两天后再下令“无老幼尽杀”；有一田孝子因有技艺而得以逃脱，埋葬其父。“自是郡城榛莽者十七年”，战祸杀戮之惨竟使一座府城变为荒野达17年。《保定府志》修于明朝万历年间，对金、元之祸自不讳言，距永乐时期的内战亦为时已远，所以也敢提到“燕王扫北”造成的灾难：“靖难师兴，远近转战者数年，燕民之凋残亦不少矣。”《府志》记满城县在洪武初编户二十里，永乐中并为十一里，“土民八，迁民三”“俱永乐中徙山西羡户填实畿辅者”。又记府属博野县，编里社二十一，迁民有三社，“乃永乐中迁山西民以实其地”。容城县里社六，迁民居其一。完县里社十八，迁民亦一。蠡县里社二十九，迁民有三。高阳县里社十四，迁民有二。这些是山西移民组成保定府各县里社的明确记载。
光绪直隶《定兴县志·赋税志》“户口”记：“明永乐二年移大宁民实畿内，定兴氏族半出小兴州。”朱棣得位后，即放弃大宁都司，以其地畀兀良哈，人民移居内地数逾数十万，这是朱棣除“扫北”以外造成的又一类移民。大宁都司旧有兴州各卫，故定兴县民有“半出小兴州”之说。
光绪直隶《乐亭县志》记屯社云：京东州县有社有屯，土著曰社，迁发曰屯。盖因明永乐初靖难兵起，郡邑残破，因召南方殷实户与土人相错而居，遂以名焉，其制与在民曰社、在军曰屯异。城东社有社二、屯二。城南社、城北社各社一、屯一。城东南社二、屯一。城西南社五、屯一。城西北社二、屯三。
光绪《丰润县志》引旧志云：明永乐二年始编社屯，以土民编社，迁民编屯。
光绪《滦州志》纪事：永乐元年迁南民来屯；二年编社屯，时州民残破，至是土民复业，迁民亦至，土民编社四十一，迁民编屯二十六。
光绪直隶《巨鹿县志》记里社，城东南有称为“移民社”之社，村庄十三；并据旧志云：“永乐初，京师草创，乃迁山西洪洞县五百余家开垦荒地，是谓迁民。”
光绪直隶《故城县志》记劝屯乡云：“劝农屯乡俗呼劝屯，上接坊市，为邑东境……明承元末，民稀土芜，后迁江西、山西民填实附籍，任力垦田，曾设劝农主簿以领之。”这里的移民不仅另立乡里，而且曾设专官以治。
吴汝纶《深州风土记》：深州北十屯乃民屯，洪武时迁山西泽、潞，民分垦河北诸州县田，谓之民屯；土人以社分里甲，迁民则以屯分里甲。此与《乐亭县志》所述同。
志书上记有很多移民家庭的小史。吴汝纶记明以来的人谱，有：深州枣科村张氏，其始祖张成于永乐二年自山西洪洞迁深之康家庄，其子荣徙枣科村。深州西阳台村张氏、起凤庄赵氏、礼门寺村李氏、润家庄李氏、大寺庄高氏等，先世都于永乐二年迁来。白宋庄郭氏，永乐十年（1412）自洪洞迁，满家湾吕氏永乐十一年（1413）自山东高唐迁，等等。光绪重修直隶《新乐县志》卷三《义行》记明朝四人，其中两人其先人都是永乐年间移民新乐，又一人原籍凤阳，从常遇春北征，因伤留于新乐而为土著。光绪末年山东高唐州、恩县、陵县等州县乡土志都称：前明永乐年间，本境适当其冲，百里内几无人烟，诸姓有自洪武、永乐或明中叶自直隶玉田、枣强和河南及山东其他州县迁入者。光绪《良乡县志》据碑记、墓志，称有张姓杨姓，均永乐间从龙北上，分从江南武进及山西潞城移居良乡，并称“吾乡土著，多系明成祖迁徙之户”。民国山东《临朐续志》对县内233姓氏的来历和始居地做了调查，除人数较少的姓氏外，其较大的45姓都确定为外地迁民，迁入时间自宋元以至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都有，而以明朝洪武、永乐较多，亦有迁于明朝宣德、万历、天启时期者。其迁出地以山西特别是山西洪洞为多，亦有辽东、直隶枣强、江苏下邳、安徽青阳、浙江山阴等地，并颇有迁自本省其他州县或本县其他村镇者。
由迁民组成的社屯，自必形成许多大小不等的村落。这些村落是新创的，历史自然只能追溯到明初，但从以上摘引的一些州县志来看，迁民组成的社屯数量在一个县中并不占多数。至于单个的移民家庭，记载虽然很多，但他们不一定都会形成一个村落———他们可能成为迁民社屯中的一分子，也可能融入土民里社中的村落。许多移民者的族谱，使他们了解当时移民的广泛和数量众多，但难以由此而确知增加了多少移民的村落。一类情况是，如临朐李氏，初祖于南宋时自山西洪洞迁朐城西南李家桑村，林氏于明初由西河郡迁朐城东南林家庄，高氏于明洪武二年（1369）由安徽青阳迁朐北关及高家庄，薛氏于洪武初由山西平阳府河津县朐城东北薛家庙子等，从村名似可推想这些迁民建立了新村落。另一类是，上述深州大寺庄高氏于永乐二年自洪洞迁。据光绪初年“深州村图”，大寺庄该时已有222户，有文生3人，2人高姓，武生2人，均高姓，但此外至少还有张、朱、吴、曹、刘、马诸姓。该村是否高氏迁入时始建村，记载不明确。深州李氏先墓碑称李氏系出山西，永乐二年始迁州之利仁村，七世后卜居李村。利仁村据说始建于唐朝，是早已存在的村庄，李村则可能是李氏七世后人所拓。又如上述永乐二年从洪洞迁深州起奉村的赵氏，此前该村名谷家庄，自元代起即已立村。所以，以移民之多，附会为绝大多数村落和所有这些移民始迁的村落，都始建于明初，甚至说都建于永乐二年，是缺少根据的。
明初移民是历史的一部分，需要重视和研究；明初移民以前就已存在的村庄，更是先人创造历史的遗产，尤值得发掘。今深州之唐凤村是一古村。《深州风土记》：“明成华年法宝寺碑云：昔人有得唐墓志者，墓志中即名此村为唐凤。今在州西北二十五里。”虽唐凤之居民有明朝洪武中自南方迁入者，但村是古村，由此确定无疑。宋天禧五年（1021）静安东岳庙碑记有当时村庄及村官之名，碑首有“南庞村、大赵村、小赵村、唐坊、李家庄六村社众特起东岳庙”云云，又有“静安县魏公乡舍人村大伯郝文、社官二伯刘和、社录赵用诚。东魏村杜家庄社长杜诚、二伯张绪、社录杨元吉”“和乐寺村社长康隐、社政直维从、社录李颢”等名称，又记有安平县乐安乡角丘村、静安县孝仁乡刘广文村、禅院村、司马庄少府村、刘家口村，这些村，至明清仍旧。静安为元朝深州州治所在。天禧是北宋真宗年号，天禧五年为公元1021年，则这些村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又有延祐七年（1320）魏公乡小赵村重修东岳庙碑，碑阴记有杜家庄，该庄明清时在州城西八里；又有康家庄、南康庄、庄科头、杜林、北张、中庵、南佐、北佐、中佐、悟因寺等11村，并见于上碑。延祐是元仁宗年号，该年为公元1314年，则这些村已有至少六七百年历史。
研究村落悠久的历史或移民建村的事迹需要确切的根据，否则只可暂置不论。《栾城县志》于“村镇”项下除列举各村人文地理外，并综说各村的分布和历史，何村前朝已有，何村本朝始建，虽未列举根据，尚可参考。至于民间之传说，虽很宝贵，应该搜集，但在利用为历史资料时，对其真实性应予验证。深州村落中有一名为“护驾池”的村庄，本名傅家池。《元史·百官志》记有傅家池巡检司，民间讹传为刘秀在此被王莽追赶遇险，大将马武护驾来迟，故名村为“护驾迟”。如果没有历史文献记载，“护驾迟”就是一个动听的故事了。同样，如果没有对一些古碑记录和文字历史的考察，有些千年古村也可能湮没或者被加上何种传说甚至故事了。吴汝纶云：“古人往矣，不可复见矣，独遗迹存耳。”保存和珍重仅存的遗迹，加以研究利用，而不任意穿凿，应该是认识历史的正确态度。
原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题图来自电影《北方一片苍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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