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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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之巅,云海翻涌,晨光初破。屏息静听,那穿过松涛的风声里,似乎藏着另一种更古老的声响:丝弦震颤的余韵,天地共鸣的和声。这座被历代帝王视为“与天对话”的圣山,不独是地理坐标,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图腾。仰望其巍峨,赞叹其石刻之余,是否曾想过,泰山究竟因何而“响”?它的音乐血脉,如何从神话传说中流淌而出,浸润庙堂祭祀的庄严,又化作山林道观里的泠泠清音?千年之间,多少双手拨动琴弦,让这座沉默的大山发出自己的回响?

暴雨、古琴与“知音”的诞生

要追溯泰山音乐的源头,或许要从一场猝不及防的暴雨说起。

两千多年前,琴师伯牙游历至泰山之阴。《列子·汤问》记载:伯牙“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山色苍茫间,狂风骤起,暴雨倾盆。伯牙避于岩下,耳畔雷声轰鸣、水势浩荡,心中悲喜交织,遂援琴而鼓。先奏出霖雨般绵密的曲调,继而弦风一转,弹出山崩石裂般的雄浑之音——“初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这便是《高山流水》的雏形。据说曲罢四野寂然,暴雨为之暂歇。此后伯牙游于海上,面对“海水汩没,山林窅冥,群鸟悲号”,仰天长叹:“先生将移我情!”援琴再鼓,琴艺臻于化境。

这一掌故被《列子》郑重记下,不仅成就了“伯牙绝弦”的千古知音佳话,更将古琴艺术与泰山紧紧绑定。唐代诗人李白深谙此典,怀抱绿绮琴夜行青山间,写下“独抱绿绮琴,夜行青山间”的诗句,分明是追寻伯牙遗踪。宋人题刻于白龙池壁:“回自百丈泉,烹茶鼓琴,以终清兴。”山水清音与弦上冷韵遥相呼应,引后人无尽向往。

明代,有人在泰山经石峪建起石亭,名曰“高山流水亭”。万历年间,官员万恭刻碑记其深意:“余遂倚石壁为之亭……余嗜鼓琴,辄顾从者曰:‘夫是倚岱麓之壁也,斯不亦高山乎?夫是临水帘之泉也,斯不亦流水乎?为子援琴而弦之,邀泰山之神,聆广陵之散,若将巍巍乎志在高山也,又洋洋乎志在流水也,是谓神品,亦谓神解。’”他在亭中抚琴,觉琴音与山鸣谷应,物我两忘、人琴合一,从者悦服,遂名此亭为“高山流水之亭”。

此后,石亭便成琴人心中的圣地。崇祯年间,徽州琴家吴云章登岱,特意布席和弦。曹臣《登岱记》云:“云章正携有琴,陟降之间,匆匆无所用,此若初有专意于斯者,乃布席和弦,小谱一二曲,觉流泉增响,归云不翔,境益幽绝,物之所合,神解自生。”明浪游道人雪蓑登泰岱时亦“携一弦琴”,想必也欲一展琴艺于高山流水之间。

清代学者陈昙购得唐武德二年古琴“绿绮台”,视为至宝。琴底刻“绿绮台”三字篆书,下有“唐武德二年制”六字楷书,蛇腹断纹、漆光尽退、色如乌木。陈昙在《邝氏三琴歌》引中自述,此琴乃明末名士邝湛若旧物,辗转出自叶锦衣家,“百余年而归于余,余尝携之登岱焉”。他携琴登岱,追寻的正是伯牙、李白遗韵。琴声过处,泰山不再只是沉默的巨石,而成了一位可与之对话的“知音”。

道士的琴房与尼姑的弦歌

如果说文人墨客的琴声是泰山音乐中飘逸的“雅”部,那么宫观庙宇间的道乐与佛音,便是其根脉深厚的“礼”章。

明清时期,泰山道教兴盛,三阳观、岱庙等处不乏善琴的道长。三阳观住持昝复明便是一位高手。山东右布政使劳堪游岱,听昝道人抚弦奏《猿鹤》《客窗》二操,顿感“琴音清越,众山皆响”。昝复明羽化后,所留不过“洞中孤琴、遗像、藤床、石磴而已”,时人感怀:“寒庵只见孤琴在,夜月还应一鹤回。”贾梦龙亦有诗咏其琴艺:“养性琴三弄,济人丹九还。”

清代苏姓道人以卖药为生,“稍暇,即种花鼓琴自乐”。泰安知州纪迈宜与之交游,临别赠诗:“携琴小集飏茶烟,有客言归朔雪天。兴寄高山流水外,愁来残月晓风前。”一个不屑募化的清贫道人,将旷远情怀尽付琴中。清末西关万寿宫萧崧一亦以琴名世,陈宗妫赠诗赞曰:“千山万水任勾留,鹤驾飘飘快壮游……瑶琴一曲海天秋。”

不仅道士,泰山斗母宫的尼僧亦多能琴。凌叔华在《泰山曲阜纪游》中写道:“我们平日听说尼姑能诗能琴,且貌艳如花……我因问起从前能弹古琴的老尼姑来,她说这人前四年已化去。”寥寥数语,足见泰山尼僧能琴的传说早已深入人心。

琴于修行者,不为娱人,不为悦己,而是连通凡俗与神圣的媒介。葛延瑛曾问一位琴艺高超的李道士为何从不轻弹:“其靖节先生所谓‘但得琴中趣,无劳弦上音’者耶?抑曲高和寡,不遇知音不为鼓耶?”这一问,恰似泰山云雾,缭绕不散。弦动之间,是与天地、与自我的对话,外人听与不听,又有什么相干。

岱庙藏谱《玉音仙范》惊现尘封

如果说古籍诗文是泰山音乐的“音”,那么1981年泰安市博物馆的一次发现,便为其补上了至关重要的“谱”。

当年,文化部门整理岱庙藏书,从故纸堆中筛出一批手抄乐谱。十八册毛笔抄本,去重后得十册,共一百五十八首乐曲,全部以古老的“俗字谱”记写,这种以汉字简笔或符号替代音高的记谱法,与工尺谱一脉相承,唐宋后在民间与道教音乐中广泛使用。抄本年代从清同治六年(1867年)延续至民国丙子年(1936年),统称《玉音仙范》。

“玉音”二字,道出它与道教仪式的深厚渊源。谱本中可见“大管子谱”“小管子谱”等标注,可知多为鼓吹乐乐谱,抄写地点遍及岱庙、郡庙、遥参亭、玉皇庙等泰山主要宫观。更令人称奇的是,曲目既有《朝天子》《万岁乐》《清江引》等与明清宫廷礼仪用乐同名的篇章,又有大量戏曲曲牌与时令小调。这种雅俗并举、礼乐杂陈的面貌,恰是泰山祭祀用乐独特性的生动写照,它既是国家“吉礼”在山川祭祀中的延伸,又融合了道教斋醮科仪与地方鼓吹乐的俗乐成分。

泰山的庙观何以存有这等“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混杂的乐谱?答案藏在这座“国山”的特殊地位中。自秦汉以降,历代帝王亲祭或遣官致祭泰山,其礼属“吉礼”范畴,按制须用金石“乐悬”。然而《周礼》以降,金石之乐不许地方官府使用。每逢皇帝亲祭或钦差代祭,地方若无力备齐乐悬,便以鼓吹乐权宜接衍国家礼乐。

《明史》有一则故事:昌平知州卫钿因未给前往祭祀长陵的太常寺丞王守一备办“鼓乐夫役、送迎香帛亭”,竟被下诏械送京城治罪。可见即便代祭,皇权威仪亦不容轻慢。由此推想,泰山在绝大多数非皇帝亲祭的场合,同样以鼓吹乐承担吉礼之用。

《玉音仙范》正是“礼乐相通”的实物铁证。它昭示着泰山之“响”,绝非文人墨客的自娱自乐,而是一套维系国家秩序、承载民间信仰的宏大音乐体系。泰山乐人,也因此比别处府衙同行多了一重使命,他们既接衍国家礼乐,又须在祭山仪式中担当演奏,所奏之曲有礼有俗,既奏主流国乐,亦演地方时调。

《高山流水》的琴谱流传

说起泰山音乐,自然绕不开那首与圣山结下不解之缘的《高山流水》。

古琴曲《高山》《流水》,最早见于明洪熙元年(1425年)朱权所辑《神奇秘谱·太古神品》。其解题云:“《高山》《流水》原为一曲,至唐代始分为两曲。”明清各家琴谱,大多收录此二曲。川派琴家张孔山手传《高山》谱本,“音节雄厚和平,施容大雅,不以变异纤小取胜,而苍古浑沦中,未尝不精彩生动”。此曲以五层写法摹写高山之崇高:起首散音缓弹,从容端重,“巍然如泰岱岳宗,有众山仰止的气象”,是山外望山之远观;二段句句顿挫,步步攀升,为初入山麓、盘旋石磴之近景;三四段“滴滴泉声,嘤嘤鸟语,丁丁樵斧,谡谡松涛,如从空谷传来,有万山皆响的意趣”,乃入山渐深、洞壑林谷中应接不暇之情景;五六段抑扬起伏,一气呵成,宛然“万壑争流、千岩竞秀”,于嵯峨崇峻中极写山光岚影之盛,是全曲精神所聚,如“振衣千仞,登峰造极”;末段打圆跌宕,终以滚拂,有身凌绝顶、俯视一切的气概,恰如杜甫《望岳》所咏“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古琴家顾梅羹深有体悟:“弹此曲时,必先息虑静气,深体冥搜,设想意中山,神会山中景,身化景中人,真如历境追踪,而后抚动操,方能得心应手,达意移情。”徐青山《琴况》所谓“指与弦合,弦与指合,指与音合,音与意合”,亦同此理。

山东一带自古琴学深厚。上古传说黄帝与蚩尤战于泰山,“大合鬼神,作为《清角》”;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传作《龟山操》《邱陵歌》;曾子有《梁父吟》,师旷变徵之声惊天地泣鬼神;春秋聂政在泰山练琴,学得《广陵散》后入宫刺韩王。这些虽多系传说,却共同构筑了泰山作为中国古琴文化重镇的历史想象。

中国礼乐文化缩影

伯牙的琴声已消逝在山风之中,昝复明的孤琴也静默于洞内。然而泰山的音乐血脉从未断绝。

新千年到来之际,央视在泰山之巅迎着第一缕曙光奏响《高山流水》。更早之前,管平湖先生演奏的古琴曲《流水》便随美国“旅行者号”探测器飞向太空。从伯牙在泰山暴雨中的即兴之作,到人类文明向星辰大海发出的邀请,一曲《高山流水》跨越了三千年时空,既是中国人的知音之思,也成了人类与未知宇宙对话的“世界语”。

岱庙中那批《玉音仙范》的乐谱,正等待今人破译与重奏。它们不是死的古董,而是活的传统。近年来,经过音乐学者的努力,《玉音仙范》中的古谱已被系统地解译成五线谱,为这些百年古乐的“复活”铺平了道路。闭目遥想当年“琴音清越,众山皆响”的场景,便能体会古人以琴声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智慧。

泰山音乐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礼乐文化的缩影。从上古《清角》到伯牙《高山流水》,从李白“独抱绿绮琴”到万恭“神品”之叹,从昝复明的孤琴自娱到岱庙一百五十八首俗字谱乐曲,泰山始终在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声音里,有帝王祭祀天地的庄严,有道人参悟玄机的清寂,有文人寄情山水的雅致,也有民间礼俗活动的热闹。

明代李戴有诗句云:“弹琴人去知何日,尚有高山流水亭。”那些曾在泰山弹琴的人早已远去,琴声却化作了山的记忆。泰山的音乐并非孤立的艺术形式,而是一整套文化仪轨、哲学思想与生活情趣的复合体:因祭祀而神圣,因道教而神秘,因文人而风雅,因民间而鲜活。泰山不仅用岩石和云雾书写历史,更用音符和旋律编织文明。那千年乐声始终在山间回荡,等待每一个登临者用心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