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省委礼堂门口，我看见沈景川的时候，台上的掌声刚落下去，我站在人群后面，隔着一排排肩膀，突然就明白了，有些人不是你想忘就能忘的。
礼堂里开的是全省老工业区改造推进会，场面不小，前排坐的全是厅局级干部，后面站着各市来的同志。会开了将近三个小时，我本来就腰酸背疼，脑子里还挂着下午那份信访件，散会的时候只想赶紧回办公室喝口热水。谁知道门一开，人群一动，我一抬眼，就看见他从主席台侧门下来。
沈景川。
六年没见，他比以前更瘦了，头发也白得更多。还是穿深色西装，还是那个不紧不慢的步子，脸上没什么表情，可你只要看他一眼就知道，这人现在不是当年的沈景川了。不是那个跟在我父亲身后改稿子、跑腿、熬夜写材料的年轻人了。他站在人群里，哪怕一句话不说，也自带分量。
我本来想等他走近了，像正常同志见面那样，叫一声“沈省长”。可也不知道是不是人到这个年纪，心比嘴快，喉咙一热，那两个字就自己冒出来了。
“哥。”
我声音不大，可礼堂门口那一阵正好安静，边上几个人都听见了。
沈景川的脚步停了一下。
就一下，很短，像风吹到树梢，叶子抖了抖，又没事了一样。然后他抬眼看向我，眼神平平的，不冷，也不热。秘书站在他身侧，后面还有两个厅里的同志，几个人都看着我们。
我心口发紧，手心一下子就出汗了。
隔了两秒，他朝我点了点头，开口却是公事公办的口气：“傅书记。”
就这三个字。
没有“晏清”，没有“你怎么在这儿”，更没有我那声“哥”的回应。
说完，他就带着人往外走了。
我站在原地，脚下那块地像一下子空了半截。礼堂外面的风从台阶底下往上卷，吹得人领口发凉。几盆冬青摆在门口，修得整整齐齐，叶子油亮，可我看着却只觉得发木。
秘书何旭跟在我后头，低声问我：“傅书记，回办公室吗？”
我嗯了一声，往前走，走了几步又停下。玻璃门上映出我自己的脸，五十二岁的人，眼角细纹压都压不住了，站得再稳，神情里也有一瞬间的狼狈。
我叫傅晏清，现任省委书记。
沈景川，五十四岁，前天刚到任，新的省长。
二十五年前，他是我父亲最器重的助理。
回到办公室以后，我没急着看材料，先把暖水瓶提起来倒了杯水。水是温的，不烫，喝下去总觉得堵在嗓子眼里。我把杯子放回桌上，看见桌角那盆绿萝又黄了几片叶子，边上卷着，像是扛不住这屋里的暖气。
机关里很多东西都这样，你不管，它也不死，就是慢慢熬着。
我靠在椅背上，闭了闭眼，礼堂门口那一幕又回来了。
“哥。”
“傅书记。”
一来一回，像拿尺子量过一样，分寸一点不差。
可越是这样，越让人难受。
何旭进来送材料，说晚上七点还有个碰头会，问我要不要把后天的调研提前。我摆摆手，说先放着。他应了一声，又试探着问：“沈省长那边下午有时间，要不要安排个工作沟通？”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这孩子跟了我四年，机灵，懂眼色，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他大概也听出礼堂门口那句“哥”不太寻常了。
“按正常安排走。”我说。
“好。”
门关上以后，屋里又安静下来。窗外天阴沉沉的，省政府大院里的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杈，风一吹，连个响都没有。冬天就是这样，看着干净，其实处处都冷。
我拿起手机，翻到顾敏的对话框。她中午发来一句：晚上回不回家吃饭？
我回：回。
打完这个字以后，我本来想再多说一句，比如“今晚早点做饭”，或者“给我留口汤”，可手指悬了半天，还是作罢。
我跟顾敏结婚二十三年了。日子不能说不好，甚至在别人眼里算是很稳当。她温和，细致，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我呢，把工资卡交给她，工作之外很少让她操心。可这几年，我们之间越来越像两棵挨得很近的树，根在土里缠着，枝叶却各长各的。不是没有感情，是都懒得去翻了。
儿子傅知远在上海读博，一两个月来一次电话，每回都不长。问问身体，问问钱够不够，几句就挂。父子之间不吵，也不热乎，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看得见影子，摸不着人。
我有时候也想不明白，怎么人到中年，身边最亲近的几个关系，反倒都淡得像白开水。
下午三点，我还是去了沈景川办公室。
不为别的，班子里新搭档到任，书记去一趟，本来就是正常流程。哪怕中午那一出让我心里不痛快，这个面子上的事也得过。
六楼比七楼热闹些，走廊里来来回回都是人。新省长刚到任，省政府那边人心都绷着，谁都想把第一印象做得周全。沈景川办公室门口摆着两盆新换的发财树，叶子绿得发亮。秘书看见我，赶紧迎上来，叫了声傅书记。
门开着，沈景川坐在里面看材料，鼻梁上架着那副金丝边眼镜，低着头，手里一支笔在文件上划线。我站在门口，他抬起头，起身，动作很利索。
“傅书记。”
又是这三个字。
我走进去，笑了笑：“来看看你安顿得怎么样。”
“都挺好，办公厅安排得很细。”他说。
屋里不大，但收拾得很规整。书柜、沙发、会客桌，摆法跟历任省长办公室差不多。窗台上也有一盆绿植，叶子比我办公室那盆精神得多。
“有不合适的地方，直接提。”我说。
“好。”
他请我坐下，秘书进来倒茶，茶盏放稳了就退出去，门轻轻带上。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这场面其实很怪。二十多年前我们没少说话，那时候他叫我晏清，我喊他景川哥，有时我下班晚了去我父亲办公室等，他还会顺手给我带一份食堂的小炒。可现在，我们隔着一张茶几坐着，谁都像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连呼吸都带着公事公办。
我端起茶杯，吹了吹热气：“中午礼堂门口，人多，没顾上好好打招呼。”
“会后事情多。”他说，“我也急着去听汇报。”
他把话接得很平，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连个水花都不肯给我。
我点点头，茶喝到嘴里有点苦。
沉默了几秒，我还是开口了：“景川，这么多年没见，你……”
“傅书记。”他忽然打断我，语气不重，但意思很清楚，“工作上的事，你尽管安排。私下的，以后再说吧。”
这句话说完，我脸上的笑都差点挂不住。
他倒也不是故意难堪我。正因为不是故意，才更让人没法往下接。
我嗯了一声，放下杯子，顺势把话题转回工作，问了几个经济口的情况，又聊了聊年底重点项目推进。说到这些，他倒是一下进入状态，条理清楚，数据张口就来，几个难点堵点分析得很透。看得出来，这些年他不是混上来的，是实打实一步一步扛出来的。
临走时，他送我到门口。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想说句别的，最终还是只说了句：“晚上别太晚，身体要紧。”
他怔了一下，随即点头：“谢谢傅书记。”
门在我身后轻轻关上。我站在走廊里，忽然觉得胸口发空。
他不是没给我脸面，他给足了。
可他给的是书记的脸面，不是傅晏清的。
晚上回家，顾敏炖了山药排骨汤，还炒了我爱吃的青椒牛肉。饭桌上她看我一眼，说：“你今天脸色不太好，开会不顺？”
我夹了块牛肉，嚼了两口，忽然问她：“你还记得沈景川吗？”
顾敏的筷子顿了下：“你爸以前那个助理？”
“嗯。”
“记得。怎么了？”
“他来了，接省长。”
顾敏愣了愣，抬头看我。她年轻时候五官就秀气，这些年老是老了，但眼神还是亮，一下就能看进人心里去。
“那你们见着了？”
“见着了。”
“他认你吗？”
这话问得直。我笑了笑，笑得有点干：“认。就是认得太清楚了。”
顾敏没接话，只给我盛了碗汤，推到我手边：“先吃饭，菜凉了不好吃。”
她这个人就是这样。该追问的时候会追，不该问的时候绝不往下挖。二十多年夫妻，她早把我摸透了。有些事我自己不想说，别人硬问也问不出来。
可那天晚上，我却自己说了。
从礼堂门口那声“哥”，说到办公室里那句“私下的以后再说”，一五一十都讲了。顾敏坐在床边抹脸霜，听完以后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也正常。”
“正常？”
“正常。”她拧上盖子，转头看着我，“你想想，要是你是他，你能立刻热热乎乎地跟以前一样？”
我没说话。
她又说：“老傅，旧情分这种东西，不是喊一声就回来了。尤其你们中间隔的，还不是普通小事。”
窗外有车从小区门口开过去，灯光一晃一晃地映在天花板上。我躺在床上，手枕在脑后，忽然就想起了二十五年前。
那年我二十七，刚进机关没几年，年轻，心高气盛，觉得前途就在眼前铺着。父亲傅松年那时候已经在省委办公厅站稳脚跟，虽说不是顶天的大人物，可在那栋楼里，也算说得上话。沈景川比我大两岁，跟在我父亲手底下做事，笔杆子硬，脑子快，人又沉稳。我父亲见了谁都夸他，说这孩子以后肯定有大出息。
沈鹤亭还在的时候，两家来往很勤。我母亲蒸了包子会让带去他家，他母亲做了酱牛肉也会端一盘来我们这边。逢年过节，大人坐一桌，小辈坐一桌，热热闹闹的。那时候我跟沈景川虽然谈不上多亲，但一口一个“景川哥”喊得顺嘴。
后来出事了。
沈鹤亭被带走那天，我父亲一夜没睡。那阵子整个省委大院的空气都是绷着的，人人自危，走路都轻着声。沈景川从原来的位置上被挪了出去，几乎是一脚踩进泥里。人情冷暖这四个字，我就是从那时候看明白的。平时围着你转的，一眨眼就没影了；昨天还陪笑敬酒的，今天看见你都绕道。
我去找过沈景川一次。
他住的老家属楼阴冷得很，楼道灯坏了半边，门一开，一股烟味扑出来。他那时瘦得厉害，眼窝都陷下去了，可还是让我进屋，给我倒水，问我最近工作怎么样。
我坐在那里，明明有一肚子话，最后却只说了句：“景川哥，有需要帮忙的你说。”
他笑了笑，说：“知道。”
就两个字。
那是我最后一次叫他景川哥。
再后来，沈鹤亭判了，沈母病倒，没多久就走了。我父亲那几年也像被抽干了劲，四处想办法，四处碰钉子，最后把自己逼出了脑溢血，提前退了休。很多事，到底是谁欠谁，谁又真能还得起，越往后想越糊。
第二天一早，我让何旭把这几年关于沈景川的履历材料重新送了一份来。
他这些年的路走得不容易。从边缘单位一步一步爬回主线，先是事业单位，再到发改委，再进省政府办公厅，中间几次调岗都不显山不露水，可每一步都踩得很实。我盯着那张证件照看了半天，忽然就想到一句话——人不是被时间改变的，是被事磨出来的。
上午十点开常委会。
沈景川坐在我左手边，发言的时候逻辑清楚，不抢，不怯，也不故作锋芒。他说到老工业区改造那个项目时，直接指出两个市在数据上有水分，语气平稳，可谁都听得出来，他是做了功课的。那两个地方的书记脸上都挂不住，却又挑不出他一句毛病。
我侧头看了他一眼，他正低头翻页，神情专注。那一瞬间我忽然有点明白，为什么中央会把他放到这个位置上来。
会后，人陆陆续续往外走。沈景川合上本子，正准备起身，我叫住他：“中午一起吃个便饭？”
周围几个人的动作都慢了一拍。
他说：“中午省政府那边约了发改委的人谈项目，改天吧。”
“也行。”我笑着点头，“工作要紧。”
他也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何旭站在我身后，等人散得差不多了，才轻声说：“傅书记，沈省长这边……是不是还得再磨合磨合？”
我嗯了一声：“再看看。”
这四个字，我是说给他听，也是说给自己听。
磨合这东西，放在普通搭档身上，靠的是工作。可我跟沈景川，光靠工作不够。我们中间横着的，是二十多年的旧账，是上一辈子的情义，也是上一辈子的亏欠。
周五晚上，我去看父亲。
他住在西郊干休所，一套一楼的小房子，院里种了两棵桂花树，冬天光秃秃的，看着挺萧索。保姆吴阿姨给我开的门，说老爷子今天精神还行，下午还多吃了半碗粥。
我进屋的时候，父亲正半靠在床头看电视。电视里放着老戏曲，他眼睛盯着屏幕，嘴里却没出声。见我进来，他慢慢转过头来，叫了声：“晏清。”
脑溢血以后，他说话一直不大利索，但脑子还明白。
我坐到床边，替他把被角掖了掖：“爸，沈景川来了。”
这句话一出口，他眼神就变了。
“景……川？”他说得很慢。
“嗯，新省长，到任了。”
他沉默了很久，像是在消化这件事。屋里只有电视里咿咿呀呀的唱腔，过了一会儿，他才问：“你……见着了？”
“见着了。”
“他……还好？”
“挺好，瘦了些，精神头足。”
父亲点点头，喉结动了动，像有很多话卡在那里。最后，他只说了一句：“你……对他好点。”
我鼻子一酸。
“爸，这话你以前也说过。”
“那……不一样。”他闭了闭眼，“现在……不一样。”
我没接话。
屋里暖气开得足，可父亲那双手还是凉的。我握着他的手，想起他年轻时也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在机关里腰杆笔直，做事讲原则。谁能想到老了以后，会这样躺在床上，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要费那么大劲。
我陪他坐了一会儿，他忽然抬手，指了指床头柜下面：“抽……屉。”
我拉开抽屉，里面有几本旧相册、几瓶药，还有一个牛皮纸袋。袋子边角都磨毛了，鼓鼓的，像放了不少东西。
“这个……”父亲喘了口气，“以后……给景川。”
“这是什么？”
“信。”
我手顿了一下。
“谁的信？”
“沈……鹤亭。”他说完这三个字，眼圈就红了。
我心里猛地一沉，把纸袋拿出来，没当着他的面拆。父亲看着那袋东西，眼神很复杂，像愧疚，像不舍，又像终于松了口气。
“爸，你一直留着？”
他点点头，嘴唇哆嗦了两下：“我……没脸给。”
我没再问。
回去的路上，我把车停在江边，坐在车里拆开了那个纸袋。
里面是一沓信，字迹我认得，确实是沈鹤亭的。信纸发黄了，边上都起了毛边。第一封是他刚进去不久写的，语气还算镇定，问我父亲身体如何，问景川最近怎么样。后面几封，字里行间明显看得出气力一年比一年弱，可提得最多的，还是沈景川。
其中一封里写：景川性子倔，嘴上不说，心里什么都压着。若有机会，替我劝他，别跟自己较劲。
还有一封写：我之事，不必再费力周旋。只是孩子无辜，若能多看顾一眼，鹤亭感激不尽。
我坐在车里，一封一封看下去，看得胸口发闷。
父亲这些年没少替景川使过力，这我不是一点都不知道，只是很多事他没说透，我也没往深了问。现在这些信摆在眼前，我才真正明白，他心里那份结有多重。
周一一早，我带着那袋信去了省政府。
沈景川办公室门关着，秘书说他在小会议室听汇报。我站在外面等了十几分钟，人散了，他从里面走出来，看见我，明显愣了一下。
“傅书记，有事？”
“到你办公室说。”
他看了我一眼，没拒绝。
进屋以后，我把纸袋放到茶几上，推到他面前：“我爸让我交给你的。”
沈景川低头看见纸袋上的字，脸色一下变了。
他没立刻伸手，过了好几秒，才把袋子拿起来，慢慢打开。最上头那封信抽出来的时候，他手指明显有点发抖。
屋里很静，静得连暖气片轻微的响声都听得见。
他只看了开头两行，就把信按了回去，重新装好，放在膝盖上，低着头半天没说话。
我没催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良久，他才开口：“傅叔……什么时候给你的？”
“周五。”
“他还好吗？”
“老样子。精神头还行，就是说话费劲。”
沈景川点了点头，喉咙里像压着什么。又过了一会儿，他问我：“他是不是一直留着这些？”
“嗯。”
“为什么不早点给我？”
这话问得轻，可我听得出来，里面有委屈，也有不甘。
“他说他没脸给。”我看着他，“景川，我爸这些年一直觉得亏欠你。”
他笑了一下，那笑意却发苦：“亏欠？他亏欠我什么？”
“你心里明白。”
沈景川抬起头，眼眶有点红，可神情很稳：“傅晏清，我父亲的事，不是你爸一个人的责任。真要论，他已经尽力了。”
我一怔。
他把纸袋放到桌上，手掌压在上面，像怕自己一松手，里头那些旧东西就会散出来。
“我以前是怨过。”他说，“怨命，怨人，也怨过你爸。可这些年走下来，很多事我看明白了。一个人在那个位置上，能做多少，做不到多少，不是光凭心就行。”
我喉头发紧：“那你为什么……”
“为什么对你这样？”他替我把后半句说了，随即自嘲地笑了笑，“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处。”
这话一出来，我反倒松了口气。
有话，就还有缝。
“你一叫我‘哥’，我就想起以前。”他靠回椅背，望着窗外，“想起我爸，想起我妈，想起那些年一进楼道，邻居都不跟我打招呼。也想起你爸在病床上握着我的手，话都说不清了，还一直掉眼泪。”
我听得心里发堵。
“可你要我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跟以前一样，也不可能。”他转过头看我，“我不是圣人。”
“我知道。”我低声说。
“所以我只能先按工作来。”他说，“公事公办，至少不会错。”
我点点头，半晌才说：“那私下呢？”
他沉默了片刻，看了眼桌上的纸袋：“等我把这些看完，再说吧。”
那天我走出他办公室的时候，外头太阳正好出来一点。冬日的阳光不顶用，照在人身上还是冷，可总归是亮了。
晚上回家，我把这事跟顾敏说了。
她正在包饺子，手上全是面粉，听完以后点点头：“这就算往前走了一步。”
“这也算？”
“怎么不算。”她把一个饺子捏好，放到盖帘上，“他愿意跟你把心里话说出来，就已经算。最怕的不是冷，是连冷都懒得给你。”
我看着她利落地擀皮、包馅，忽然问：“你说我这些年，是不是很多事都处理得不近人情？”
顾敏动作停了停，抬头看我：“你总算问这个了。”
我苦笑。
“你不是不近人情，”她说，“你是太讲分寸，讲到最后，把人都讲远了。”
这句话像一下戳到了我心口。
过了两天，沈景川主动来我办公室了。
他说是送一份产业园整改方案，文件放下以后却没急着走。我请他坐，他坐了。两个人喝了会儿茶，先说了十几分钟工作，后来不知怎么的，话就拐到了老城区那家腌笃鲜馆子上。
“还开着？”我问。
“开着。”他说，“老板都六十多了，还是自己掌勺。”
“你还常去？”
“偶尔。”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有阵子心里烦，就去那儿坐坐。”
我看着他：“哪天一起去？”
他手上一顿，抬眼看我，像是在判断我这句话有几分真心。
“行。”他终于说，“周六晚上吧。”
那晚馆子不大，人倒不少。热气腾腾的，门口挂着红灯笼，桌上油纸菜单都起了毛边。老板一见沈景川就笑，说沈哥好久没来了。
“忙。”沈景川说。
“今天带朋友来？”老板又看向我。
沈景川顿了顿，说：“老朋友。”
我心里轻轻一动。
我们点了腌笃鲜、清蒸白鱼、酱鸭和一盘青菜，又开了瓶白酒。酒刚倒上，窗外就下起了小雨，雨丝斜斜地扫在玻璃上，路灯一照，亮闪闪的。
“我爸以前爱来这儿。”沈景川先开的口，“他说这家的汤有家里味道。”
我嗯了一声，不知道怎么接。
“你爸也来过。”他说。
“我爸？”
“来过两次，都是跟我爸一起。”他笑了笑，“那时候他们俩一坐下来就谈工作，菜都凉了还顾不上吃。我跟在边上净顾着扒饭。”
我也笑了，笑着笑着，鼻子却有点发酸。
酒过两巡，话就慢慢松了。
他说起他母亲，说她走得快，连遗言都没留下。说那时候他站在医院走廊里，觉得天花板白得刺眼。又说起这些年一路往上走，走得再稳，心里那口气其实一直没真正平过。
我听着，半天没插话。后来实在忍不住，低声说了句：“对不起。”
沈景川夹菜的动作停住了。
“你替谁说这句？”
“替我自己，也替我爸。”我看着他，“当年有些事，我们家没做到。”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筷子放下：“晏清，这句对不起，其实没那么重要。”
“那什么重要？”
“以后。”他说，“以后的日子怎么处，比较重要。”
外头雨下大了，馆子里吵吵嚷嚷，隔壁桌有人劝酒，笑声很响。可我听到这句话，心里却忽然静了。
饭快吃完的时候，他给我倒了最后一杯酒，没再叫我傅书记。
“来。”他说，“这杯，算重新认识。”
我端起杯子，跟他碰了一下：“哥。”
他没躲，也没纠正，只是把酒喝了。
回到家已经快十点。顾敏给我留了灯，坐在沙发上织毛衣，见我进门，闻了闻空气：“喝得不少。”
“是喝了点。”
“谈开了？”
我脱了外套，在她旁边坐下，长长出了口气：“算是吧。”
她哦了一声，没追问，继续低头织毛衣。毛线在她手里来回穿梭，发出细碎的沙沙声。我看了一会儿，忽然伸手握住她的手腕。
她吓一跳：“干嘛？”
“没什么。”我笑了笑，“就是突然觉得，这些年辛苦你了。”
顾敏愣了好几秒，脸腾地有点红，嘴上却嫌弃：“你喝多了吧。”
我没松手。
她低头看了看我握着她的那只手，最后轻轻叹了口气，也没挣开。
人到这个岁数，很多话其实不用说太满。你肯伸手，对方不躲，就已经是回答了。
春节前，父亲走了。
走得很安静，夜里睡过去，第二天吴阿姨发现的时候，人已经没了气息。我赶过去时，屋里窗帘半拉着，晨光淡淡照进来，落在他脸上。他瘦得厉害，闭着眼，像是终于把这一辈子的重担放下了。
我站在床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顾敏赶来以后陪着我办手续，联系殡仪馆，通知亲友。何旭也来了，一直忙前忙后。最让我意外的是沈景川，他没让秘书跟着，自己开车过来的，进门先给父亲鞠了三个躬。
“傅叔，一路走好。”他说。
他的声音不高，可听得我眼泪差点当场下来。
守灵那天晚上，人都走得差不多了，灵堂里只剩我和他。白花、香烛、遗像，空气里都是蜡和纸灰混在一起的味道。我们并排坐在长椅上，谁都没说话。
过了很久，他才开口：“你爸那年住院，我去看他，他拉着我手不放，一直掉眼泪。”
我盯着地上的火盆，火星偶尔噼啪一声：“他心里一直过不去。”
“我知道。”沈景川声音很轻，“其实我也一样。”
我转头看他。
他看着灵堂中央父亲的遗像，眼圈微红：“晏清，上一辈子的事，到这儿就算了吧。”
我胸口猛地一酸，半天才嗯了一声。
“算了。”
父亲火化那天，天很冷，风刮得人脸生疼。骨灰盒抱在怀里其实不重，可我总觉得压得胳膊发麻。回来的车上，沈景川一直陪着我，什么也没说，只在我手滑了一下的时候，伸手托了托盒底。
那一托，说不上多大事，可我一下就记住了。
办完后事，家里忽然空下来。
顾敏比以前更安静，早上照样做饭，晚上照样收拾屋子，可我知道她是在陪着我熬那个劲。傅知远回来待了几天，临走前站在玄关那儿，犹豫了半天，抱了我一下。
这孩子从小跟我就不算亲，这一抱，抱得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爸，你注意身体。”他说。
我拍了拍他的背：“你也是。”
门关上以后，我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顾敏从厨房探头出来，眼圈也有点红，嘴上却说：“行了，别杵那儿了，挡风。”
春天一到，省里工作一下忙起来。招商、项目、整改、调研，事情一件接一件。沈景川跟我之间也慢慢有了默契。会上该争的争，下了会该通气通气，谁也不拿私人情绪去绊工作。别人看着，只会觉得这届班子磨合得不错。
可只有我知道，这份“不错”来得有多不容易。
四月一个周末，我带沈景川去看了父亲的墓。
墓园在西山那边，松柏种得整齐，风一吹，树梢沙沙响。我们买了一束白菊，站在墓前，谁都没说太多。沈景川把花放下，弯腰鞠躬，直起身时看着墓碑上的名字，低低说了句：“傅叔，我来看您了。”
出来的时候，山路两边开了不少野花，黄的白的，杂七杂八。沈景川走在我旁边，忽然说：“我爸要是还在，跟你爸现在也差不多年纪了。”
“嗯。”
“老头子们年轻时候争啊忙啊，到最后，其实也就剩下那么点念想。”他笑了一下，“倒是我们这些当儿子的，把很多事记得太重。”
我看着前面的路，缓缓说：“有些事不记重，就对不起当年那个自己。”
“也是。”他说。
走到停车场时，他拍了拍我肩膀：“但太重了，也走不远。”
这句话我记了很久。
那年中秋，两家人第一次正儿八经坐到一张桌上吃饭。
饭是在我家吃的。顾敏忙了一下午，做了一桌子菜，还特地学了宋敏爱吃的桂花糯米藕。沈景川带着妻子宋敏和女儿沈知意一起来，进门时还拎了两盒月饼。知意那孩子嘴甜，一见顾敏就叫阿姨，进了门就帮着端盘子，比我儿子小时候机灵多了。
饭桌上人多，气氛反倒轻松。顾敏和宋敏聊家常，孩子们聊学校和工作，我跟沈景川碰了两回酒，谁都没刻意提过去。
吃到一半，知意忽然笑着问：“爸，傅叔以前是不是老惹你生气？”
我一口汤差点呛着。
沈景川放下筷子，慢悠悠看了我一眼：“年轻时候，没少让我替他收拾烂摊子。”
“你看，我就知道。”知意乐了，“我爸每次讲年轻时候的事，说到别人都没劲，一说到傅叔，细节特别多。”
桌上人都笑了。
我也笑，笑着笑着，心里却有点热。
有些关系，真恢复了，不是靠喊口号，是靠这些不经意的小地方。谁愿意在人前提你年轻时候那点糗事，往往就是还把你当自己人。
饭后送他们下楼，夜风里桂花香很浓。沈景川走在我旁边，忽然说：“晏清。”
“嗯？”
“谢谢嫂子今天做那道藕。”
“你爱吃？”
“不是我。”他说，“我妈以前也爱做这个。”
我脚步顿了下，转头看他。
他望着小区里昏黄的路灯，神情很淡，可我听得出来，那一句不是随口提的。他是借这道菜，接住了一点过去。
“那以后常来。”我说。
他点点头：“好。”
年底的时候，省里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风波。一个地市的重点项目被实名举报，牵出好几个部门，舆论一下子压上来。那几天我和沈景川几乎天天碰头，开会开到后半夜。会上难免有分歧，他坚持先查清流程再对外表态，我担心拖久了社会面发酵，两个人在小会议室里吵了足足二十分钟。
换别人，可能早就僵了。
可吵完以后，他还是把我送到门口，低声说了句：“你先别急，我今晚把材料再过一遍，明早给你结论。”
第二天一早，他把处理建议送到我桌上，思路比前一晚更完整，也兼顾了我担心的舆情风险。我看完后直接批了同意。
中午食堂碰见他，我端着餐盘过去坐下，故意问：“昨天嗓门大了点，没往心里去吧？”
他夹了筷子青菜，头也不抬：“你哪回嗓门小过。”
我笑了。
这句话一出来，我心里最后那点别扭算是彻底散了。
人跟人之间，能吵，说明还在一个桌上。最怕的是连吵都懒得吵，那才真是远了。
冬至那天，顾敏包了饺子，专门多装了一盒让我带给沈景川。
我拎过去时，他正好也在加班。看见我把饭盒放他桌上，愣了一下：“嫂子包的？”
“嗯，韭菜虾仁的。她说宋敏今天回娘家了，猜你八成又在办公室凑合。”
他打开盒盖，热气一下冒出来，香味很实在。
“替我谢谢嫂子。”他说。
我站在办公桌前没走，想了想，还是说：“景川。”
“嗯？”
“我以前总觉得，什么事都得分得清清楚楚，谁欠谁，谁该还谁。可这两年我才发现，很多关系不是算清了才好，是不算了才好。”
他合上饭盒，抬头看我，眼里有点笑意：“你总算想明白了。”
“是。”
“那就好。”他站起身，拿起饭盒往小茶桌那边走，“坐会儿？一起吃点。”
我也没客气，拉了把椅子坐下。两个人分着一盒饺子，一人一双一次性筷子，蘸着办公室里常备的陈醋，吃得热气腾腾。
窗外夜色沉沉，楼里灯火明亮。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才是日子。不是轰轰烈烈，也不是非得把陈年旧账翻个底朝天，而是该吃饭的时候有人惦记你没吃，该难受的时候有人知道你难受，该往前走的时候，旁边还有个人能跟你并肩。
过年那晚，两家人又坐到了一起。
这次是沈景川家。宋敏做了一桌子菜，腌笃鲜还是压轴。饭桌上杯子一举，话也不用说太多。外头鞭炮声此起彼伏，电视里春晚热热闹闹，窗玻璃上映着满屋子的灯火。
我端起酒杯，冲他笑了笑：“哥，新年好。”
沈景川看着我，没躲，也没停，直接跟我碰了杯：“新年好，晏清。”
酒下肚的时候，我忽然有点想父亲。
想他年轻时意气风发的样子，想他晚年说不清话还惦记着那袋信，想他要是能亲眼看到今天，大概会比谁都松一口气。
人生很多事，真等不到一个完完整整的交代。有人先走，有人后明白，有的伤口永远在，有的债也注定还不干净。可日子总归还得往下过。
后来我常想，礼堂门口那天，我那声“哥”其实不是喊给沈景川一个人的。
也是喊给从前，喊给父亲，喊给我们两家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年月。
好在，风绕了一大圈，到底还是把人吹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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