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入狱八个月的袁崇焕被凌迟处死。这“处决速度”在明季的获罪高级官僚中可排前列，比如杨镐在死牢住了八年、熊廷弼也拖了三年多 … 那么是谁想让他速死呢？
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一，袁崇焕被皇帝召入京师并逮捕入狱，不过这一天崇祯斥问的罪责不仅少也没那么“严重”。在现场的内阁辅臣成基命留下的记录为，“上历数崇焕不能御敌，及数求入城诸罪状”。
“不能御敌”，并不是说袁崇焕未能将清军阻于边墙之外，而是崇祯认为他不主动寻歼入寇的敌军，“奴酋零骑在我城下，任其抢掠，是何道理？也不见崇焕剿杀 … 又说虏精骑不满五千，其余不足杀，为何不动一动”。
但袁崇焕入狱后，满桂率众出击却全军覆灭于京师城外，说明主动寻歼入寇之敌远没有崇祯想的那般容易。
“数求入城”，严格来说都不算是罪责。因为袁崇焕是“求”而不是“强”入，被拒后他既没学蓝玉，也没有摆出其它胁迫之态。另外他被拒后再次奏请，也是看到满桂获准入城后才复求的。
除此之外，袁崇焕被捕后其案件一直由锦衣卫主审，但好几个月里不仅案件没什么进展，也没什么审讯相关的消息或风声外传，具体的罪名更无定论。也就是说，袁崇焕有罪无罪，还待崇祯一言而决。
由此产生了一种观点，崇祯最初不仅没想处死袁崇焕，甚至还打算放了他（代表性的如《白冤疏》《剖肝录》里的记载）。这种观点对不对，大家各抒己见，笔者提供两个旁证作为参考。
崇祯二年十一月初一，在获知清军入寇后，崇祯将罪责扣在刚上任不足五个月的蓟辽总督刘策头上并要求他戴罪立功，“以匹马不入为功，若纵入内地以失机论”。然而刘策接到圣旨时局势已急剧恶化，重镇遵化沦陷。
此时蓟镇的战备以及军事实力如何，崇祯其实比刘策更清楚，因为明廷刚勉强压住蓟镇的大规模哗变（数万边军弃防闹饷）。但理解归理解，要求是要求。崇祯转而又令刘策，在巡抚总兵皆阵亡的情况下率蓟镇残部收复遵化 ……
刘策有能力复命么？结果半月不到，他就走完下狱到斩首弃市（崇祯三年正月初十）的流程。而刘策的级别和职权并不比袁崇焕低，所以崇祯会怎么处置被他认为不主动迎击敌军的督师呢？
袁崇焕入狱后，京师巡捕营抓获了一个山西木匠张思栋，初审后认定其为袁崇焕派入京师的奸细。崇祯由此命令锦衣卫北镇抚司李若琏，调查袁“通虏谋叛”的罪证。李若琏审查后上报结果，张思栋是被屈打成招。
及讯，犯人随口直认云：“袁督师修盖衙门，戴方巾，穿白绫袍。知我常在京中，遂差打听京中有多少人马。欲起手反叛。”君再四诱问，始痛哭曰：“捕营苦刑，叫如此说，不然驳回，当时夹死。我是山西人，在京作木匠，何曾到辽东？”君据实上报。上令锦衣卫刘侨再审，乃以为真，立付重辟。君失出降二级，回卫。君笑曰：“吾不以人命博一官也。”
《畿辅人物志》
如果崇祯真的有心宽宥袁崇焕，这不是个可用的台阶么？但崇祯收到相关卷宗后，下令李若琏降两级外调，案子交北镇抚司指挥使刘侨重审。
袁崇焕下狱后，在穷治其罪方面最活跃的人是梁廷栋和温体仁。也不能说他们恨袁崇焕入骨，只是两人均发现袁崇焕是他们获取皇帝青睐上位以及倒阁的最佳垫脚石。
梁廷栋意识到崇祯缺乏处死袁崇焕的直接罪名，因此他将崇祯本不好意重提的“斩帅”和似是而非“谋款”给联系起来，“迨夫逆酋以纳款愚崇焕，而必杀文龙以取信。崇焕以碍款图文龙，而遂引敷奏为主谋，惟时同恶相济”。
简而言之，虽然朝廷和皇帝都认为毛文龙是罪有应得，但袁崇焕杀他不是正国法、严军纪而是为了“款敌”，其心可诛。
注：袁崇焕双岛斩杀毛文龙后，崇祯连发两道圣旨为其解释，“（毛文龙）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
温体仁更看重袁崇焕的关系网，内阁首辅韩爌是袁崇焕的座师、内阁辅臣李标和钱龙锡不仅在会推督师时力荐袁崇焕，和他私交都还不错。所以彻底扳倒袁崇焕，就能通过他搞垮内阁。
温体仁的切入点比梁廷栋更巧妙，他咬定袁崇焕在处置毛文龙前曾和阁臣钱龙锡秘密商议过。虽没有明说，但这招直指明朝诸帝的软肋 -- 近臣结交边帅等同谋逆，一如嘉靖朝的曾铣（陕西总督）夏言（内阁首辅）案。
复上成言：“龙锡张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秦桧莫过。出都以崇焕所畀重贿数万，转寄姻家，巧为营干，致国法不伸。” 帝怒，敕刑官五日内具狱。于是锦衣刘侨上崇焕狱词，言：“斩帅一事，龙锡与洽频以书问之，而崇焕专断杀之者也。主款一事，则崇焕频以书问之，而龙锡与洽未尝许也。” 帝乃召廷臣于平台，置崇焕重辟，责龙锡私结边臣，蒙隐不举，令廷臣议罪 ……
《东江遗事》
大受刺激的崇祯果然开始上强度，“敕刑官五日内具狱”。前文提到的北镇抚司刘侨果然能力和效率远高于李若琏。不仅查实了梁廷栋和温体仁状告的“斩帅款敌”，还举一反三。
比如，袁崇焕在高台堡开市售粮虽然符合朝廷抚赏蒙古以屏护边墙的对外政策，被弹劾后也获取崇祯理解和许可。但他不是为了拉拢喀喇沁诸部，而是用心险恶想通过蒙古人资助后金 …
比如，袁崇焕在蓟州城将汇集来的各路勤王兵马，调往京师外围各要点据守。此事虽然上报兵部，并获中枢和皇帝的同意。但他这么做不是为了加强京师防御，而是为了配合敌军谋不轨 ……
携带喇嘛自然是为了便于和蒙古人沟通，但联系的目的，不是便于行朝廷之事，而是为了通敌谋不轨 ……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帝御平台，召辅臣并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记注官，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及总协、锦衣卫堂上等官俱入，宣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崇祯长编卷三十七》
“罪证确凿”之下，崇祯直接召集群臣宣判并命令刑部官员立即领旨行刑，不给任何人说项的机会，主打一个高效率。
编者附：钱龙锡因私结边帅被判死刑，后经王永光、周延儒、黄道周等人营救得以免死（牢狱加流放）。黄道周因为谏章里有些激烈言辞（感曾铣之累夏言，伤崇焕之累龙锡 … 以终年之计划，欲杀一钱龙锡，而又欲以十年不动之算，坐收封疆），被崇祯降三级外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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