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初抵达美国的部分幼童在旧金山合影
一个地方“一大人物出，又能造机会以使之发展其天才，故一时人物蔚起耳。” ——冯友兰
昨日为纪念“七一”，发了一篇有关留法勤工俭学和中共旅欧支部的文章，其中提到中国近代出国留学的发展情况，其留学目的地经历了鸦片战争后的留美，甲午战争后的留日，以及辛亥革命后的留欧、留苏这样一个过程。（见：历史杂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和中共旅欧支部的共产党员）
今天，就说一说中国近代留学之源头的那些事。这也是一个关于机遇的话题，故而用了冯友兰所说的一句话作为题记。或许于今天的我们有所启发。
老正橱窗最近上架并置顶了一本新书：《先醒来的人：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是由叶克飞所著，先知书店自出版的。
看到这本书，人们会想到留美幼童，但他们为何r又被称为“先醒来的人”呢？这就有故事了。
这故事离不开时点方位人物与趋势。
时点是故事的初始
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1839年马礼逊学堂在澳门创立；
1847年民间赴美留学之肇始；
1872年首批官派幼童留美启程；
1881年留美幼童被提前召回；
1906年北洋大学堂遴选学生留美；
1909年中美协议庚款留美开启。
澳门马礼逊学堂
方位与时点密切不可分
一是澳门。马礼逊学堂在这里创立，创始班六个中国学生，近代留美肇始者为其三，官派幼童留美又为其一所促成。
二是香山。官派幼童留美四批120人。广东籍84人，其中香山籍40人。第二批留美幼童之香山籍一人回国后为启动庚款留美贡献甚巨。
三是江苏（含上海）。江苏籍22人，上海则是留美幼童准备、培训及启程之大本营。
四是浙江。8人来自浙江。
另有6人分别来自安徽、山东和福建。
人物为时点方位之核心
塞缪尔·布朗：美国长老会教徒，神学博士。1839年2月来到中国，11月4日在澳门创立马礼逊学堂并任校长，黄胜、黄宽、李刚、周文、唐杰和容闳等六人成为“开校之创始班”学生。1846年9月，布朗因夫人身体原因辞职，携自愿跟随之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等三人一同返美。
容闳：香山南屏村人，布朗返美前询问谁愿随行深造，容闳是举手第一人，赴美后成为第一个就读耶鲁大学的中国人，1854年11月回国，后促成1872年-1875年官派幼童留美计划与实施，被誉为近代中国留学生之父。
黄宽：香山东安村人，赴美一年后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获博士学位，1857年执业香港，次年赴广州接办惠爱医馆。是首位留英学医并获西医执业资格的中国人。
黄胜：香山南屏村人，赴美后因水土不服次年返港，1858年协办香港首份中文报纸《中外新报》，成为近代中国报业之先驱。1873年率第二批留美幼童赴美，并任清廷驻美使馆翻译。
部分留美幼童临行前合影
1872年-1875年官派留美幼童120人分4批从上海启程赴美，其后虽于1881年被清政府提前召回。但回国后仍先后崭露头角，表现不俗。从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教者5人，其中清华大学校长1人、北洋大学堂督办4人；从政与外交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12人，外交部长1人、副部长1人，驻外大使1人，国务院总理1人；从商者7人；从军者20人，其中14人成为海军将领。
在首批官派留美幼童中，有四人特别值得一提：
唐绍仪：曾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梁敦彦：曾任袁世凯内阁外务部大臣、北洋政府交通总长。
梁如浩：曾民国政府内阁外交总长。
蔡绍基：曾任清政府北洋洋务局及招商局总办，北洋西学学堂二等学堂总办。
这四人还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同为广东人，一人顺德，三人香山；二是同于1902年至1910年间先后任北洋大学堂督办，在任上极力促成选拔毕业生赴美深造事宜。
1906年，遴选学生35名赴美留学，经济学家马寅初，医学家刘瑞恒，数学家秦汾，盐政名宿钟世铭、朱庭祺、马泰钧，银行金融家钱永铭，冶金学家温宗禹、蔡远泽，法学家赵天麟、冯熙运，军事家温应星，交通名宿刘景山，工程教育家罗忠忱，师范教育家李建勋、齐国梁等均出此时。其它不胜缕数。
在第二批官派留美幼童中，有一人一定要说：
唐国安：广东香山人，耶鲁大学肄业应召回国，1908年参与并促成中美庚款协议，自1909年起，每年更款派遣100名学生留美，5年后减为每年不少于50名，总期限32年。创办清华学校并任首任校长。先后主持三批庚款留美学生考选并护送首批学生赴美。
庚款留美对近代中国影响极大。仅以教育界论，便有执掌清华的梅贻琦，执掌北大的蒋梦麟和胡适，执掌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执掌东南大学的邹秉文。193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录》收录教育界名人1103位，其中留学出身者达904人，“高等以上学校之科学教师，更无一非留学生”。而从这些大学走出的精英亦不可计数。
在庚款留美学生中，亦有香山人的身影，首批学生唐悦良，便来自香山唐家湾，后曾任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部长、常任次长。
时位人结合可成趋势
容闳三人得留美之机会，马礼逊学堂是为依托。官方留美幼童的成行，得益于容闳的奔走，虽被提前召回，仍开枝散叶，改写了一代中国人的求学之路。而近代中国的巨变，恰与留学变迁成为趋势密切相关：
初始于开窗的澳门，得益于“敢为天下先”的香山，离不开留学大本营的上海。
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他们之所以成为“先醒来的人”，恰逢1840年开端之天时，离不开澳门香山上海之地利，更因为他们就是先醒唤后醒，后醒愿意醒之人。
这就是机遇。哲学家冯友兰在《人生哲学》中对此论述道：
“在人生中，……机遇颇为重要，凡大人物之所以能成大事业，固由于其天才，然亦由诸机遇凑合，使其天才得充分发展也。”一个地方“一大人物出，又能造机会以使之发展其天才，故一时人物蔚起耳。”“世上有天才之人甚多，特其多数皆因无好的机遇凑合，故不幸而埋没耳。”
一个地方“一大人物出，又能造机会以使之发展其天才，故一时人物蔚起耳。”这有些像蘑菇，像蒲公英，像竹笋，一长就是一大片。
澳门出了个黄闳，香山便有了更多黄闳。黄闳们散开来，就成了“势”，这“势”如今已不可挡。
生于广东邻香山之南海，官派第二批留美幼童，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当年在耶鲁大学作为唯一一位毕业的中国学生所做的演讲说得好：“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
他与最早留美的容闳等人，与官派留美幼童之同学，与北洋留美学生，与庚款留美学生一起，活成了一代传奇，照亮了无数后来者的前路，最终在风云变幻的年代里成为改变历史的重要力量。
这本书里有更多精彩细节，值得阅读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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