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一只烧鸡，的几个故事|克里斯蒂|奥斯陆大学|普莱斯|格里格|爱德华|父亲节|达格|道口烧鸡

“瘦老师，你晃什么呢，快坐下吃饭。”

这句话在我家高频出现，可以算是一种家庭行为学现象。一道菜上桌，两道菜上桌，“筒哥，盛饭！”，“心姐，筷子呢？”，孩子已经开始对某道菜发表评论，而我还在桌边晃。

我并不是在巡视领地，一个可能原因是，大厨在收工之后，会有一段短暂的不应期，尤其是夏天。

另一个原因：

126年前，有个挪威小孩，开始养鸡

这个小孩叫 Thorleif Schjelderup-Ebbe，托莱夫·谢尔德鲁普-埃贝（1894-1976），一个宛如挪威峡湾般的名字。1894年，他出生在挪威克里斯蒂安尼亚，父母都是知名的雕塑家。克里斯蒂安尼亚在1925年改名叫奥斯陆，挪威首都。故事开始时，他只是一个城里有钱人家的温室里长大的孩子。

画家Eiebakke August创作的托莱夫肖像，1914（奥斯陆博物馆馆藏）

根据他儿子达格（ Dag Schjelderup-Ebbe）后来的回忆，托莱夫小时候过的是一种相当封闭的生活，父母没有让他像大部分同龄人一样去学校，而是雇了家庭教师，其中一位老师的外甥女后来成为了托莱夫的妻子。他的母亲非常强势，也非常愿意给这个聪明儿子安排一切。夏天奥斯陆热，家里就安排他在乡间避暑。大约六岁那年，乡间度假屋的一群鸡，打开了托莱夫的新世界。

他开始给鸡起名字，辨认每一只鸡。第二年再去，他还能认出旧鸡，也注意到新鸡。他说服祖母让自己养鸡。冬天，鸡寄养在谷仓里，他还会去看它们。他拥有一个由十几只鸡组成的小王国。普通人养鸡关心下蛋，托莱夫当然也关心鸡蛋，但真正吸引他的不是鸡蛋，而是秩序。

谷粒撒下去，鸡群看似一片混乱，其实非常讲究。某只鸡可以啄另一只，被啄的那只并不反击；被啄的鸡转头又能去啄第三只。谁敢低头吃，谁必须让开，谁只是走近就会被赶走，里面有一套稳定关系。最有意思的是，这套关系并不总是我们想象中那种简单线性排序。不是 A 压 B，B 压 C，于是 A 必然压 C。托莱夫早就注意到，鸡群里会出现三角形、四边形，甚至循环关系：A 胜 B，B 胜 C，C 却可能胜 A。某只鸡生病了，位置会变化；两只鸡第一次相遇时发生了什么，也可能决定之后很长时间的关系。

一群鸡的啄序（奥地利动物辅助研究所 Akademie Tiergestützt- Ausbildungsinstitut）

十岁的托莱夫，把这些都记到了笔记里。

1922年，托莱夫·谢尔德鲁普-埃贝创造了一个德语词——Hackordnung，英文译作pecking order，中文译成“啄序”。这个概念后来进入动物行为学、社会心理学、社会生物学，最后又溜进普通人的日常语言，尤其是在英文世界。我们说单位有啄序，学术圈有啄序，饭局上有啄序，家族群里也有啄序。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能啄谁、不能啄谁，以及谁还没啄你你就已经自动退后了。在1921年之前，没有任何科学家研究过社会性动物的权力结构。奇怪吧。

职场啄序图

“啄序”的创造者埃贝，自己在挪威学界的啄序里，位置并不好。

他1917年在奥斯陆完成动物学学位，导师是克莉丝汀·邦内维（ Kristine Bonnevie 1872-1948）。邦内维是挪威科学史上的大人物，她是挪威第一位女博士、第一位女性教授，做细胞学、遗传学、发育生物学，是那个时代少见地真正进入制度核心的女科学家。她后来创办了遗传研究机构，也参与公共事务和女性教育。今天回头看，她当然是先锋。但在埃贝的故事里，她还有另一个角色：一只学术鸡群里非常上位的母鸡。克莉丝汀·邦内维当然是一只战斗力很强的母鸡，在那个女孩子上学都会遭受非议的年代，能成为学术界里的各种“第一个女性”，那可是牝鸡司晨啊。

克莉丝汀·邦内维在1919年一次野外科考中（奥斯陆大学与科学史博物馆馆藏）

邦内维不是没有眼光。她看得出埃贝聪明，记忆力惊人，拉丁学名、化学公式、植物动物名称都能牢牢记住。但她的兴趣不在鸡，她喜欢的是更传统、更“正经”的东西。达格回忆说，邦内维会带埃贝坐小船去采集海洋生物标本，埃贝晕船晕得很惨。来自北海的海洋生物调查，让邦内维拿到了博士学位，而她对鸡群社会心理学兴趣寥寥。

一个人带着一篮子活鸡来到学术饭桌前，说我发现了社会结构。桌上坐着的人说，挺好，但我们今天主要吃海鲜。

邦内维和她的同事们在德罗巴克工作站，1920年（奥斯陆大学与科学史博物馆馆藏）

事情后来变得更糟。奥斯陆大学的学生刊物《Minerva》上出现了一篇嘲笑邦内维的匿名文章，作者可能是后来成为挪威重要小说家的西居尔·胡尔（ Sigurd Hoel 1890-1960），当时他在跟邦内维读动物学。但有人告诉邦内维，说文章是埃贝写的。她信了。达格说父亲是无辜的，可邦内维从此开始讨厌他。

西居尔在1941年（奥斯陆博物馆馆藏）

这里面当然可能有儿子替父亲讲述时的偏心，但故事结构太典型了。一个年轻人，一个上位导师，一篇匿名讽刺文章，一个小圈子里的流言。真相反而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上位者相信了什么。鸡群里的啄击很多时候只是发生了，并不需要什么理由。

埃贝毕业后想当邦内维的助手。她拒绝了。理由也很有啄序味道：“你的研究方向在我这里没有前途。而且你家有钱，不需要这个职位养活自己，我们还有很多寒门学子呢。”邦内维也未必是那么针对埃贝，她后来花了很多精力投身社会运动，甚至在纳粹占领挪威之后协助犹太人出走。

埃贝也出走了。

他去了德国，在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Universität Greifswald）拿了博士。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是全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也出过几个诺贝尔奖得主，但是在德国，那只是一个排名几十位的北方小镇大学，达格半开玩笑地说，那地方像是火车售票员会喊“格赖夫斯瓦尔德到了，下车拿博士”的地方。

在德国，他写出了关于家鸡日常生活的论文，又到莱比锡跟随心理学家戴维·卡茨（ David Katz 1884-1953）学习，发表关于鸡的语言、鸟类社会行为等论文。1922年，他发表《家鸡社会心理学研究》（ Beiträge zur Sozialpsychologie des haushuhns ），这是啄序概念真正进入学术文献的关键文本。

但学术地位从来不只由“你做出了什么”决定，还由“谁承认你做出了什么”决定。

学术共同体，是个鸡窝

后来埃贝又回到挪威，他还想拿一个挪威博士。由于动物学那条路基本被堵，他转向植物学。植物学教授给了他一批百年老种子，让他研究种子的萌发能力。他做了两年，写出一本四百页的大书，1936年由挪威科学院出版。他以为这次总可以了。论文已经被认可，工作也够“科学”，而他已经42岁了。

博士答辩委员会拒了埃贝。很奇怪，埃贝并没有拿自己关于种子萌发力的研究去答辩，而是找了一个关于被子植物花香强度的研究。这个研究再次没有获得当时挪威学术大佬们的青睐，他们的意见——这个研究不“科学”。

这种事情在挪威博士制度中几乎前所未闻，在全球学术范围里也都算是罕见的。论文通过了，最后却被挡下。埃贝后来把那篇关于花香强度的文章译成英文，寄给美国学者，也得到正面反馈。但太晚了。大学说，事情过去太久，不能重来。

埃贝后来确实自称“教授”，他去法国一个高中教了一年书，法语里，高中老师就是professeur，缩写成Prof，有什么错？

一个发现鸡群啄序的人，被啄得头破血流。

他研究方向不断漂移。鸡、鸟、乌鸦、昆虫、植物、陈种子、花香强度，甚至数学、力学、诗歌、儿童故事、小说。他不是单纯兴趣广泛。兴趣广泛是简历上的说法，生活里常常叫找不到座位。一个人如果在主桌上始终坐不稳，就会不断去旁边的桌子试试。植物学也许可以给他一个位置，昆虫也许可以，数学也许可以，文学也许可以。每换一次方向，都像一只鸡绕着食盆乱转。

达格说他父亲写了大量作品，大概有一百种。他写诗，而且以为自己写得不错，而儿子的评价比较无情：其实并不好。他也写儿童诗、儿童故事、小说。埃贝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匠人，他更像一个过剩的人：记忆过剩，兴趣过剩，自我意识过剩，表达欲过剩。但过剩不等于成功。过剩有时只是让一个人在各种边界上都显得不合时宜。

他还有一种近乎可怜的自我确认需求。达格说父亲保存剪报，做了十本巨大的剪贴簿，把所有提到自己的东西都贴进去。他还曾告诉家人自己成了伦敦皇家学会会员，后来查明其实是伦敦皇家艺术学会会员，那个会员花钱就可以买一个。

鸡在受惊、求偶或者装腔作势的时候会把羽毛炸起来。

人也会。只不过人类的羽毛是头衔、剪报和“某某学会会员”。

1955年前后，埃贝收到过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 1903-1989）的一封信。达格说他见过那封信，但后来找不到了。信中，洛伦兹承认埃贝的工作对自己影响很大。

洛伦兹与小雁共游《生活》杂志摄影师Nina Leen拍摄

康拉德·洛伦兹是谁？今天，我们尊称他是动物行为学的祖师爷，他描述的鸟类的印迹行为，成为了动物行为学的罗赛塔石碑。1973年，洛伦兹、廷伯根和冯·弗里希分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达格对父亲说，你本来也应该得到这个。他有点替父亲不平。

他需要洛伦兹这只后来坐上主桌的大公雁，回头说一句：是的，他重要。

如果没有一个英国人的好奇心，这些故事本来会消逝在时间里。1980年，英国进化心理学家约翰·普莱斯（ John Scott Price 1930-2017）意识到一件事：没人知道托莱夫·谢尔德鲁普-埃贝是不是还活着。

约翰·普莱斯在2003年一场学术活动中

这个学术流星，除了“啄序”这个概念，似乎什么都没留下来。于是普莱斯找来一本奥斯陆的电话黄页。在电话黄页里，全奥斯陆只有一个谢尔德鲁普-埃贝。接电话的人，是60岁的达格·谢尔德鲁普-埃贝。“我父亲四年前已经去世了。”之后的几年，达格受普莱斯的邀请，去过几次英国，于是就有了1995年3月《人类伦理学公报》（Human Ethology Bulletin）上的文章《纪念托莱夫·谢尔德鲁普-埃贝》，我们对于这位“啄序”概念发明人的大部分现存信息，都来自这篇文章。

番外：儿子

埃贝的故事最好不要结束在鸡身上。

说说他的儿子。

达格·谢尔德鲁普-埃贝，音乐学家，挪威音乐史的权威，主要研究对象是挪威最著名的音乐家格里格和斯文德森。达格和他父亲不一样，他获得奥斯陆大学音乐教授的教职似乎并没有经过什么波折。除此之外，他会下国际象棋，会打桥牌，还代表挪威参加过国际比赛。达格热衷于旅行，经常在邮轮上把素昧平生的同船渡们组织起来打桥牌。

这么听起来，达格和他父亲是很不一样的人。

在普莱斯根据对达格的采访撰写的那篇文章里，达格提到了一些他父亲作为学术人物之外的部分。

“我父亲的成长环境非常优越。他有家庭教师，其中一位碰巧是我母亲的舅舅。这位舅姥爷是一名教师，他曾向人提起自己有个极为聪颖的学生，我母亲小时候就听说过舅舅所教的这个才华横溢、家境殷实的孩子，万万想不到，她后来竟嫁给了他。当然，我母亲的出身与此完全不同——她来自一个非常贫寒的家庭。

托莱夫·谢尔德鲁普-埃贝与夫人托尔比约格的合影，1919年11月（瑞典隆德大学图书馆馆藏）

父亲进入青春期之后，开始感受到母亲的控制，渐渐开始反抗。他对女孩产生了兴趣，大约在1914或1915年，与一个半英国血统的女孩差不多定了婚。后来这个女孩去了伦敦，战争爆发，她回不了挪威——其实她才是父亲真正应该娶的人。遗憾的是，父亲后来有时会去伦敦看她。他对我母亲并不忠诚，有过几段外遇，使母亲非常痛苦。他极度自我，只在乎自己。我在十几岁时发现这些事，变得非常反感他，立志要成为一个与他截然不同的人。”

达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像他回忆父亲一样从他的孩子的回忆中知晓。达格终身未婚，也没有子嗣。但是我觉得，他确实成了一个和父亲截然不同的人，一个镜像。

达格·谢尔德鲁普-埃贝（1926-2013），关于他的事，我是听他在奥斯陆大学的同事约恩-罗阿尔·比约克沃德（Jon-Roar Bjørkvold 1943-）说的。比约克沃德，是达格教职的继任者。

2013年10月17日，比约克沃德在挪威科学与文学院发表了达格的正式悼词。

音乐学者、格里格专家达格·谢尔德鲁普-埃贝于2013年2月1日去世，享年八十六岁有余。谢尔德鲁普-埃贝是一个极度孤独的人。他的骨灰随风而散，没有仪式，没有墓碑，只有捧骨灰坛的人在场。他希望如此。

然而有一件事，他同意了——在挪威科学与文学院发表悼词。他于1990年当选为该院院士。我来此，是为了完成他的心愿。他希望如此。

达格·谢尔德鲁普-埃贝1926年12月10日生于奥斯陆。

家族传承将伴随他一生。这是他所希望的吗？

他的父亲托莱夫·谢尔德鲁普-埃贝，是两位杰出瑞典雕塑家之子。艺术血脉在达格身上流淌：他创作了多部作品，由久负盛名的C. F.彼得斯出版社出版——那正是爱德华·格里格昔日的出版商。这令身为格里格研究者的达格深感欣慰。

但父亲留给他最重要的遗产，是科学精神。其父因1921年提出”啄序"理论而享誉国际，迄今仍是挪威跨学科被引用最多的学者之一。

父亲年幼时开始研究母鸡的等级秩序与社会生活；达格则在少年时将哥本哈根所有电车路线绘制成图，能按正确顺序背出每一个站名。后来，音乐学成了他的天地——这门学科既考验艺术气质的敏感，也考验科学头脑的严谨。艺术与科学。

母亲的遗产对达格同样至关重要。托尔比约格·布雷克（Torbjørg Brekke 1897～1979）是挪威象棋冠军。达格继承了母亲的棋艺天赋，是一位颇具实力的棋手。他最喜欢与电脑对弈——那个象棋程序是他忠实的伴侣。

对达格而言，音乐创作与象棋是近亲：”逻辑、动力、创造力与美感，在后翼弃兵开局和巴赫赋格中同样存在。"他作曲时寻找它，分析时寻找它，讲课时展示它。他的和声分析在许多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达格作为独子与母亲相依为命——父亲在他两岁时便离家而去。母子二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1979年母亲去世后，五十三岁的达格·谢尔德鲁普-埃贝彻底斩断了旧日的束缚。

他想逃离他所说的”学生的折磨"——学生们对他并不友善。他毫无预兆地申请辞去教授职位，连他一生最坚定的支持者芬恩·贝内斯塔（Finn Benestad 1929.10.30～2012.04.30）教授事先也不知情。

从此，达格·谢尔德鲁普-埃贝成了一只候鸟：

明媚温暖的季节，他住在挪威；

黑暗寒冷的季节，他住在温暖的土地上，常是墨西哥或新西兰。途中，他必定要在拉斯维加斯逗留一个月左右——他骨子里的赌徒，要尽享人间的欢愉。

而与此同时，他从未停止研究格里格的音乐。他希望如此。

达格·谢尔德鲁普-埃贝十七岁时在奥斯陆参加高中毕业考试，自然是优等通过。但那段学校生活恐怕并不快乐。多年后他说："不要让有天赋的孩子过早入学，他们可能会与旁人完全脱节。我就是这样。"

社交上的重压或许正是他成年后渴望离开挪威的原因。二十一岁时，他前往俄亥俄州，于1946至1947年就读于欧柏林学院，此后转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带着对格里格的热情，于1950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格里格和声研究——兼论其对音乐印象主义的贡献》。

带着这一学位，他返回挪威，受到奥拉夫·古尔文（Olav Gurvin 1893.12.24～1974.10.31）教授的热忱接待，被任命为奥斯陆大学音乐学助教，继续钻研格里格的音乐。

十四年后，达格·谢尔德鲁普-埃贝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在奥斯陆和伦敦同时出版：《爱德华·格里格1858—1867——兼论其和声风格的演变》（1964）。同年，他被任命为奥斯陆大学音乐学副教授。

古尔文教授采取了一项行动。那是1962年：一个学术委员会成立，负责出版格里格全集。古尔文已年届六十九，学界开始寻找接班人。谢尔德鲁普-埃贝参与其中，但古尔文看出他并非行政管理的强人——他感兴趣的，是学术本身和音乐分析。

1965年，芬恩·贝内斯塔被任命为奥斯陆大学音乐学教授。他带来了推动音乐学研究所发展所需的行政能量。贝内斯塔对格里格颇为熟悉，演奏过格里格所有小提琴奏鸣曲并深爱之，但他并无格里格研究者的学术背景。格里格研究的专业积淀，在谢尔德鲁普-埃贝身上。

格里格全集的编纂工作在此后三十年间成为挪威音乐研究的主旋律——一个持续的固定音型。全集于1995年以第二十卷收尾，众人参与其中。芬恩·贝内斯塔是学术上的驱动力；谢尔德鲁普-埃贝负责前四卷的编辑工作——其中包含全部《抒情小品》——并与贝内斯塔共同担任第十二卷管弦乐组曲的联合编辑。彼时，达格·谢尔德鲁普-埃贝早已于1973年晋升为正教授。

与芬恩·贝内斯塔的合作，已成为达格·谢尔德鲁普-埃贝学术生命的脊梁。就这样成了。

人们或许以为两人之间的鸿沟无法逾越：贝内斯塔目标明确、冷静自持；谢尔德鲁普-埃贝冲动热烈、富于艺术气质。然而——也许正因如此——两位教授于1980年合作出版了《爱德华·格里格——人与艺术家》。这部挪威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格里格生平与音乐研究巨著，先后被译成俄文（1986）、英文（1988）和德文（1993）。

1990年，两人再接再厉，出版了格里格同时代伟大挪威作曲家的首部全面传记：《约翰·斯文森——人与艺术家》。

三年后，两人以格里格室内乐研究《爱德华·格里格——室内乐：民族性、普世性与个体性》，为这段长达二十余年的合著历程画上了句号。他们性格迥异，却共同成就了彼此。

此后，当芬恩·贝内斯塔着手一项新的大型编辑项目——《爱德华·格里格书信选》——时，达格·谢尔德鲁普-埃贝说了”不"。对他而言，格里格的音乐才是、也永远是第一要务。

达格·谢尔德鲁普-埃贝与芬恩·贝内斯塔共同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在国内外屡获殊荣。1999年，他被授予圣奥拉夫勋章一级骑士称号。

直至暮年，两人仍不断受邀在国际上讲授格里格的音乐，尤以美国、德国和丹麦为甚。

本应是芬恩·贝内斯塔教授在学院为达格·谢尔德鲁普-埃贝致悼词。然而贝内斯塔于2012年4月去世，比他挚爱的同事、合作者和朋友早走了十个月。于是这个任务落到了我身上——作为达格的职位继任者。他信任我。他希望如此。

有一次我去养老院探望达格·谢尔德鲁普-埃贝，几乎只是为了维持谈话，我问道："达格，你最喜欢的作曲家是谁？"我确信他会回答"格里格"，并已准备好追问："格里格哪部作品在你心中最高？"

但达格·谢尔德鲁普-埃贝没有说”格里格”。他说："西贝柳斯（Jean Sibelius 1865-1957 芬兰国宝级作曲家）！”

——“西贝柳斯？但达格，据我所知，你从未与我们系里的任何人——无论同事还是学生——谈过西贝柳斯。为什么是西贝柳斯？"

——他在我的心房的最深处，达格·谢尔德鲁普-埃贝答道。

——“你心房的最深处有什么？"

——所有那些美丽的歌，达格说。和比约林一起。他补充道，尤西·比约林（Jussi Björling 1911～1960，瑞典20世纪最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演唱的《黑玫瑰》（Svarte rosor 西贝柳斯作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