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俣行男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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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载于2020年版《浔阳往事》，经九江市浔阳区政协文史委员会授权刊发，编者对原文做了必要的修订。
一、梦见自己死亡而哭泣
进攻九江开始了。长江已成为水雷区，从江上攻击很困难，因此日军采用渡过湖口河道、穿过庐山山麓、从后山进攻九江的作战方案。我们（摄影师、拍电影的、无线电技术员等）也乘上登陆船来到湖上。
这是一个暴风雨肆虐的黑夜，船象片树叶一样上下颠簸。接近岸边时，对方发射照明弹，发现了漂浮在湖上的船群，于是机枪对准船群射来。高桥部队的尖兵好不容易摸到对岸，但那里是一处断崖。登陆部队扔出准备好的绳梯，套住岩石，往上攀登，于7月23日凌晨2时40分登上石山。我们也随后上了岸，摸索着攀绳梯登上了断崖。
登高一望，海拔300米左右的山连绵不断。激战还在继续，山坡上堆满了对方的尸体。一到夜里，败兵从各个藏身地爬了出来，都成了俘虏。以妨碍作战为理由，把俘虏们全部处决了。
山上已激战了三天，还未攻下后山的坚固防线。这时海军清除了江面的水雷，逼进九江。第四天，高桥部队发现对方阵地上的薄弱环节，迂回到对方阵地的后边，与后继上来的佐藤部队同时夹攻。在强大的钳形攻势下，防线崩溃了。日军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拿下了九江。
日军刚冲进九江，我就跑进市里转了一圈。柏油马路上到处都是挖的战壕，十字路口设置了铁丝网路障，大街上杳无人影。家家户户紧闭着大门，难民都躲进旧英租界内的外国人教堂，拥挤不堪。
我用发报机向南京分社发了第一封简报后，来到旧英租界的江岸。岸边大树成荫，这一带有许多拥有宽大草坪的别致洋房。一艘机动艇驶近岸边，我站在树下向小艇挥手，艇上四、五名士兵也向我挥着手。小艇离岸边30米左右时，突然一声巨响，同时腾起20多米高的水柱。小艇被炸得粉碎，艇上几十名士兵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空中的小艇碎片纷纷落了下来，被激流冲得干干净净，江面上什么也没留下，只有滚滚的浊流继续向东奔去。
我看着眼前发生的惨状，呆立在那里。
后来，在我站着的那棵树下建了一尊角柱，上书“堂本少佐及三十六勇士战死之地”几个大字，下面记载着：“1938年7月26日进攻九江之际，堂本少佐等36人在敌前勇敢登陆，在此光荣战死。”
触雷时，岸边已经没有敌人了，市内也被高桥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占领了。尽管如此，发往日本国内的报告仍然写着“敌前登陆之际战死”。
我收集了这次进攻九江的士兵们的部分苦难事，写了一篇报道，被刊登在当时的社会版头条位置。攻击部队的士兵在酷热中几乎连睡眠时间都没有，进行急行军。只能利用五分钟、十分钟的小休机会睡一会儿。缺乏粮草，也没有水，士兵们喝水田里的泥水。
进行侵略的军队不仅对敌兵和敌国百姓十分残酷，对自己的士兵也很残酷。但是，当时的我尽管认为这就是战争，这就是残酷，也不能表现出来。因此，报道采取的方式是赞誉“耐苦勇战的皇军士兵”。
这篇报道作为一个小片断，原封不动地收入《新闻演讲》中，8月7日晚由东京AK（现在的NHK——日本广播协会）通过收音机向全国播送。现在，每当重读这篇报道，我都不由得回忆起那时的苦难情景。
利用一、二十分钟的小休，我躺在松树下休息一会儿。敌人的机枪还在嗒嗒响着。听着机枪的射击声，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我梦见我躺在松树下死了。几名士兵围着我，一个士兵说：“这位记者也死了，是被机枪打死的。”大家都围着我哭了，其中有摄影师三轮，还有拍电影的泉。我再一次坐了起来。一想到不能在战线上走动了，心里突然悲伤起来。我的尸体将被埋在这座山中……不， 不行！
“可怜……”大家哭泣着。
“真可怜！”我也哭了，父亲也哭了，母亲的眼睛都哭得红肿了。
因准备出发，我被喊醒了。醒来一摸，满脸泪水。
丹羽文雄在小说《未归的士兵》中有一段描写梦见自己死了而哭泣的随军记者的故事，就是在九江听了我这段梦境后以此为素材写成的。
二、困难行行连行行
这条战线再一次使我回忆起水。长江流域的生水是不能喝的，一喝立刻就会得传染病。只能在水壶里烧开，一点一点地尝着喝。
自从进攻战开始以来，激战接连不断，简直没有喘息的时间，连烧水灌壶的时间都没有。白天，盛夏的酷热使人口焦舌燥，汗流浃背。我们实在忍受不了了，只好喝稻田里的水。分开稻株，张开嘴，咕咚咕咚象马饮水那样喝了起来。
喝过一次后，胆子就大了，只要一见水田就跑去喝。
“这块田的水还凑合，比那边的强些。”
“这次喝的稻田水还有点甜味。”
边说边趴在被机枪子弹打得啾啾直冒水柱的稻田旁喝起脏水。进九江后喝起了冰凉的井水，从那时起肚子就疼开了。进城的第二天，得了严重的痢疾，最后备受痢疾的折磨。
开进九江后一看，这里是一条屋檐栉比的瓷器街。走到哪儿都有陶瓷器，从便宜的大碗、碟子、茶杯到漂亮的花瓶、大罐，好多都是鄱阳湖畔著名的陶瓷产地景德镇的产品。在华美的陶瓷器反面烧印着“大清康熙年间制”或“大清乾隆年间制”的字样。还有些陶瓷器上烧印着假年号，使人觉得东西很古老似的。
商店街上空无一人，士兵们砸破店门闯进店里，摸到什么瓷器就拿走什么。还有些人在店里发现了老酒坛，便高高兴兴地两个人抬走了。
“饭碗多的是，用一次就扔掉也不可惜。在日本国内可过不上如此奢侈的生活啊！”
说着，把用过的饭碗用力扔到宿舍后面。
苍蝇很多，白米饭一盛到碗里便爬满了蝇子，成了黑米饭。拿筷子一赶，嗡地一声全飞了起来，黑饭又变成了白饭。不知不觉地也习惯于吃这种饭了。
我去南浔铁路的起点——九江车站看了看。铁路已被扒光了，空旷的车站上五、六个一堆地躺着好多敌兵的死尸。墙上用粉笔写着“军人三忘”——“出家忘妻、出境忘家、出战忘身”。这一点日本和中国军人想得是一样的。
我爬到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三层楼旅馆的房顶上一看，由于破坏了长江的堤坝，江水涌了进来，九江飞机场变成了一个湖，在这个巨大的“人工湖”对面耸立着巍峨的庐山山脉。
屋顶的白墙上用铅笔题了这样一首诗，大概是某个守兵写的：
重赴浮江北登陆 半无飘泊负一生 大好山河今变色 困难行行连行行
“困难行行连行行”这句诗吸引了经过一次次急行军来到这里的我，由此我担心起写这首诗的中国士兵的命运。
三、在分社服务的陈青年
我们在旧英租界江岸边找了一幢洋房作战地分社。入城不久我得了痢疾，也不想进食。大概是行军中喝了水田里的水而得了这倒霉的痢疾吧，有人送给我几罐从海军那里弄来的压缩炼乳才救了我的命。
分社里有个姓陈的年轻勤杂工，是高桥部队在进击九江途中带来的几个俘虏兵中的一个。当然，按理是不能乱杀俘虏的，但在这场战争中尤其在前线，被俘虏的敌兵最后差不多都被杀了。
当日军觉得这几个俘虏累赘，决定“杀了扔掉”时，照相班的三轮叫道：
“等等，到九江前先借我一个人吧。”
于是，这个很精神的年轻人便留了下来，叫他帮忙背背包。正因为眼看着同伴被处死，对救了自己一命的三轮便视若神明，忠实地服侍他。
进入九江分社安顿好以后，应决定这个俘虏怎么处理了。如果将他遣回军里，肯定会被处决，于是决定先留在分社里使用一段时间看看再说。
从那以后，陈就这么留在分社了。据他说，他出生在广东。分社的一切杂务，从炊事工作到收拾打扫卫生，都由他一人包了，工作起来很认真。
九江流行着痢疾、霍乱、疟疾，可是没能采取防疫措施。随军记者全都得了痢疾和疟疾，这里又没有医院，因而决定各报社记者都在下次作战开始以前暂且回南京待命。
我们在南京静养了半个多月，随着进攻武汉的战斗开始打响，8月中旬再一次返回九江。令人惊奇的是，陈还独自留守着。因为回南京只能乘军用船只，不能带没有身份证明的陈，所以他主动提出：
“我自己留下来看家吧。”
尽管要想借机逃走是很容易的，但陈还是独自守护着分社，没有逃走。
（日·小俣行男）
编者按：
《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南京大屠杀……》1985年7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本书原名《侵略——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日本现代史出版社1982年出版。
作者小俣行男，1912年出生于日本山梨县大月市，1936年进入读卖新闻社；从1938年1月至1942年8月，以《读卖新闻》随军记者身份随日本侵略军经历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战后，1947年离开读卖新闻社，1955年进入埼玉新闻社，任总编辑等职。著作有《战争与记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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