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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器物,人们首先会想到瓷器,谈到瓷器,人们又会首先想到瓷都景德镇。在历史上,景德镇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渐渐发展成以瓷器行业闻名的地区,又在吸收南北工艺的基础上发展成被古代王朝指定烧制御用瓷器的瓷都,这一切使得景德镇成为了一座独特的、以工艺制造行业贯穿中国历史的城市。它建立起了一套精确严谨的瓷器烧制流程,生产出了闻名世界的青花瓷器,而且在当下,景德镇瓷器仍旧在发挥着自己的美学吸引力。大量年轻人涌入景德镇的瓷器世界,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未来活力,让景德镇瓷器这项文化遗产继续影响着未来。

景德镇被称为瓷都,在历史上多次承担唯一御用瓷器制造厂的声誉。但这些并不是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命运。最初,景德镇只是一片不起眼的地区,没有独特的资源与地理优势,在古代重农抑商的政策下,景德镇的功能也曾经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历代陶瓷匠人努力将景德镇瓷器通过水路带向四面八方,随着中国历史两千年的发展,景德镇瓷器也一点一点地成为了中国瓷器制造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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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6月26日专题《 烧制时光:景德镇的文化密码 》的B02-B03版。

B01「主题」 烧制时光:景德镇的文化密码

B02-B03「主题」在碎片中发掘的瓷器古都

B04-B05「主题」 一件瓷器的诞生

B06-B07 「主题」 景德镇文化的还原与未来

B08「主题」 年轻设计师的陶瓷之旅

撰文丨新京报记者 宫照华

从废瓷片中重新发掘

据说曾经在景德镇,每个小孩子都要经受一个“血淋淋”的教训,那就是不能在当地光脚走路,那些看似柔软的河床泥沙中时不时会冒出几个锋利的瓷片划破人类的皮肤。这些深埋在地下的瓷片曾经让本地人头疼不已。它们是历朝历代、上千年前瓷窑留下的瓷器废渣,瓷器虽然诞生自泥土,但烧制后的瓷器却有着无法分解的特性,在上千年的历史中,景德镇诞生了多少精致的瓷器,其背后也留下了相应的废弃残片。这其中有些来自于民窑,有些来自官窑,特别是御瓷厂烧制的瓷器,一旦烧制出来后发现不符合要求,它们也不能流入民间,只能就地摧毁。这些瓷片将景德镇的地下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瓷片回收站,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瓷片被重新发掘出了价值,开始在景德镇的市场上流通。

尽管只是一些瓷器残片,并非完整的器具,但这些残片有着货真价实的年龄,它们都是诞生自古代瓷窑的产物,其中有不少甚至可以追溯到十分久远的朝代。清朝之后的瓷片在当地随处可见,已经毫不稀奇,人们寻找的更加珍贵的瓷片来自于宋代之前。它们的价值就在于,能够让当地的陶瓷匠人们看到真正的古瓷是什么样子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随着瓷窑的更替,许多古代瓷器的质地与色泽已经遗失,而仿古瓷器对陶瓷爱好者来说则一直拥有难以替代的魅力。因此,那些货真价实的碎片——哪怕只是一小块瓷片——对于期待着一睹真正古瓷色泽的人来说,也具有不菲的价值。

在这些瓷片刚被发掘之时,景德镇燃起了一股类似淘金热的“淘瓷片热”,四面八方的人们涌入这里发掘瓷片,或者个人收藏,或者在当地的鬼市上出售。不过在鬼市上,真正能找到的古瓷片非常稀少,这其中原因很多。首先能够甄别瓷片价值的,大多本身就是仿古瓷的制作者,他们会将找到的真正的古代瓷片当作样本学习参考,自然不会轻易出售。另外,虽然景德镇在历史上长期作为瓷器之都存在,但是大部分文献资料已经散落遗失,加上朝代更替、战火纷争等等因素,很多古代瓷窑在当地的具体方位已经不可考。于是,在那个法律秩序相对还不完善的年代,不少人为了挖掘古瓷片铤而走险,或者非法勘探挖掘,或者私自处理古瓷片,甚至有在挖掘过程中导致塌方而为此殒命的人。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找到这些古瓷片需要翻阅大量记载古代瓷窑的资料,渐渐地,在发掘古瓷片的过程中,这些资料也拼凑出了一个更加完整的景德镇历史图谱。

在今天,景德镇当地已经建立起了相关的博物馆以及独一无二的古代瓷片基因库,对景德镇发掘的瓷片重新保存研究。这些瓷片从工业垃圾变成了珍贵的时光碎片,景德镇的历史也从这些废瓷片开始,形成了一段完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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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青白釉带盖魂瓶,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藏。

在景德镇地区制造瓷器的历史中,最早的纪录来自当地的清代县志,其中写着“新平治陶,始于汉世”,证明景德镇地区在那时已经出现了瓷器产业,不过那时的景德镇地区距离瓷器中心的低位还相去甚远,只是在这个镇子的诸多产业中,诞生了陶瓷制造这个行业。

在中国历史早期,新平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块不毛之地,它看上去没有任何特殊的资源以及地理优势,从秦朝到晋朝,它也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被混乱地划分给各个行政区域,当地人或者从事农业,或者从事木匠铁匠之类的工作,其中另有一小批人在偶然的机会下尝试去烧制瓷器,结果发现当地瓷窑烧制的效果很不错,就此开始了零零散散的瓷器制造。

它最早的名字叫做昌南(因为地处昌江南侧),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默默无闻,很少能找到相关的历史资料。到了晋朝的时候,这个地方还相对贫瘠,甚至处于晋朝政府的控制之外,流寇横行。东晋咸和五年,晋朝命令将军陶侃率军平乱,陶侃很快就扫清了当地的流寇,为了纪念这个地方的平定,于是将名称从原来的昌南改成了新平。

在东晋时期,新平镇的人们依旧延续着汉代开始的瓷器制造。当地人早就发现本地的土壤非常适合制造瓷器,不过还并不清楚具体的原因。根据现代的地质学研究显示,虽然新平镇地区看起来贫瘠,但实际上确实坐拥得天独厚的资源宝藏。这块地区在十几亿年之前是一片汪洋,沉积了上万米由火山喷发与熔岩构成的独特岩层,而后整个地区又处于地层挤压的地带,最终随着地壳挤压变化,让这个地区拥有了特殊的土壤资源。其中最主要的岩浆岩体,在经过漫长的风化过程后形成了“高岭土”矿床,为这里的瓷器制造提供了最重要的原料。

但是只有优秀的原料并不等于一定能烧制出精美的瓷器。彼时陶瓷行业的经验还非常贫乏,把泥坯送到窑炉之后,能不能烧出来,能烧成什么样子,基本上全靠运气。很多从业者眼睁睁看着自己花费心血采购原料,制作泥坯,最后在烧制的过程中却出现意外,烧成了一堆碎片,一下子赔到血本无归。

晋朝人尚没有找到这其中的科学原因,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些烧不出瓷器的窑炉内,肯定有鬼怪作祟。所以在晋朝,这里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行当,就是当地人找来道士,给窑炉驱鬼。在开窑之前,当地人都会找来法师作法,后者搞出了一系列复杂的仪式,包括画符,调兵遣将,祭祀窑神等等,有时还需要献上一些牺牲品。

至于什么时候放弃了这种驱逐窑鬼的做法,当地有一段民间传说,主人公是《浮梁县志》中记载的瓷器师主赵慨(当地县志记载,“师主者,姓赵名慨,字叔朋,尝仕晋朝,道通仙秘,法济生灵,镇民多陶,悉资神佑”)。赵慨曾经在晋朝担任过五品官员,后来在官场不得志,被朝廷贬官。在他辞职返乡的路上,恰好途经当时的新平镇,撞见了当地人请法师给窑炉作法驱鬼的场面。

据说,当时的那个窑炉总是温度过高,每次烧制瓷器都会因为高温而融化变形。窑炉主人最后请来了一个道士,这个道士声称瓷器每次都变形是因为主人得罪了窑神,需要做法事献祭,而祭品需要一对童男童女。于是,这个窑炉的主人就花钱购买了一对童男童女,等待道士作法后将这对童男童女作为牺牲品祭祀。见到这一幕的赵慨立刻出手阻挡了这个行为,他换上一身道袍,声称自己是被仙界派来杀鬼的,他说窑神是为百姓造福的,怎么会要求百姓献祭出自己的孩子呢。他说完之后,用手中的剑在窑炉上戳了几个窟窿,窑炉里的烟一下子冒了出来,里面的温度也立刻正常了下来。

此后,赵慨就在民间传说中成为了“瓷器师主”,在当地的师主庙中所供奉的菩萨就是晋朝人赵慨。

这虽然是一则民间传说,但是从中已经能看出陶瓷制造工艺在历史中的进步。人们不再迷信于鬼神祭祀带来的随机性,转而尝试在现实中通过不同手段对陶瓷窑炉进行改良,增加烟囱,设置风孔,调节窑炉温度。瓷器烧制的稳定性也因此获得了极大提升。

不过由于地理位置偏僻,新平镇的瓷器制造还是没有什么影响力。在县志里,除了陶瓷制造之外,更多的记载是当时经常出现饿虎食人之类的情况。新平镇周边全是山岭荒地,通向其他村镇中心的道路寥寥无几,所幸新平镇紧邻着昌江,还有四通八达的水运交通。陆路不通的新平镇,在水路上却属于交通枢纽一样的存在,沿着江流可以北达安徽地带,往南可以从鄱阳湖进入江西地区,另外还有东西两路,可以抵达古代的运河。依托着水路交通的便捷,古代的新平人驾着船只将自己的商品销售到周边各地。这也是景德镇地区在历史上能够崛起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如果单论原料的话,昌江上游地区制造瓷器的原料和燃料都更充足,质量更好,但就是由于缺乏河流交通,让他们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失去了推广产品的优势,而景德镇则从中脱颖而出。

风靡一时的假玉器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平镇的瓷器开始渐渐打响名声,最终引起了朝廷的官方重视。这其中有两件事,其一发生在隋炀帝时期,没有官方记载,只有民间传说。相传隋炀帝登基后大肆建造宫殿,搜罗天下奇珍异兽,唯独有一座宫殿里缺少两个大型的兽性瓷器摆件。在当时,全国各地都有着相对成熟的瓷器制造业,能烧制出形形色色的小型瓷器,但是巨型瓷器的烧制还没有人尝试过,难度极高。最终新平镇成功烧制出了两个巨型瓷器进贡给了隋炀帝,由此得到了官方的重视。

另一件则有着历史文献的记载。在唐代初期,新平镇的一个瓷窑老板将产品带进了京师长安。长安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光滑温润的瓷器,纷纷将其称为“假玉器”,每次上市都被长安居民哄抢,销售一空,最后惊动了朝廷,在朝廷派人调查后,也对“假玉器”的制作工艺十分称赞,令其每年作为贡品进京,由此新平镇瓷器的名号一下子打响。

史料记载这个老板的名字就叫做陶玉。清代的《景德镇陶录》中记载了陶玉的窑炉“陶窑”,“唐初器也。土唯白壤,体稍薄,色素润,镇钟秀里人陶氏所烧造”。乾隆时期的县志也记载了“武德四年,有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献于朝廷”。陶玉的陶窑也成为了典籍记载中的知名窑炉之一。

新平镇瓷器的名声打响之后,陶玉的岳父霍氏的霍窑也成为了知名窑炉。每年唐朝皇帝都会派人督造当地烧制瓷器,供给朝廷使用。唐中宗李显和唐玄宗李隆基都是瓷器的爱好者,两位皇帝都大量定制瓷器用于祭祀祖先或者宫廷日常使用。到了唐宪宗李纯时期,他更是下令,命令刺史前往当地督造,专门为宫廷制造一批御用瓷器。由此,这里开始具有了“御瓷厂”的雏形。

不过在唐朝,重农抑商的策略还是十分明显。虽然唐朝皇帝们认可新平镇的瓷器制造,命令人专门到当地监督烧制御用瓷器,但在地方行政上,这里依旧不受待见,交通没有得到改善,新平镇(唐朝时改为新平县)也从来不是地方中心。在唐朝,农业生产依旧是国家重点,而工商行业的地位仍旧偏低。新平镇的地位改善,还要等到宋朝时期——也就是景德镇得名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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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景德镇市御窑厂陶瓷交易市场瓷器绘画工艺品。 图片/IC photo

德镇的正式登场

宋朝时期,景德镇瓷器的声誉渐渐发展到巅峰。对于景德镇瓷器的巅峰发展,也有一段历史传言。相传景德镇瓷器被重视的时间恰好是檀渊之盟期间,当时辽国萧太后非常喜爱瓷器,对一件做工精美的瓷器战利品爱不释手,但后来这件瓷器不慎摔碎,而北方辽国又再也找不到如此精美的瓷器。于是在檀渊之盟中,萧太后派使者对宋朝提出要求,只要宋朝能在三个月的时间内送上二十万件这种质地的瓷器,辽国可以退军,不占据宋朝的任何一块土地。宋真宗看到瓷器的碎片后非常困恼,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地方能生产如此精美的瓷器,最后有精通瓷器的大臣和宋真宗说,如此精美的瓷器只有位于江南的新平镇试着做一做。宋真宗派遣使者看了后,发现果然如此,最后新平镇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烧制出了二十万件精致瓷器,不仅让欣喜的萧太后遵守承诺退军,也让新平镇再次获得了巨大的声誉。

这些只是没有正史记载的传言,我们也很难想象萧太后这类人物会因为自己的私人喜好而做出如此约定。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在檀渊之盟签订后,景德镇瓷器必然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物品。同时,景德镇瓷器的名号也正是在宋真宗时期响彻国内。这个名称来自于宋真宗的年号景德。在古代的瓷器烧制中,都会在底部绘制年号字样,底部印有景德年制的精美瓷器迅速在全国走红,再加上宋真宗的喜爱以及宋朝文人雅士的推崇,“景德镇瓷器”就此登上了瓷器历史舞台。

两宋时期,景德镇瓷器充分发挥了自己在经济方面的价值。宋朝是中国古代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年代,同时,宋代朝廷的经济压力也一直很高,对内有大量的官员需要供养,对外还有大量战争赔款的开销。当宋朝政府发现,景德镇瓷器在经济方面能提供巨额税收的时候,立刻开始重点发展景德镇的瓷器制造业。宋真宗时期,瓷器的大量烧制或许还要归因于景德元年的那场战争。宋朝统治者迅速察觉到了景德镇瓷器在税收方面所提供的巨大收益,大力支持景德镇瓷器的发展,另外,在宋朝时期,景德镇瓷器也开始向海外发展。出口外销成为了景德镇瓷器扩大世界影响力的重要渠道,宋朝政府也“一切倚办海舶”,建立海上陶瓷贸易路线,增加政府收入。特别是北宋之后,大量工匠南迁,更是给南方的景德镇带去了不一样的风格交融。借助地理优势,身处交通中心的景德镇收纳了来自当时各地的工匠,学习各个瓷窑的技术风格,逐渐建立起青白瓷为主的瓷器体系。

不过南宋时期,景德镇瓷器的烧制也遇到了危机。由于瓷器产量过大,用于制作优质瓷器的原料麻仓山瓷土竟然即将枯竭。如果没有这种瓷土原料,那么烧制瓷器就完全成为空谈。最后在当地人的搜寻下,在距离景德镇五十公里左右的地方发现了一座高岭山,山上有着非常优质的瓷土。现代专家研究发现,著名的高岭土是烧制瓷器的完美材料,其成分以高岭石族矿物为主,质地接近白色黏土,熔点接近1800℃。高岭土的发现提高了瓷器烧制的耐高温程度,也让瓷器的光泽与透明度得到提升。此后,高岭土就成为了制作景德镇瓷器的第一原料选择,制造瓷器的原料也从之前的一元配方(仅使用瓷石)变成了混合瓷石与高岭土的二元配方,瓷器制造工艺也就此发生了又一次革新。

走向巅峰的青花瓷

宋朝灭亡之后,建立了元王朝的蒙古统治者也对景德镇瓷器青睐有加。这一方面是景德镇瓷器之前打造出来的名誉,一方面则也恰好碰上了蒙古人普遍崇尚白色,恰好景德镇彼时烧制的白瓷十分对蒙古人的口味。于是在元朝,统治者特别在景德镇设置了官窑用于制作瓷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京城之外设置官窑。

元代的景德镇官窑名为浮梁磁局,专门从事皇家瓷器生产,同时增派官员负责向官窑摊派任务、监督制造。不过元朝统治者没有太多工商业的管理经验,浮梁磁局虽然名为官窑,其本质却更像是一个整合资源的部门,每当中央朝廷下达制造御用瓷器的任务时,浮梁磁局就会在当地摊派任务,之前被浮梁磁局认可制造技术的民窑就会在这个时候得到机会,获得拨款,专门用于烧制御用瓷器。而后浮梁磁局再将符合要求与数量的瓷器运送上交。整个流程类似于现代的竞标,为了获得制造御用瓷器的资格,各个民窑纷纷投入研发,努力烧制出更吸引人的瓷器,从而推动了景德镇瓷器整体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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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花釉里红楼阁式谷仓,江西省博物馆藏。

在景德镇瓷器中,最知名的必然是元青花瓷。元青花正是在这个行业竞争环境下,所诞生的品质最好的瓷器。它的出现意味着景德镇瓷器制造的发展几乎达到了技术上的巅峰——元青花从瓷器质地硬度、白色瓷釉的光泽、青色瓷釉的色泽等各方面都达到了炉火纯净的地步,这三种特征合在一起,构成了元青花独一无二的魅力。

疆域异常辽阔的元朝还为元青花的销售起到了提升作用,庞大的国土面积让元青花可以销售到各个地区,同时与大量国家接壤的元朝也让来自景德镇的元青花销售到了周边的各个国家。从此之后,景德镇瓷器几乎彻底将其他地区的瓷窑甩在了身后。无论是名誉还是烧制技术,都已经成为了中国瓷器制造最顶尖的存在。

到了明朝,景德镇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镇设立了御瓷厂,并且将景德镇变成了全国唯一的御用瓷器指定生产方。这意味着起码从生产资质上讲,国内的其他瓷窑再也没有与景德镇竞争的能力。

御瓷厂从1369年开始烧制第一批御用瓷器,直到万历三十六年,即1608年才正式熄火。在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景德镇的瓷器生产规模空前扩张,根据史料记载,在嘉靖时期,景德镇从事生产陶瓷的平民超过了一万人,几十年后的万历时期,从事陶瓷生产的人员数量则扩张到了数万。光是烧制御瓷的御瓷厂,规模就达到了生产车间三十二个,瓷窑六种九十二座,也正是如此惊人的规模,才能对应上《天工开物》中所记载的,“共计一坯工力,过七十二,方克成器”——一件瓷器需要经历七十二道工序才能最终成品。

相比于元朝统治者的管理模式,明朝统治者的管理方式可谓十分精细严苛。明朝保留了元朝统治者的匠籍制度,采用匠役制的模式,只要是从事陶瓷生产的工匠,必须世代相承为官府工作。但与元朝不同的是,明朝还围绕御瓷厂设置了堪称臃肿的周边机构,包括成编制的里长组织,巡逻机构,轿夫杂务,监狱机构等等,可以说当时的御瓷厂本身就在内部构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小社会。

同时明朝管理者对御用瓷器的管理也空前严格,绝对禁止任何御瓷厂的瓷器流入民间。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位督造官,就是在质量有瑕疵、不符合御用要求的落选瓷器中,私自拿出了几件送人,被人发现后便被判处了斩首示众。从此之后,所有景德镇御瓷厂生产的残次品,一律不再保存或流出,全部采用就地销毁的方式——这些也就是后来人们在景德镇的地下找到的、数量惊人的瓷器残片的由来。

这些残片伴随着景德镇的历史记忆深埋在地下,随后,景德镇瓷器曾经跟随明朝的海外活动塑造过辉煌,也发生过明朝对匠人剥削过于严重而爆发的抗议,在后来的清朝又经历过粉彩瓷的巅峰,又随着清朝末期的经济崩溃进入过偷工减料的低谷,近代的军阀混战、侵略战争又摧毁过景德镇的瓷器工业,而后在现代,这些残片随着景德镇瓷器历史被重新发掘。

景德镇瓷器仿佛承载了一段独立的历史记忆,它留下的青花瓷成为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性符号,它用一件件器物记录了不同历史朝代的审美品味,又在当下吸引着年轻人重新发掘瓷器的造型之美与颜色魅力,通过残片的基因库保留了历史的痕迹。

它已经成为了中国历史与传统美学的一部分,也许最初尝试用山上的陶土烧制瓷器的古人们很难想象,他们在这个最初的贫瘠之地所从事的谋生工作,最终会具有如此不可替代的意义。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撰写:宫照华;编辑:张进,何安安;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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