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古代读书人少，识字率一直都不高，那么古代有义务教育和公益办学吗？
我们以明清两朝为例，来解读这个问题。
少年儿童阶段，古代也有公办教育，即明清时期的“社学”。尤其是明朝的社学，堪称全民义务教育的一次预演。
《明会典》记载：“洪武八年，诏有司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
洪武二十年（1388年），朱元璋命令全国的社学都要学习他亲自编写的《大诰》，进行普法教育。他还下令社学老师带着能背诵《大诰》的学生进京，参加礼部组织的统一考核，根据学生背诵的多少分别给予奖励。
社学是什么类型的学校呢？相当于今天的村办小学。
每所社学的“学区”有多大？
社是元朝的基层组织单位，每50家为一社。明朝的时候实行里甲制，110户为一里。明朝的社学，延续了元朝的制度，实际上却是以里为办学单位，“一里”设一所社学。
社学虽然是朝廷下令要办的学校，官府却没有包干全部办学经费，只是实行有限的兜底。
办学地址的选择。学校由官府统一修建，为两进四合院：“前为大门，大门之左为东塾，右为西塾，中为馆堂，后为寝，环之以垣。”社学的老师就住在学校里。
社学的教师选拔原则是，不得有犯罪前科，秀才优先，实在找不到秀才，童生也可以。乡、里可以推荐教师，但要通过县官考查经义、书写、礼仪等方面的知识，合格才能担任。
社学教师的待遇，各地都不一样。全国统一的待遇是社学教师免除全部徭役和差役。口粮、工资等方面，各地都有不同情况。有些地区，官府给工资，有些则从社田的田租里领取口粮，再收一部分学费。
明朝嘉靖年间，广东香山人黄佐写了一本《泰泉乡礼》，反映了珠三角的社学状况。书中说，城市里的大社学，官府给银子二十两作为工资。在乡下的社学，乡里统筹，学生各家出粮及菜钱来供养老师，如果对老师不礼貌的必定受到处罚。
老师收取的束脩也不是由学生平摊，各家出多少，由里长等父老商议决定。货币学费，每名学生每年统一交50文，其他束脩看学生家庭情况而定。富裕的家庭送老师一匹纱，一头羊，再加一坛酒；贫穷的家庭送老师一匹布，一只鹅，再加一坛酒。
一般的社学，学生“多则百余名，少则三四十名。
《泰泉乡礼》里说，每年十一月，约正、副约正（负责教化的乡长老），就挨家挨户动员，让各家明年送适龄孩子去社学。“其有残疾及猥劣者勿强，娼优隶卒之家不与，若纵容骄惰，不肯送学者，罚之。”
我们来算一下账。
明朝嘉靖年间，一匹纱约300文，一头羊400文，一坛酒100文，一匹布约100文，一只鹅约100文。家庭富裕的学生，50文固定学费，再加上纱、羊、酒，一共需要花费850文；家境贫寒的学生，一年则需要花费350文。
以贫富学生各半来计算，100名学生的社学，教师的总收入折算为铜钱6万文；40名学生的社学，教师的总收入为2万4千文。此外，社学教师还免除徭役，免费住学校，另有社田补贴部分粮食。
嘉靖年间，岭南农村一户普通人家，如果自有10亩水田，在交完赋税之，扣除生产成本后，所有钱粮折算在一起的可支配收入，大约为十五两白银，不会超过二十两。明嘉靖年间，一两白银约等于1200文钱，相比之下，社学教师属于农村的较高收入群体，一人可以养活全家，而且比较轻松。
社学只有一名老师，如何能教100名孩子？
百余孩子按识字、背诵、开讲分三到四批，教师轮流讲授。已会背书、写字的大龄学童，负责监督幼童描红、诵读，充当助教。这样可以大幅降低教师重复劳动。
在民国初期，政府公办的小学，教师其实也是这么配备的，乡村小学一般也只有一两名教师。
读者可能会问：既然有官办社学，明朝的识字率为何如此之低？
主流明史学者认为，明朝的识字率要远高于清朝。以看懂官府告示、读懂日用杂字、简单记账为识字标准，明朝男子的识字率达到了30%左右，江南的松江府甚至超过了50%，南方的识字率要普遍高于北方，女性识字者则极少。
但是，明朝的社学并没有推行到底，这是识字率只有30%的主要原因。
明初的时候，在朱元璋的强力推行下，全国掀起了办社学的高潮。苏州府一次性就建了737 所社学，“洪武八年，本府城市乡村共建七百三十七所，岁久渐废。”（见明朝钱谷撰写《吴都文粹续集》）
但是，地方官府很快就乱来一气。为了完成指标任务，他们在农忙时节就逼孩子入学，或者收受贿赂，放纵有钱孩子不上学，要么不准穷人孩子入学。
面对种种乱象，朱元璋自己都哀叹不已。他在《大诰》里说：“奈何府州县官不无酷吏，害民无厌。社学一设，官吏以为营生，有愿读书者无钱，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不愿读书者，受财卖放，纵其愚顽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本无读书之暇，却乃逼令入学，有钱者又纵之，无钱者虽不暇读书，亦不肯放，将此辏生员之数，欺诳朝廷。呜呼！艰哉！”
朱元璋晚年也有点心灰意冷，不再强推社学了。
到了成化年间，明宪宗朱见深干脆下旨：“民间子弟愿入社学者听，其贫乏不愿者勿强。”
古代生产力低下，7岁的孩子都是半个劳力了。再加上束脩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一般的家庭往往送孩子去社学待上一年左右，即再也不去了。
《泰泉乡礼》说的大社学100学生的盛况，只是珠三角香山县的样板，大多数地方的社学往往只有十几个学生，还朝不保夕。教师的收入大受影响，也没什么积极性。没有好教师，乡民门更不愿送孩子去上学了。
到了万历、崇祯年间，乡村社学已经十不存一了，仅城市里还有少数社学在维持。
没有官府的全额拨款，在生产力低下，人们还在艰难谋生的情况下，靠行政命令就想实行全民义务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朱元璋的尝试就这样失败了。
关于民间的义学，私塾等情况，我将另外撰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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