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七成雇主正经历“人才荒”。他们苦寻的劳动力并非不存在——这些人正坐在大学课堂里，或者曾经坐在那里，直到整个系统把他们推了出去。

将近五分之一的美国大学生，约三百万人，在攻读学位的同时抚养孩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走不到毕业那天。六年后，仅有18%的“学生家长”能拿到学位证书。四成背负了大学期间的全部债务，却未能获得任何经济回报。全美有1200万父母处于“大学肄业、负债在身”的状态，还有数百万人报名职业培训课程，却找不到稳定的托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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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波及的范围远超这些家庭。当数百万有能力、有动力的人在发挥全部潜力前就被挤出局，雇主将痛失他们找不到的人才，社区将流失急需的税基，整体经济也将丧失本不该放弃的韧性。解决学生家长的困境，并非在帮他们一个忙，而是在帮自己。

这笔账的利害关系还在攀升。随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持续重塑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愈发需要不止一次地重返教育体系，在经济结构变迁中反复接受再培训、获取新资质。如果连首次求学时都无法为家长提供支撑的基础设施，在他们需要回炉再造时只会更加无力。

坏消息是，没有单一便捷的解决之道。好消息是，起点很明确：承认学生家长的存在，并围绕这一现实重新设计政策和做法。高等教育、托儿服务和劳动力发展，三者各有各的挑战，协调难度极大，而学生家长需要的恰恰是这三方的协同。

眼下这三大板块都承受着压力，面临经费削减、生源变动，以及外界对它们价值与可持续性的质疑。但这恰为机构提供了窗口，以一种让自身更经得起考验的方式重塑这些领域。一个为值夜班、抚养两个孩子还背着债务的家长所设计的大学或培训项目，才是为现代美国生活现实量身打造的。

太多时候，大学仍在为那些没有外部负担的传统住校生设计课程。这种模式已无法反映坐在教室里的是谁，也无法反映应当坐在教室里的是谁。校方可以从下面几点来重新规划面向在职家长的项目：扩大晚间、周末和线上课程的选择；构建“可堆叠”的资质体系，让学员在生活被打断时仍能持续前进；投资于校园托儿服务和环绕式支持，以提升学生的留存率。

妇女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显示，能获得校园托儿服务的社区大学学生家长，按时毕业的几率要高出将近三倍。为数百万愿意为自己和孩子拼一把的家长铺路，或许只是起点，但这扇门一旦打开，从中获益的将不只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