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0号夜里，江阴段的江面上不光有雾，还有一股子说不出来的味道。
北岸那边，上百万人的脚步声、马蹄声、车轮声混在一起，隔着这么宽的江面，仿佛都能感觉到地在微微发颤。
江阴要塞的司令部里头，司令戴戎光的一双眼睛熬得通红，跟兔子似的，他死死地扒着地图，手关节都捏白了。
他知道，南京那些大人物的命，还有他自己的命，就看今晚了。
“开炮！”
他嗓子都喊劈了，冲着电话话筒吼，“对着北岸，给我狠狠地打！”
命令下出去了，可回应他的是一片死寂。
指挥部里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咔哒”声。
那些平日里他当宝贝疙瘩一样，号称能把长江拦腰斩断的德国进口大炮，这会儿全成了哑巴，一动不动。
戴戎光心里一咯噔，猛地回过头，看到的却是几根黑乎乎的枪管子，直挺挺地对着自己的脑门。
握着枪的，一个是他最信得过的参谋长，另一个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炮兵总台长。
他脑子里“嗡”的一声，瞬间什么都明白了。
这座他花了血本、托了无数关系才弄到手的铁打营盘，原来从头到尾就是别人给他量身定做的一副华丽的棺材。
故事得从一年前说起，那会儿是1948年的春天。
江阴要塞这块肥肉，还捏在一个叫孔庆桂的人手里。
这位老兄可不简单，保定军校学炮科出身，后来又在南苑航校毕了业，是个懂炮又懂飞机的“复合型人才”。
更重要的是，他懂时局。
那时候，国民党的天下已经风雨飘摇，他心里有数，自己这些年在要塞司令这个位置上捞了多少好处。
他盘算得很清楚：与其等到大船沉了，自己跟着一块儿完蛋，被人家秋后算账，还不如趁着现在水面还算平静，赶紧找个由头上岸。
于是，才54岁的孔庆桂，正值壮年，却主动打了个辞职报告，说是身体不行，要回家休养。
这么一来，南京城里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眼睛都盯着这个油水丰厚的空缺了。
一时间，想当江阴要塞司令的人，能从南京城里排到下关码头。
按照官场的老规矩，孔庆桂临走前推荐了两个人选：一个是炮兵团长李道恭，另一个是参谋长夏琦。
李道恭资格老，人脉广，大家都觉得这事儿八九不离十就是他了，只要去重庆路官邸（蒋介石的住所）见个面，走个过场，这司令的委任状就能拿到手。
可谁都没想到，在所有人看不见的水面下，一股更深的暗流早就盘算好了，要给这个锁喉长江的军事要塞，换一个真正“听话”的主人。
这股暗流，来自中共的地下组织。
早在1947年，江阴要塞就被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亲自定为重点策反目标。
一个由唐君照、唐秉琳、唐秉煜三兄弟为核心的策反小组，已经像水银泻地一样，无声无息地渗透进了要塞的各个角落。
孔庆桂要走人的消息一传出来，唐秉琳他们立马就紧张起来了。
他们知道，这是最关键的坎儿。
“一朝天子一朝臣”，要是让李道恭那种蒋介石的“正统”门生上了台，肯定会把自己的一套班底全带过来。
到时候，他们过去一年多布下的棋子，就全废了。
不能等，必须主动出击。
他们需要找一个自己人，或者说，一个能被他们彻底控制的人，来坐上这个司令的宝座。
这个人选，得有点野心，但本事和根基又不能太深，不然不好驾驭；其次，履历得过得去，得是黄埔军校出来的，这样才能入蒋介石的法眼；最最重要的一点，这个人必须对他们深信不疑。
挑来选去，一个叫戴戎光的人浮出了水面。
戴戎光，黄埔六期炮科毕业，论资历，符合蒋介石当时“提拔黄埔少壮派”的用人思路。
更巧的是，他跟唐秉琳家是世交，老家离得不远，这份乡里乡亲的情分，是建立信任最好的基础。
而且，戴戎光还有一个隐藏身份——他是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老乡，平日里也攀得上点关系。
这条线，在关键时候能派上大用场。
当唐秉琳兄弟几个找到戴戎光，把想推他当司令的想法一说，戴戎光当时就愣住了，接着就是一阵狂喜。
这个位子，他做梦都想，可他没钱没背景，只能干看着眼馋。
现在，这好事儿跟天上掉馅饼一样砸到了自己头上。
想在国民党的官场里往上爬，两条腿走路，一条是人情，另一条就是黄澄澄的金条。
戴戎光眼下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没钱去“打点”上上下下的关系。
唐秉琳他们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他们拿出了30两黄金，交到戴戎光手里。
但这钱给得有说法，不能说是组织给的，唐秉琳是这么说的：“戴大哥，这是要塞里七千多号弟兄的心意，大家伙儿都盼着您来当我们的司令，这是弟兄们凑的‘拥戴费’。”
这话一说，效果立马不一样。
既解决了戴戎光没钱的燃眉之急，又让他觉得自个儿是人心所向，威望高得很，这虚荣心一下子就给填满了。
钱只是开路的，真正要办成事，还得搞定两件事：一是要有一封分量足够重的推荐信，二是要把管人事任命的军务局给疏通了。
这两件事，唐秉琳的地下关系网早就铺好了。
他通过自己的表兄，也是地下党员的吴广文，找到了在兵工处当科长的梅含章。
这个梅含章早年因为卷入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坐过牢，在他最落魄的时候，是吴广文一直帮衬着他的家里人。
这份恩情在，梅含章对吴广文提的要求，没法拒绝。
梅含章又找到了他在军务局里的铁哥们儿——机要参谋朱永堃。
当时，那份决定江阴要塞司令官人选的报告，就摆在朱永堃的办公桌上，排在第一位的，正是李道恭。
朱永堃悄悄告诉戴戎光，把名单上的名字换一下不难，但必须得有封镇得住场面的保荐信，不然他没法跟顶头上司，也就是军务局长俞济时交代。
这时候，戴戎光那条“陆军总司令同乡”的人脉就起作用了。
他立马跑去找顾祝同，又是说同乡情谊，又是拍胸脯表忠心，说自己“党国危难，愿效死力”，一番声泪俱下的表演，顾祝同念着老乡的情分，大笔一挥，保荐信就这么到手了。
信一到，朱永堃就把戴戎光的名字从名单末尾提到了第一个。
最后一道关，就是局长俞济时。
那30两黄金，有相当一部分就用在了这儿。
面对这份沉甸甸的“诚意”，俞济时对名单上的这点小变动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顺畅地签了字。
几天后，蒋介石召见戴戎光。
为了这次面圣，戴戎光下了大功夫。
他知道蒋介石喜欢军人形象清廉、朴素，特地去理了个光头，甚至一咬牙，把自己为了好看镶的一颗金牙给活生生掰了下来。
见到蒋介石的时候，他一副精干、廉洁的武将模样，蒋介石一看，非常满意，当场就用红笔圈定了他的任命。
就这么着，戴戎光这个在国民党军界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在一场由共产党地下组织精心策划的官场运作中，花着革命的经费，办成了自己的升官梦，坐上了江阴要塞司令的宝座。
一上任，戴戎光对这些帮他上位的“恩人”们简直是感恩戴德，觉得这才是自己真正的核心班底。
于是，他大笔一挥，开始论功行赏，安排人事。
唐秉琳，被任命为权力最大的炮兵总台总台长，管着所有的大炮。
吴广文，当了守备总队总队长，要塞的地面部队归他管。
梅含章，成了参谋长，整个要塞的军务都得经过他。
唐秉煜，担任工兵营营长，负责要塞的防御工事和地雷。
戴戎光每签一张任命状，都觉得自己是在安插亲信，巩固权力。
他压根儿就没意识到，他正在亲手把要塞里从指挥、炮兵、步兵到工兵，所有关键部门的钥匙，一把一把地交到共产党人或者同情共产党的人手里。
整个江阴要塞，从上到下，被迅速地换了一遍血。
他这个司令，成了一个被架空的光杆司令，周围全是“自己人”。
这期间，不是没人提醒过他。
有个从苏北逃过来的地主，偷偷向他告密，说唐秉琳的亲哥哥唐君照是解放区的高官，这唐秉琳绝对信不过。
戴戎光听了，非但没警惕，反而觉得是无稽之谈。
他还在绥靖区的会议上公开给唐秉琳辩护：“他哥哥在江北，那叫各为其主嘛！
我还有一个弟弟也在江北呢，难道我也有问题？”
在那个兄弟俩分属国共两党阵营很常见的年代，他用这种理由轻轻松松就把警告给顶了回去。
后来，连代总统李宗仁都收到了密报，觉得不对劲，想把戴戎光调走。
可报告打到顾祝同那里，又被压了下来。
顾祝同有自己的小算盘，戴戎光是他亲笔保荐的，要是戴戎光出了事，他这个保荐人的脸上也不好看。
就这样，在一层又一层的官僚主义、人情世故和自保心理的掩护下，戴戎光的司令大梦，安安稳稳地做着，直到解放军渡江的炮声把他从梦里彻底打醒。
到了420日深夜，当他下达开炮命令，却发现整个要塞都在跟他作对的时候，他才真正地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终局。
他用金钱和钻营换来的一切，在最后关头，才暴露出它空洞虚无的本质。
起义成功后，戴戎光被押往解放区。
据说在船上，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是败给你们，我是败给了顾祝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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