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北宋，中国历史上继五代十国之后的朝代。
公元960年，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经过十余年的征伐，基本结束中晚唐藩镇割据乱象，实现中原地区的安定统一。
由于北方的燕云十六州未能从辽朝手中收复，且长期与辽、西夏并立，所以北宋非真实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
在历史上，北宋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王朝，有人说它积贫积弱，面对外辱强敌，屡战屡败，以岁币求和平，最后落得靖康之难，被金国灭亡的下场。
也有人说它是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代，经济和人口高度发展，科技突飞猛进，人均GDP远超同期西欧国家。
本文将从正反两个视角阐述北宋王朝的成败兴亡，解析这背后的矛盾根源。
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开明盛世
公元960年，都检点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逼迫年仅七岁的柴宗训退位，建立宋朝，史称北宋。
此后，赵匡胤便开始了统一全国的进程，十多年时间里先后消灭南平（荆南）、后蜀、南汉、南唐等。
976年，赵匡胤病逝，其弟赵炅继承帝位，是为宋太宗，消灭吴越与福建、漳泉等地的地方势力，后灭北汉基本统一全国，结束了唐末以来近百年的纷乱时局。
赵匡胤、赵炅兄弟二十多年只完成了全国大部的统一，没有汉唐开国帝王的丰功伟绩和赫赫武功。但他们却开创封建王朝统治机制的新纪元，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
千年以来的门阀政治一去不复返，迎来“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开明政治，推动封建社会经济与文化极大发展。
赵匡胤进一步开放科举取士，取消优待门阀士族子弟的公荐制度，打破士族团体对政治资源的垄断，以中小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庶族正式进入政治中央，耕读传家成为宋朝以后地主阶级维护秩序的表现形式。
赵炅执政以后进一步扩大取士范围，对被录取者从优授官，升迁迅速，位至宰执高位。
到太宗时，文官集团全面统治确立，形成以文治天下的政治基础，留下“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开明的政治风气为日后的经济与文化繁荣做出铺垫。
中晚唐以来，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百姓期待和平安定已久，因此北宋初期的统治者极重视农业生产。
他们引导扩大耕地面积，鼓励农民在山地、江畔、海边开垦出大片良田，赵炅主持大规模兴修水利，种植水稻。
在宋初两代帝王的努力下，北宋经济民生有了很好的恢复和稳定。1000年GDP为265.5亿美元，占据世界比重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
宋太宗以后，宋真宗赵恒即位，真宗行事谨慎寡断，没有太祖太宗的政治手腕，但他于1004年与辽朝签订澶渊之盟，北宋每年向辽交纳“岁币”，双方互不侵犯。
这次结盟后，北宋边疆战事危机解除，节省了巨额战争开支，得以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发展上。
农业方面，水稻的优良品种在各地推广，其中最著名的是从越南引进的品种“占城稻”。占城稻产量极高，促进了宋代人口的增长，刺激社会经济发展。
在此基础上，北宋的手工业生产有很大进步，瓷器、丝绸工艺水平较前代有很大提高，远销海外。
各种矿产开采冶炼规模都相当大，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铜、银产量都超过唐朝数倍。
同样，北宋在外贸方面也非常发达，唐代仅在广州一地设市舶司，北宋除广州外，又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今山东诸城）、秀州（今浙江嘉兴）五地设市舶司，外贸规模成倍扩大。
北宋中期，每年的市舶收入达六十三万贯，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
外贸的兴盛带动造船业的崛起，北宋所造船舶规模大，数量多，大型海舶载重达500～600吨，还可搭载500～600人。
真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三千三百余艘，远远超过唐代，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1022年，宋仁宗即位，在位长达四十二年，为宋朝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
此时北宋已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获得北境的相对和平，仁宗励精图治，全力推动北宋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在这四十二年里，仁宗没有秦皇汉武的赫赫战功，更没有万邦来朝的盛大排场，甚至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屡屡落入下风。
但他统治的四十二年却是后世公认的黄金时代，被称为封建史上最好的四十年。史家将其统治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
1063年仁宗末期，全国户数1246万，2646万口（丁男），引以为傲的开元盛世最高也只有接近800万户。
其执政时期最高时货币收入达到四千四百万缗，最高的商税是两千二百万缗。
相比较而言，唐朝极盛时玄宗年间最高的货币岁入只有二百万缗，且大部分税收来自农业，以实物税赋为主。
而宋朝得益于发达的商品经济，仁宗不但不抑商，甚至还有了一些重商色彩，工商业有了长足进步。
商业的发展又带动城市经济的扩张，十万户以上的城市从唐代的十多个增加到四十多个。
开封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全市人口不下百万，城中店铺林立，计有六千四百余家。
而且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夜市和晓市。
此外，仁宗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这归因于商品交换的发达带动货币流通量的增加。
发达的经济驱动北宋在文化上的繁荣昌盛。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人诞生于北宋，宋词作品达到极高的水平，与唐诗并称为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瑰宝。
书画方面，山水画最能代表中国画最高的艺术水平，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更是闻名于后世，苏黄米蔡等四大书法家均为北宋人物。
司马光所作《资治通鉴》成为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科技方面，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等三大发明诞生于北宋。
综上，北宋在经济和文化上取得的成就较前代几乎是碾压般的存在，以至于后世称赞“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那么这样一个繁荣昌盛、安居乐业的时代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向衰落呢？
”内耗“式的政治制度机制耗尽了帝国的肌体
北宋的衰亡早在赵匡胤时代就已埋下伏笔。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
得国不正的恐惧和五代时期武人当道的担忧萦绕在其心头，将来若有人有样学样，那赵氏子孙将死无葬身之地。
为了维护中央集权，赵匡胤建立一整套逻辑严密的分权制衡体系。
首先，他利用杯酒释兵权，解除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协助其兵变的高阶军官兵权。
而后建立枢密院和三衙分权体制，枢密使由文官担任，专掌军事政令，调动禁军，但不直接统领军队。
拆分禁军为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负责对禁军管理、训练，无权调遣。
在地方实行更戍法，禁军每一年或两年换防一次，各地的统兵将领也由中央直接指派，不随地易防，形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
但也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后果，削弱了宋代军队的战斗力。
在兵力布局上，实行“守内虚外”，驻军一半京师，一半各地，其中禁军选全国精壮充任，给予优于外州的俸禄。
其后勤保障和装备都是最好的，禁军规模占80%，边防厢军弱且杂，河北、山西等地边防空虚。
这一制度设计核心目标是防武将、防割据、防内乱，而非“强国防、御外敌”。赵匡胤为了避免重蹈唐代藩镇割据和五代政权更迭频繁的覆辙，不惜自废国防。
这样就导致北宋在与辽金、西夏的战争中屡屡落入下风。
如果说北宋能够依靠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和实力雄厚的经济家底维持国家运作，那么外敌入侵顶多是手足之癣。
但一旦帝国陷入内部崩溃，那么所谓的繁华都市也就成了空中楼阁，随时倒塌。
不幸的是，赵匡胤和赵炅一手搭建的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和文官治理体系造成了政治治理的大崩溃。
赵匡胤设立中书省掌管政务，以枢密院掌军事政令，与中书省号称“二府”（政府、枢府），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与宰相合称宰执。
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这样三司、宰执、枢密使三权互相制衡，以此削弱相权，加强君主集权。
不仅如此，北宋还实行官职差遣分离制度，即职务和职权相分离。这极大抬高行政成本，延长决策链条，加剧朝堂重心内耗。
从赵炅时起，不断扩大科举取士，大量知识分子被吸收进宋朝统治集团中，再加上北宋实行重文轻武的政治方略，文官阶层从气势、心理、地位上全面压倒了武官。
中下地主阶级纷纷进入官僚队伍，再加上北宋官僚架构复杂庞大，很快就使得官员规模大幅膨胀，带来极大财政负担。
所以自北宋中期以来，就面临严重的“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冗费。
冗官，科举扩招 + 恩荫泛滥，官员数量3 倍于唐，俸禄支出巨大。
冗兵，常备军 120 万 +，军费占财政 60%+，养兵不打仗，财政不堪重负。
冗费，皇室奢靡、花石纲、赏赐无度，财政常年入不敷出，靠苛捐杂税弥补。当然，冗费问题是北宋中后期才有的，北宋前期的皇帝总体来说相对节俭务实。
至于北宋的冗官冗兵问题早在仁宗时代就已显现。
仁宗庆历年间，参知政事范仲淹上书朝廷改革，提出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加强武备等主张，以裁减冗官、选拔“贤能”为手段。即所谓“庆历新政”。
但变法主张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仅仅一年左右，范仲淹等人就相继被迫离职，变法随之流产。
此后，北宋经仁宗、英宗，社会经济急速发展，但仍掩盖不住年年增长的财政赤字和冗官问题，国家运转出现严重问题。
1067年，宋神宗即位，决心变法，这次变法的主角是参知政事王安石。王安石改革以“富国”和“强兵”为宗旨，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缓解财政危机。
此次变法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朝廷形成变法派和保守派，变法固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但它是以剥夺商人、地主阶级、自耕农利益为手段，引起社会各阶层普遍不满，上至朝廷下至百姓皆陈述新政弊害，痛斥“王安石乱天下”。
在保守势力的强大攻势下，王安石两次推行新法均以失败告终。同时，新法留下了极大的后遗症，即演变成官僚集团争夺权利的斗争，失掉改革的意义。
宋神宗死后，年方十岁的宋哲宗即位，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做宰相，废掉全部新法，变法派人物被斥逐流放，史称“元祐更化”。
哲宗亲政后，重新起用变法派章惇为相，恢复新法。与之伴随的是党争的不断内耗和官僚贪腐加剧，无人再关心改革发展，北宋国力走向衰微。
1100年，宋徽宗即位，其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自创书法字体，被后世称为“瘦金体”，有着较高的艺术造诣。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糟糕的治国能力，他启用奸臣童贯、蔡京等人主持朝政，朝堂沦为党争修罗场。
更可怕的是，徽宗带头大搞腐败，使得北宋朝廷完全沦为君主享乐、奸臣弄权、党徒内斗的烂摊子。
徽宗还过分追求奢侈生活，在南方采办“花石纲”，在汴京修建“艮岳”。
皇室、贵族、官僚、地主鱼肉百姓，敲诈勒索，兼并土地，自耕农大量破产，沦为佃农或流民，贫富差距极端分化，社会矛盾尖锐，以至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沉重的赋税和压榨逼迫农民起义造反，徽宗晚年的方腊起义严重打击了宋王朝的统治。
前文说过，北宋的立国之本是守内虚外，当经济繁荣，社会良性运作时尚能抵御外辱，但一旦帝国内部腐蚀，就如同坍塌的堤坝很快被汹涌的浪潮淹没。
1127年，金兵一路南下，攻破开封，腐朽的北宋朝廷根本无力抵抗，任由金兵劫掠，开封人民遭受难以言状的灾难。
宋徽宗、宋钦宗及3000余后妃、皇子、宗室、贵戚被俘虏北上，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变”，北宋由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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