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降，漕运堪称王朝命脉，其通塞直接关乎王朝存续。
唐代安史之乱后北方残破，李唐倚仗东南漕运财赋续命，朝廷通过改革漕务、武力护漕、削藩保运维系统治，而唐末藩镇割据、义军阻断漕路，最终促成唐朝覆亡。
北宋定都汴梁，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其漕运便利，能够为汲取东南财赋、供养京师重兵与冗官提供支撑，漕运成为北宋立都立国的关键根基。
漕运与王朝兴衰
文 | 吴琦
翻阅历史文献，当王朝发生重大事件或出现重大变故之时，或在某种特殊时局之下，漕运甚至直接关系到王朝的生死存亡，特别是在经济重心南移和南漕北运的唐、宋及其以后的各个朝代，都城对于漕运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漕运被视为王朝之“国命”、朝廷之“血脉”实不为过。
纵观历史，漕运状况每当恶化之时，均会使朝廷大受影响，轻者造成恐慌，重者可削弱其统治，甚至促使其瓦解、灭亡。漕运的中断，对于每一个王朝无疑都是致命的打击。
西晋末年，“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尚书郎官自出采稆，或不能自反，死于墟巷”；京城被围，“内外断绝，十饼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顾，莫不挥涕”，其由于粮食来源断绝而面临的窘境可想而知。
对于唐朝灭亡，《新唐书》一针见血地道出“祸基于桂林”，此言实指桂林戍卒切断江淮漕运线路而直接影响王朝安危一事。
北宋末年，由于漕运量锐减，严重影响了京师的粮食储备，故而当金军包围开封以后，朝廷出现了“物力既耗，人心惊疑”的局面，其亡国之迅速，与此不无关系。元代末年，海运中断，造成大都粮荒，史称：“元京饥穷，人相食，遂不能师矣。”
明代天启二年(1622)，山东徐鸿儒率领的白莲教义军“攻夏镇，至彭家口，掠粮船四十余艘，阻绝运河”，致使官员频频告急，明廷震惊。明末，当李自成集众将于“襄京”(襄阳)，商讨摧毁明王朝的最后进军路线时，部将杨承裕曾极力主张“先据留都(南京)，断漕运”。此议虽然最终未被采纳，但说明义军也深知漕运对于明廷至关重要。
而到清末，漕运的衰微引起了清廷的阵阵恐慌，令其不断推出改良的举措，然而漕运最终消亡，并使得清王朝及中国两千余年的集权统治共同步入历史的坟墓。
漕运与都城的关系，实为漕运与王朝的关系；漕运对于京城的经济(或物质)意义，实为漕运对于朝廷的政治意义。如果说漕运对于历代王朝而言，既具经济意义，又具政治意义，那么其政治意义一定大于经济意义。
唐代以前，漕粮征运主要集中在北方，加之漕道上有黄河之险，限制了漕运量的提高，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都的发展规模及京师人口的增长速度。
唐朝建立以后，国家机构急剧膨胀，长安人口增逾百万，已趋凋零的北方经济难以承受，于是唐王朝不得不将漕运的范围向东南扩张。但是正如杜佑所言，“关中寓内西偏，天下劳于转输”，漕运受到了地理条件的限制。永徽以后，都城长安已屡屡缺粮，以至于从高宗到玄宗，位居至尊的天子也不得不经常率领群臣“就食”东都。
中国历史上有两例十分重要的史实，充分证明漕运之于都城生存的重大意义：一则“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都城的窘境，二则宋代都城的东移。
唐初，“漕事简”，年漕运量不过一二十万石。中唐时期，裴耀卿为相，兼江淮河南转运都使。裴氏总结前人的经验，进一步改善了漕运中转般法与仓储制度相配合的方法，使漕运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政治中枢长安与经济地位日益上升的江淮联结成为一体，唐王朝进入了鼎盛时期。
然而，国势与漕运发展兴盛之时，唐王朝爆发了“安史之乱”，国运与漕运迅即走向衰败。八年战乱使得北部的黄河流域变得遍地荒凉，满目疮痍，凋敝不堪。
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
北方经济大范围遭到践踏，物质匮乏，唐王朝不得不仰赖江南的物质接济。韩愈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杜牧也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一语道出了江淮经济对于唐王朝的重要意义。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北方形势并未出现好转的征兆，林立的割据藩镇长年争战，唐王朝在物质供应上深陷窘境，危机频现。
《册府元龟》中的一条史料，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唐都的处境：“时新承大兵之后，中外艰食，京师米斗，常至一千，宫厨无兼时之积，禁营军乏食，畿县百姓，授穗以供之。”唐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然而，一蹶不振的唐王朝此后仍能维持一个多世纪的统一局面而未土崩瓦解，原因有多方面，漕运无疑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正如陈寅恪先生给予的评价：“唐代自安史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
为了拯救漕运之中衰，唐王朝大力整饬漕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唐王朝通过任命刘晏担任盐铁等转运使，疏通运道，改革漕运，达到了兴复漕运的目的。重用刘晏改革财政，可谓中唐以后一项有力的举措。
在刘晏治漕以后，大量的官俸、巨额的兵资、昂贵的马价等一系列开支，“皆仰于晏”，运河也恢复了其漕运功能。
尽管年漕量只有过去的一小部分，最多时也仅一百一十万石，但由于战后的特殊形势，对于阻挠运河交通的藩镇和跋扈军人，无论刘晏还是整个朝廷都是无法彻底解决的，故而刘晏能够取得这一成效，基本维持中央政权的运转，已属不易。
从代宗年间开始，运河的交通不断受到阻挠，漕运频频告急。如代宗大历元年(766)十二月，同、华二州节度使及潼关防御使周智光在潼关附近“劫诸节度使进奉货物及转运米二万石……淮南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崔圆入觐，方物百万，智光强留其半”。
十一年（776），汴州大将李灵曜反，据宋、汴之地，“绝运路”。阻绝运路，无异于卡住了唐王朝的咽喉，所以唐中央政权不遗余力地对阻挠漕运的行为加以打击。
唐德宗年间，断漕之事更加频繁。建中初年，割据山东、河北的藩镇想要争得长子继承权，淄青李正己扼兵徐州埇桥、涡口，山南梁崇义阻断襄阳，“运路皆绝，人心震恐”。德宗一方面派兵进讨，一方面武装护漕，这样，“江、淮漕运始通”。
地方割据势力以扼制漕道达到控制和削弱中央政权的目的，中央政权则力保漕运的通行，以维持自己的势权，充分体现出漕运在中央政权与割据势力的微妙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建中三年(782)，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又企图采用切断运河和汉沔通道的办法，削弱中央的威势。次年，泾原戍兵哗变关中，李希烈乘机围攻大梁、宁陵，“江淮大震”。
在这一非常时刻，幸赖荆南节度使李皋转战数千里，保护饷道，“江汉倚皋为固”。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韩滉与宣武军节度使刘玄佐为南北犄角，解宁陵之围，复“宋、汴之路”，“转输粟帛，府无虚月”。于是，李晟、马燧等人终于在兴元元年(784)，重新收复长安，由藩镇传子制引起的长达四年之久的割据叛乱至此平息。
经过此次兵燹，关中饥荒严重，“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当韩滉运米三万斛到达陕州时，德宗竟然喜不自禁地来到东宫告诉太子，“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并遣中使告诉神策军，“军士皆呼万岁”。《资治通鉴》原注曰：
《记·王制》曰：国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况日阕无储者乎!日阕无储，有以继之犹可，况漕运不继，朝不及夕者乎!唐都关中，仰给东南之餫。德宗于兵荒之余，其窘乏尤不可言。观其父子相与语，亦惩泾卒之变，发之于言语，有不能以自掩者。
由此不难理解漕粮对于德宗政权延续的重要性，更不难体会德宗父子闻讯时喜极的心境。
唐宪宗向被史家誉为“中兴”之主，他即位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对内政进行了改革，任用裴度、李愬等贤才，对藩镇采取强硬的态度，铲平运河沿岸的藩镇割据势力和跋扈军人，整顿、改善漕运的状况，保证运河畅通无阻；同时，动用运河通航以后漕运过来的粮食等物质支援削藩，使漕运与削藩互为依托，互为手段，终使唐王朝出现了一个全国短暂强盛的局面，古之史家们誉之为“元和中兴”。
中兴气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漕运线路的通畅。然而，多方面的矛盾得不到根本解决，所以“元和中兴”仅可视为晚唐的回光返照。
宪宗之后，穆宗即位不久，漕运咽喉之地汴州便发生了军乱，藩镇势力和跋扈军人阻挠漕运之事又死灰复燃；徐州一地也发生兵乱，“至埇桥，遂掠盐铁院缗币及汴路进奉物，商旅赀货，率十取七八”。汴州和徐州的动荡，严重影响了江淮漕运，加重了唐王朝的危机。
唐懿宗年间，庞勋率领的徐州兵控制了徐州，并攻陷了南北交通要冲都梁城(今江苏盱眙县)，使江淮物质和粮食不能由运河北运关中，唐王朝已陷入绝境。
唐僖宗时，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敲响了唐王朝的丧钟，起义军一度兵围宋州，断绝了江淮运河的交通线。其后，时溥又南攻运河和淮河相交之地泗州，运河漕运被完全阻绝。
对此，陈寅恪先生又有一评，他说：“黄巢既破坏东南诸道财富之区，时溥复断绝南北运输之汴路，借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以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可谓一语中的。
当黄巢义军被镇压下去，僖宗重返长安之时，迎接他的仍然是林立的藩镇。从此，运河再也难以发挥那种将政治中心与经济快速发展的江淮联系起来的功能，终致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败。
时(光启元年)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方立据邢、洺，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瑄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
在这些割据称雄的藩镇中，对漕运影响较大的是控制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高骈，他自中和二年(882)始，即已断绝了这一带的贡赋；割据淮南的杨行密因与把持中央政权的朱全忠多有矛盾，而“拒抗王师，邀截贡赋，窃据州邑，断绝梯航”。而朱全忠为夺取唐政权，也不断截公肥私。总之，唐末各地藩镇皆自擅兵赋，断截漕运，使唐王朝在政治上、经济上处于全面崩溃的局面。
唐王朝后期的兴衰史迹说明了一个史实：漕运的正常与否，乃王朝性命攸关的大事，漕运线即唐王朝的生命线。
地方割据势力以控制漕运达到要挟中央或与中央相抗衡的目的，中央政权则不遗余力地力保漕运畅通，并将保漕与削藩结合在一起。可见，漕运成为中晚唐中央政权与地方割据势力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的一个关键点。
唐王朝的衰亡与漕运大有关联，唐王朝的苟延同样得益于漕运的延续。“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
诸多学者认为，此后的李唐政权之所以仍能维持一个多世纪的统一格局，而没有立刻土崩瓦解，漕运的维持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这一观点是切合历史事实的。
宋代定鼎汴梁。都城的确定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但是对于漕运条件的考虑是必不可少的。
唐代韩愈曾说：“京师者，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宋以前的统一王朝，多定都于有山河之险的地方，如长安、洛阳。宋太祖也曾试图定都洛阳、长安，“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
然而，由于长期战乱对两都造成巨大破坏，关中地区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加之宋初王朝面临着诸多具体的问题，因此宋太祖的夙愿并未实现，汴梁成为北宋一直以来的都城。
汴梁，“古所谓陈留，天下四冲八达之地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里山河，形胜足恃”。
战国时，这里曾是魏国都城大梁所在地，自魏惠王将都城迁到大梁以后，大梁即成为全国著名的商业都会之一。
秦汉之后，虽然各集权王朝的政治中心在关中、洛阳一线游移，但汴梁作为一个区域性城市，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五代周世宗统治时期对汴河、蔡河、五丈河的疏浚作了一系列的重大努力，使汴梁的交通及商业迅速发展起来，汴城开始享有“都会之壮”的美誉。显而易见，10世纪中叶以后，汴梁的地位已上升为全国最重要的城市。
北宋定都汴梁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方面的考量。选择汴梁为都，不仅因为汴梁是宋太祖陈桥兵变的发迹之地，也不仅仅因为“根本安固已久”，不便于“遽欲迁徙”，还出于宋太祖对宋初政治、军事形势的总体把握。除此之外，一个重要原因通常被忽略，即对于都城所需庞大物资供应的考虑。
北宋名臣张方平曾精辟地指出：“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故国家于漕事，最急最重。”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运输条件的制约，能否有效地利用漕运的形式转运粮食、供应京师，成为历代王朝在确定都城时就必须一并认真考虑的问题。
汴梁地处运河与黄河的交汇点，可谓交通便利、贸易兴旺的水陆之埠。随着长安、洛阳的相继衰落，汴梁崛起。
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说，汴京地处黄河中下游的大平原上，傍依汴水，而汴水又与江淮相接，所以，汴梁拥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对于经济重心南移之后主要依靠南方漕粮接济的集权王朝来说，无疑具有建都的优越性。
这正是北宋统治者战略思想的着眼点，即依靠便利的漕运接济京师，以供养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禁军。
宋代，在统治者养兵思想的指导下，军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政府募集的禁军与厢军尽归中央。如此庞大的常备军由中央直接统管，使宋王朝彻底实现了军事集权的目的：
刚四肢者，骨也；刚大厦者，栋也；刚天下者，兵也。
但是，如此庞大的军队，无疑给王朝中央增加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史称“所谓宗庙射飨之类，十分不费一分，所费广者，全在用兵。所谓漕运，全视兵多少”，道出了漕运与军事的关系。北宋的养兵思想直接决定了北宋的立国之策。
根据司马光的记载，宋太祖曾打算迁都洛阳，终因漕运不便，无法屯驻大军而作罢。宋人对这一问题也多有评说，秦少游认为：
唐汉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国，则不足以制海内之命……本朝惩五季之弊，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而衣食之给，一毫已上，皆仰县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于农也，非都四通五达之郊，则不足以养天下之兵。
秦氏从当朝的实际出发，直接道出宋王朝建都必须首选交通畅达、物质供应便利之地的道理。
苏辙则从相反的角度，对北宋王朝的这一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敛重兵而聚之京师，根本既强，天下承望而服。然而转漕之费，遂倍于古。凡今东南之米，每岁溯汴而上，以石计者至五六百万。山川之木尽于舟楫，州郡之卒弊于道路。”
从时人的评论中，不难推断宋朝统治者的一个思路：固国必须依赖大量军队，而大量军队的生存又必须建立在稳定的物质供应的基础上，所以，选择国都当以漕运条件为考虑的基点。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北宋王朝除在京城拥立重兵之外，还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整个王朝衙门重叠，官吏之冗、俸禄之厚，在中国历史上颇具代表性。由于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论述已多，本书无须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供养这个庞杂的冗官群体，北宋政府必须承担起累累重负。从这个问题出发，北宋王朝设都定京时需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仍是漕运便当与否。
总之，宋人建都汴梁，受制于其集权体制，而多从物质供应方面考虑。王安石认为：“旧不建都，即不如本朝专恃河水。”范祖禹则更为直接地指出：“国家建都于汴，实就漕挽东南之利。”
北宋建都汴梁之后，确实利用其便利的水路交通条件，大量漕运东南的粮食。据王朝中先生统计，唐代年漕运额最多者为天宝年间的二百五十万石，张家驹先生则估计唐代中央政权年漕运额最高不过三百万石。
然而北宋的最高年漕运额竟达七百万石，较唐代增加了一倍多。可见，北宋政权对于南方漕粮的依赖程度非常之大。
正因为北宋“军国之费，多出于东南”，所以宋太祖从控制南方漕粮考虑，早在统一战争中，就坚定不移地实行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
曾巩在《隆平集》中论述汴河的作用时有言：“唯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
汴河成为北宋国都赖以生存的生命线，统治者十分关注这一重要河道的状况。例如，淳化二年(991)汴河在浚仪决口，漕运受到影响，宋太宗亲自冒雨出巡，并对劝阻的大臣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可见，保河即为了保漕，而保证漕粮的运送，是为了保证中央政权根基的稳固。
北宋建都汴京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确实有效地利用其河运条件，满足了朝廷依赖江南财源维持庞大军费开支和奢侈用度的需求。《宋大诏令集》记载：
国家建都河汴，仰给江淮，岁漕资粮，溢于汉唐。繄经制之素定，有常守而不逾。六路所供之租，各输于真、楚；度支所用之数，集于京师。
显然，以汴京为中心的汴河漕运系统发挥了重要的政治、经济功能，故而张方平有“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之说。近人全汉昇先生也持同样观点，认为：“北宋帝国所以以汴京为首都，运河实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北宋都城的设置，实与漕粮运输乃至于南方经济发展态势有着不容忽视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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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琦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6年6月
一部讲述中国漕运史的经典著作。全书纵贯秦汉至明清，讲述了两千年来漕运制度的产生与演变，以及与漕运息息相关的王朝兴衰。作者通过漕运这一“中国大政”，勾连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系统探讨漕运与国家、社会、基层之间的复杂互动，并通过对“闹漕”“漕讼”等社会现象的分析，呈现出古代社会的立体图景。本书不仅梳理了漕运与国家的关系，更将视野放在地方，勾画了漕船运送货物的漕丁、结成秘密组织的水手、运河经济带上的商人等群体形象。书中史料丰富翔实，呈现了漕运与国计民生的关系，更展现了运河两岸社会的多重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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