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去做基层党建工作？
碧翰烽/文
驻村第三年，老周最怕的不是项目建设、基础建设。自来水厂建成了，水泥路基本上通到了每家门口，太阳能路灯把山村照得亮堂堂，两个产业大棚也立了起来。可每次党员大会，稀稀拉拉坐着的几张面孔，总让他心里发沉。
“等上面拨钱呗。”这是村里人对集体事务最常说的话。老周明白，他们缺的不是资源，是那口心气儿。支部像一盘散沙，党员身份藏进柴米油盐里，别说攻坚克难，连邻里纠纷、民生诉求都很难解决。他知道，这就是材料里写的“软弱涣散”，是干群之间的最后一公里，也是黑恶与宗族势力可能滋生的缝隙。
转机出现在那年秋冬。几条灌溉渠又淤塞了，往年都是村里雇机械清淤，花钱省事。这次，老周和支书老陈合计：自己干。
“党员先上，不强制，来多少算多少。”消息传开，有人撇嘴：“作秀吧，看能撑几天。”
清淤那天，霜风刮脸。老周和老陈带着几个村民小组长、七八个党员，抡起铁锹跳进齐膝深的淤泥里。起初，沟渠边站满了看热闹的群众，棉袄裹着，手揣在袖筒里，眼神里是惯常的观望。
铁锹铲进淤泥里，发出沉闷的声响。泥点子溅在脸上、身上，没人停。老周注意到队伍里有几个苍老的身影，那是几位七十多岁的老党员，弓着腰，一锹一锹把黑泥甩上堤岸，喘着粗气，汗水和泥水混在一起，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
太阳渐渐升高，看热闹的人群开始骚动。先是有人端来了热腾腾的姜茶，放在田埂上。“喝口水吧，老书记。”一个媳妇对其中一位老党员说，声音不大，却像石子投进静水。接着，有人拿来了自家的水果、零食。再接着，一个、两个、三个……年轻的后生抄起墙角的铁锹，卷起裤腿跳了下去。
沟渠里的人群慢慢扩大。泥水翻飞，号子声、笑声、铁器碰撞声汇成一片，打破了山村多年的沉寂。收工时，夕阳把每个人的轮廓都镀成了金色。老周和老陈站在渠岸上，看着底下被清理得干干净净的沟渠。老陈抹了把脸上的泥，声音有些哽咽：“这种场面……多少年没见过了。”
那一刻，老周明白了他一直在寻找的答案。党建不是台账上的会议记录，不是挂在墙上的制度牌，不是留痕的活动照片。它就是那个早晨，老党员佝偻的脊背砸进沟渠里的力量，是群众递过来的一杯热水里折射的光。当组织生活变成带领群众为自家淌汗，当党员身份在泥水里重新擦亮，堡垒就有了根基，纽带就有了温度。那道沟渠，清掉的不只是淤泥，更是隔阂；疏通的不只是水道，更是人心。
回到宿舍，老周在驻村日志里写下：“最难的事，也是最有根的事。党建最怕做成党务，只有长在泥土里，才能长出战斗力。这最后一公里，得用脚走，用心量，用党员的血肉之躯，去把它夯实。”窗外，新装的路灯亮了，灯光洒在那条新清的沟渠上，水光粼粼，像村庄终于睁开了沉睡的眼睛。
杨华教授曾撰书写道，如果是党委政府抓党建，就会与中心工作紧密融合，不会搞成形式主义，对促进工作大有作用；而如果仅仅组织部门来抓，可能陷入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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