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1081年，北宋神宗元丰四年，一个叫做盖渐的普通百姓来到了京师开封府。
他要告状么？不是的，他是被告。
事情也很简单，盖渐是河南禹州阳翟县的一个农民，家里比较贫穷，生活也很困顿，因为贫穷，他把自家的一些田地和房屋（简称田宅）抵押给了一个叫做张诚一的大官，想要换点钱周转一下。
但是，张诚一这个人啊，他挺黑，抵押价格压的非常低，价格低不说，该给的钱，他还没付全，就给了一部分。
这还不算，更过分的是，抵押的时候你给人家的钱，你克扣的很多，但约定将来盖渐要把田宅拿回来的时候，却要人家多拿钱，收高价。
这是什么？
这是趁你穷，趁你困顿，往死里坑你。
想来这个张诚一，也压根就没打算把田宅还给盖渐，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属于抵押，不是说卖给你了，在没有超过约定的赎回时间内，你张诚一不能说随便把这些田宅卖掉。
但是，张诚一前脚拿过这些田宅，后脚他就联系上了阳翟县里一个叫做孙贲的人，两个人一串通，把盖渐的田宅给卖了个七七八八。
孙贲也不是一般人，有功名在身，此前还做过本县的知县。
两个人有利益勾连啊，属于是狼狈为奸了，张诚一在官场上对孙贲还多有帮助，经常疏通关系，四处打点，希望能再帮孙贲谋个一官半职。
可以说，在本案中，盖渐是受害者。
朝廷里有个叫做满中行的御史，他看不过去了，直接上书宋神宗，说张诚一和孙贲坑害百姓的勾当抖了个干净，弹劾的奏章写的更是相当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二：赃贪不法，何异寇攘？
说这两个人呐，尤其是张诚一，他坑骗百姓，捞起钱来跟强盗也没什么两样了。
神宗看完之后，按照惯例，把本案送到开封府，让开封府审理。
按满中行的想法，只要事情到了皇帝面前，开封府介入了，案子就能水落石出，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当时皇帝的心思，是不会在这个案子上的。
彼时，神宗正在全力推行王安石变法，而张诚一的职务是枢密院都承旨，他不仅是皇帝的近臣，还是变法派的重要人物，这个时候要是处理张诚一，那就是给变法派增加阻力，本来变法推行就阻力重重，再闹出这种事儿来，新政还搞不搞了？
所以，不久之后，神宗下了一道耐人寻味的诏书：
说盖渐这个案子啊，是民间小事，何必搞的这么费劲呢？大夏天的，开封府还到处抓人审人，这完全是“冀附致近臣之罪”，这不明摆着是要给皇帝身边的大臣罗织罪名么？
看得出来，神宗的态度是，这个案子没有必要浪费太多精力。
满中行一看这不行啊，又上奏章，说开封府办不明白，可以移交给别的部门，反正既然有案子了，那案子就要有结果。
神宗没搭理他，因此本案不了了之，张诚一没事，孙贲没事，至于盖渐，他的田宅，也没人还给他，他的损失，那也就是自个受着。
这是盖渐的第一次登场，在元丰四年，而他第二次登场，要到十多年后。
公元1085年，神宗去世了。
神宗死，哲宗继位，哲宗当时才十岁，所以由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和神宗不一样，她是非常讨厌变法派的，因此这个时候变法派就失势了，章惇，张商英这些变法派骨干都被贬谪，而保守派如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等人则被重新启用，神宗年间的新法也陆陆续续的废除了。
总而言之一句话，旧党掌权，你新党靠边。
但是小皇帝不是永远十岁的，一天一天他也长大了，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哲宗还是比较崇拜父亲神宗的，一心要继承父志，所以到公元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之后，哲宗又把受打击的新党弄了回来，而把旧党都给贬走了。
朝廷大变天，新旧两党大翻盘，大家心里都绷紧了弦，重新执政的新党当然要报之前的仇，而眼看要被排挤走的旧党也想要自保。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人想起了十六年前的盖渐一案。
谁呢？
开封府尹王震，他是旧党成员，他平时和宰相章惇非常不对付，而章惇正好是新党现在的话事人。
无论于公于私，王震都想要绊倒章惇，但问题是章惇现在红的发紫，皇帝信任，轻易是打击不了的。
怎么办？
找突破口。
王震在开封府翻档案，就叫他翻到了多年前的盖渐那个案子，很特殊，涉及的人很多。
张诚一，孙贲，这都是新党，盖渐虽然是普通百姓，但盖渐和一个叫做来之邵的人有亲戚，这个来之邵则是旧党成员。
王震感觉这个案子可以做做文章，于是他把盖渐逮捕审问，想看看能不能获得什么有用的信息。
接下来的剧情就非常复杂了，但作者梳理了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供我亲爱的读者朋友们阅读：
1，王震重审盖渐案，发现盖渐和来之邵是亲戚，案子牵扯到了来之邵，来之邵以前是旧党，但他政治摇摆，现在已经成了新党，王震要打击来之邵，章惇旋即也介入了本案，一个要打击，一个要保，矛盾公开化。
2，章惇的盟友，同为新党的张商英为了帮助章惇，他也联系上了盖渐，教唆盖渐诬告一个叫做安焘的旧党成员，这是要把水搅浑，把更多人拉下水。
3，王震抓住了这个把柄，翻过来弹劾张商英，说张商英和盖渐合谋，想要做坏事。
这是什么？这是审理案子么？这不是审理案子，这是借着审理案子的由头进行政治斗争，没有真的关心盖渐的田宅如何，因为盖渐只是他们手里的一张牌，一把枪。
王震的弹劾很快奏效，哲宗亲自下旨，把张商英贬为了监襄州酒税，一个朝廷大员，成了地方上管酒厂的。
眼看着新党骨干被打击出了京师，章惇坐不住了，他也上书哲宗，说了一段很老辣的话，这段话很长，作者就不全摘录了，但我们可以注意这段话中的一句话：
《宝真斋法书赞》：有中伤臣之心。臣备位宰臣，而为群小结架如此，若不根治，恐小人阴相交通，愈肆奸险，倾摇国事，无所不至。
章惇说，如果新党成员有错，那依法办理，如果新党成员没有错，那就是有人蓄意中伤，我是宰相，却被小人围攻，如果这种情况不根治，以后他们相互勾结，动摇国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就是这段话，使哲宗意识到，哲宗如果要推行新法，就必须支持新党，就必须保护章惇，因为现在新法全靠章惇推行，这个时候如果章惇位置不稳，把他拿掉了，他被打击了，那就是自毁长城。
接下来就是哲宗的雷霆手段，王震被调离开封府，安焘被贬，旧党成员陆陆续续的黄州惠州儋州，旧党的反扑就此失败，新党坐稳了执政位置。
至于盖渐案，至于盖渐本人的田产，那不好意思，后续史料里没有任何记载了。
我们回顾盖渐案的全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案子每一次的转折，不取决于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而取决于朝堂上的政治风向。
元丰四年，案子可以解决，但案子被压了下来，因为变法派当政，皇帝要推行新法，不能动张诚一。
绍圣二年，案子也可以解决，但“没必要”解决，因为无论新党旧党都要拿这个案子肃清政敌，盖渐案是最趁手的工具。
可以说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为盖渐的利益说过一句公道话，御史满中行最初弹劾的时候还能站在赃贪不法的角度指责张诚一，可到了后来，双方的争论全是谁勾结谁，谁中伤谁，大家都在利用盖渐，用完了，那就扔到一边。
这正是北宋党争的可怕之处，这个环境让本来是正常的人都会慢慢变的极端，你不是新党，你就是旧党，你不是君子，你就是小人，没有中间地带，它让所有的事情都政治化，一个普通官司可以变成弹劾宰相的由头，一个平民的诉求可以湮没于权力的游戏，这样的例子并不少，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都是这样的例子。
北宋是繁荣的，文明的，高度发展的，有人情味的，在古代所有的政权中，北宋都拥有一种别的时代没有的那种人文的感觉，但是，当一个封建王朝连普通老百姓的田地和房屋都保护不了的时候，那它离崩塌，又能有多远呢？
参考资料：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十二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二
谭建.北宋盖渐案浅议.青春岁月,2013
王英.北宋张商英政治活动探研.四川师范大学,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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