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学谱|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纲要|先生|学谱|白寿彝|顾颉刚

白寿彝先生学谱（简编）

白寿彝 جمال الدين 白寿彝（1909年-2000年）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回族，《光明日报》的创办者之一。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在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攻读中国哲学史。白寿彝把毕生的心血放在史学领域，他曾受教于冯友兰，师从顾颉刚。与郭沫若、臧克家、季羡林为好友。文革惨遭患难，他在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和史学理论方面都有杰出的建树。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于1980年出版，国家领导人亲自致信贺书。该书已印刷30多次，累计印数100余万册，先后被翻译成英文、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朝鲜文、罗马尼亚文等。

白寿彝先生学谱（简编）

白寿彝先生，字肇伦，经名哲玛鲁丁，1909年生于河南开封，回族。先生撰述繁富，讲学每多新解，可记的行事，可传的议论，都是大量的。我现在只能就个人所知，依照时间先后，写成事目，编先生学谱一卷，只能记其事，不能求其全。如果这篇《学谱》能对先生学术思想脉络的发展有所反映，对后之学者能起点指点门径的作用，那就是我最所希望的了。

又，《学谱》截至日期是在1994年，是为贺先生85华诞而作。今逢先生90华诞，有必要将《学谱》延续，对前之《学谱》不够充实的地方，不够确切的地方，有必要记述更清。先生的学术生命和政治生命是紧密相联的，这是一个史学家必备的条件。希望所增补的内容，能够将先生作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的风貌和形象反映得更加真实、生动。

1925年，先生16岁。到上海文治大学求学。

文治大学是个规模很小的私立学校，但聘请了很好的教师，如陈去病先生教词，胡朴安先生教文字学，顾实先生教《汉书·艺文志》等。陈、胡二先生都是“南社”的成员，他们不但书教得好，且思想也很激进。

在文治大学，先生结识了顾留馨同学，结为同窗好友。55年后，先生在为时任上海市武术家协会副主席的顾先生著《陈式太极拳第二路—炮棰》一书作序中写道：“还记得留馨读《庄子》入了迷。他买了一部《庄子集解》，晚上有空，就诵读起来，并多次就庄子的观点跟我抬杠，要把我说得无言可答，他才得意洋洋地收场。还记得有一次，他读书入迷，随手把一根火柴丢在字纸篓里，碎纸立刻燃烧起来。有的同学吓得大叫，留馨却从容地放下书本，从床上拿起毯子往篓子里一盖，火头立刻压下去了。这两件事，一直到今天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926年，先生17岁。由于发生了江浙战争，先生回到河南开封，在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继续读书。在那里，被稽文甫先生视为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1927年，先生18岁。北伐战争开始。先生重返上海文治大学读书。

1928年，先生19岁。在上海《民国日报》4月23日《觉悟》版上发表了《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

这是先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当时，整理国故和全盘西化的争论很活跃。先生在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张中西并取，用其所长。后来在他所写许多文章中，还不断反映这种观点。一直到今天，他始终坚持对于西方的文化采取借鉴的态度。这也是他后来形成的历史文献学学科思想的端倪。

1929年，先生20岁。出版《开封歌谣集》。

先生早年对民间文学、民俗学就有兴趣。在歌谣集出版后，他还写有《中国古代的龙凤龟麟崇拜》和《关于处女的迷信》《五行家底歌谣观》《殷周的传说、记录和氏族神》《民俗学和历史学》等文章。后来他在燕京读研究生时，还阅读了民俗学名著《金枝》。50年后，1978年的夏秋之际，他与顾颉刚、容肇祖、杨、杨成志、罗致平、钟敬文联名上书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建议并成立了民俗学会及有关研究机构。

同年，在开封创办《晨星》半月刊，后迁北京改月刊。

这是以文艺为重点的文史方面的刊物，《河南日报》编辑陈治策倡议创办，并任主编。先生担任一段时间的主编。这时，先生已写成《先秦思想界三大师》，论述孔老墨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他将其中的部分篇章在《晨星》发表。

同年9月，先生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此后3年，在黄子通先生指导下，研究两宋哲学，发表关于朱熹的论文多篇，后又编《朱熹辩伪书语》一书。

先生关于朱熹的论著，已发表者有《从政及讲学中的朱熹》《朱熹对于易学的贡献》《周易本义考》《仪礼经传通解考证》《朱熹底师承》等。先生还编有《朱子语录诸家汇辑》148卷及其《序目》发表。《朱熹辩伪书语》一书，顾颉刚先生校阅书稿，由北京朴社1933年出版。

1935年，先生26岁。创办《伊斯兰》半月刊、《大河杂志》和《新儿童》半月刊。

先生在《伊斯兰》半月刊第4期发表《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这是他申论回教史研究的重要性及收集史料应采取的步骤的第一篇文章。

同年7月，先生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名誉编辑。

1936年，先生27岁。在北平研究院所办《禹贡》半月刊5卷11期发表《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中国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代顾颉刚作《回汉问题和目前应有的工作》。

《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中国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是先生所写回教史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对唐代边防上的这场战役的历史地位作了新的解释，考证出怛罗斯战役的确切地点，指出西方汉学家沙畹的错误。沙畹在所著《西突厥史料》中错误地论断唐的失败是唐朝在西域势力的最后消失。文章还纠正了王国维对杜环《经行记》校对上的错误。文章指出在此次战役中，中国造纸术传至西方，引起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同时伊斯兰教义开始有了华文记录。

1937年，先生28岁。为《禹贡》半月刊办了两个回教专号，其中有先生所写《宋时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一文，并有译文多篇。代顾颉刚先生为天津《大公报》写了星期论文《回教的文化运动》等。《中国交通史》出版。

同年7月，参加西北考察团赴绥远、宁夏、甘肃、青海，考察民族、宗教、水利。因“七七事变”，西北考察团多自行解散，仅有一小部分人仍坚持完成了考察任务，先生是其中之一。对这次考察，先生写有《绥宁行纪》和《甘青行纪》①。

《回教的文化运动》一文，在北京、上海、宁夏等穆斯林集中地区影响甚大。先生在文中写道：“中华民族的复兴，回教徒应有沉重的担负。但要回教徒担负起这沉重的职责，必先使非回教徒尽量知道回教中的一切，才能激起彼此的同情心，造成合作的大事业”，主张回汉间的隔膜必须竭力打开，回教的文化运动有助于中华民族团结。这篇文章同时也最早透露了先生对民族关系问题的看法的信息。文章中所反映的这种思想经过不断地发展，形成为今天他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50年后，他在《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几个理论问题》的讲话中谈到，当前民族关系的时代特点是共同缔造共和国的民族关系，“统一和多民族之间不是简单的加法关系，而是辩证的统一，这就是任何民族利益脱离不了国家的共同利益，任何民族受了损害，国家也必然受到损害。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说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在生产过程中，资源和技术是生产力必需的因素，但能够开发资源，掌握技术的毕竟还是人。人是能动的生产力因素。所以，为了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加快培养各种人才，提高各族人民的文化素质，应是极其重要的任务”。

《中国交通史》是先生发表的第一部专著，也是我国交通史方面的第一部著作。它比较全面地看待历史上的地区、路线、法令、时代特点，同时，注重把握交通史各个时代的发展。在体例内容和表述形式上，都使人耳目一新。《中国交通史》无论在写作思想上和编撰体例上都具备了中国通史的雏形。先生在为本书重印的题记中写道：“在开始写这部书的时候，大约经过两个月的酝酿，当时感到最大的困难是怎样把这样长的历史写出头绪来。第一个问题是上限开始在什么时期，下限写到什么时候。后来决定上限起自夏代，但应把夏代作为传说时期来看。下限要求尽可能写到最近。所以书里有1936年的事情。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交通史的分期问题，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后来决定分作五个时期。先秦是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民族混合运动对交通发展的影响，这所谓‘民族混合’，实质上是指汉族形成的过程。秦汉是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大一统政府的重要作用。隋唐宋是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财富之区向东南迁移。元明清是第四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海运事业的逐渐重要。五口通商以后是第五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一方面受外国的侵略，一方面在技术上受到西洋的影响。现在看来，书内所写的交通区域、交通路线、馆驿旅社、车船飞机，以及交通律令、交通机构，都还是交通史所应该有的；历史分期，有的还正确，有的还需要考虑。本书最大的缺点是没有能够把交通的发展放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去考虑，没有把交通的发展跟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解释出来，对于交通跟政治的关系，也说得不够。对于有关交通的思想方面，几乎就没有说到。现在如果要写一部新的交通史，本书中的材料还可以说是有用的。在观点和写作规模上，就必须开创一个新局面了。

此书有牛岛俊作的日文译本。牛岛俊作在译本序中称：“著者阐述以上诸端，举凡有关中国交通文化而可为典据之文献，全部搜用无遗，且都注明出处，确是一部标志着中国交通文化史著中最高水平的作品。”此书有1984年、1987年、1993年上海、河南、北京翻印本。

1938年，先生29岁。由于日本侵略日深，先生宁死不肯过亡国奴生活，携带家眷离开开封，经武汉到桂林，路上接连丧失3个亲人。在桂林车站候车1个月的时间里，他也没有忘记学者的职责，通过对桂林回回状况的调查，写出了《柳州伊斯兰和马雄》这篇著名的文章。先生在广西桂林成达师范学校教学，讲治学的材料和方法。

1939年，先生30岁。接受英庚款董事会资助，到云南大学研究云南伊斯兰史，主持《云南清真铎报》和《益世报》的《边疆》半月刊。其间，参加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

抗战期间，北平研究院在昆明黑龙潭重建史学研究所由顾颉刚先生负责，当时云集了一批人才，韩儒林、苏秉琦、何士骥、吴世昌、许道龄、张维华、宓贤璋等。顾颉刚在《边疆》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先生那时的想法是，回族和汉族已血肉相融，在当前抵御外敌的情况下，不应过分强调单个民族的存在和作用，而应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去看待。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说法是不错的，它有利于各族人民在捍卫国家利益时的团结和战斗。他提议“中国史学家应由真的史料写成一部新的本国史”来证实这个观念。

这时，先生开始了云南回教史资料之比较系统的收集，开始了对云南重点人物赛典赤·赡思丁、杜文秀、马复初等的研究。他走遍了大半个云南，所收资料中，原始资料和传抄资料都颇为丰富，为回族史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条件。

1940年，先生31岁。在云南大学文史系讲学至1942年，并结识了楚图南先生，开始了他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先生开设的课程有中国上古史、中外交通史、中国史学史。这几门课程对先生来说，都是新开的。他一边学习，一边讲授，都能胜任愉快。

1943年，先生34岁。在重庆中央大学文史系讲学，开设春秋战国史和伊斯兰文化等课程。出版了《中国回教小史》《咸同滇变见闻录》。代顾颉刚作《秦始皇》，由胜利出版公司出版。

《中国回教小史》是先生所写公开发表的回教史的第一种本子，字数不多，但反映了中国回教发展的整个过程，也是一本有开拓性的著作。《回教小史》有《题记》说：“中国回教史的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研究这门学问的人，须具备几种语言上的工具，须理解回教教义和教法，须熟悉中国史料以及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中的有关记载，须明了欧美学者在这方面已有的成绩，更须足迹遍全国，见到过各处的回教社会，见到过各处的碑刻和私家记载；他不只要有这些言语文字上的资料，他更要懂得回教的精神，懂得中国回教人的心。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能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教外的学者，无论他是如何渊博，究竟觉得隔膜。教内人，虽有的人具备了一两个条件，但还不能具备一些必不可缺的条件。一直到现在，我们见不到一本可看的中国回教史，这实不可怪。这本不是短时期所能产生出来的。

“现在我这一个小册子，更谈不上是什么著述。只是介绍中国回教史之一个粗浅的概念而已。在这个册子里，有几处是和别人的注意点很不一样的，也因为限于篇幅，不能详加解说。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写出一本比较详细的东西出来，请大家指正。并希望同道的朋友，以后在这门学问上，能够各出所长，彼此合作，能够写出一部比一部好的东西来。”这是先生对中国回教史工作提出来的要求。他的这些要求至今虽然一直未能实现，但对伊斯兰史的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影响。

在写小史之前，先生还写了《中国回教史》。原计划全书六章，10万字，但因手头缺乏资料，只写了三章。前两章因辗转迁徙遗失掉了，只保留一章，这就是《元代回教人与回教》。《咸同滇变见闻录》自序说：“清自中叶以后，吏治败坏，民变四起。滇僻处西南隅，距京师远，且回汉夷之所杂居。地方官吏遇有纠纷，不挟私抑扬，即敷衍因循。祸机之伏，已非一日。积之既久，一爆发于道光年间，再爆发于咸丰丙辰。道光之乱，幸有林则徐，得以勉强解决于一时，丙辰之祸，大吏甘为戎首，遂致一发而不可收。干戈扰攘亘十八九年。人民死亡，达数百万众。今事定七十年，滇西之元气犹未全复。此治中国近代史所不可不知者也。

“杜文秀际此非常之时，身当非常之任。祸发后，文秀跋涉山河，叩阍上控，盖已俨然以受害者之代表人自居。此后不十年，丙辰祸作。文秀遂正式为军民之首领，统率回汉夷之群众作抗清运动者达17年。势力之大，且伸入川黔两省。是时，文秀在西南之地位，一如洪秀全之在东南，同为企图颠覆部族专制之领导人，同为全民革命运动之先觉者。此又谈道光咸同滇变所不可不知者也。

“虽然，文秀之事亦难言矣。记文秀事者，莫详于《平定云南方略》。《方略》，钦定之书也。文秀在是书中，不过一叛逆耳，无公平记载之可言也。其次，如《东华录》。《东华录》之与《方略》，资料同出一源，态度亦完全一致者也。再次，如云南各州府之地方志，方志中保存有价值之材料不少，而诬伪之记录亦不为不多。今欲于文秀抗清始末一考其实，方略方志虽不可全废，而所以证实补充之者，势不得不另觅资源也。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予既至昆明，留心访问与文秀有关之遗闻逸事。是年夏，白亮诚先生自佛海来，尽以历年所得，举以相贻。次年秋，予以沙竹轩阿衡马子实先生之介，复得尽觏马瑞岐先生之遗藏。马虞卿先生、李芳伯先生、沙宝诚先生、周继廉先生、卢振明先生、王之平先生、忽本初先生、纳子嘉先生、万稼轩先生、沙元先生又各以所有惠赠借抄。总计先后所得，大抵皆为民间传抄之本，未经刊布之作。数量虽尚不为多，然皆为研究杜事者之新资料，对于救济方略、方志之偏弊，及提供研究者比较正确之观念，裨益当不在少。予因从而校字成书，排版问世，其亦同道之士所乐闻欤。

“校写，始于二十八年冬。时袁守和先生、万稼轩先生给予之鼓励至多。嗣后，陆续校写，并陆续以新获善本易去已写就者，往往一易而再易。复以课务之牵制，历20个月，始得10万言，名之为《咸同滇变传抄史料初集》。三十年五月，寄沪付印，为书局延搁者经年。后，首篇方排，而太平洋战衅已启，书既不能续印，稿亦留沪不得出。三十年六七月间，予又集中精力，校写10万言，为二集，置箱箧中，亦且年半。今集合旧稿，改为本编，距开始校写，已3年余矣。今本所书，有原编两集所无者，亦有今无而原有者。此全为迁就手头现有稿本而然，无深意也。至于改易原名，则以今名更具体，更为多人注意之故。且在内容之范围上，今名毋宁更为宽泛也。”书稿原名《杜文秀研究资料》，经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禁止发行，后改为用今名，才得通过。

《秦始皇》一书，被列为民族伟人故事集第三册。本书出版后，由于作者对秦始皇的历史功过作了比较公正和全面的评价，很受社会上的注意。

先生在重庆期间，生活十分贫苦，但学志不衰。1985年，先生的老友、著名诗人臧克家曾赠诗一首，诗曰：“苦忆山城三纪前，嗷嗷八口一蓝衫，晚晴白发春风里，常记流年永敢闲。”并有附记：“抗战期间，与白寿彝同志订交于山城重庆，岁月日增，而友情弥笃。当时寿彝执教中央大学，蓝布长衫，仆仆风尘，八口之家，生活困窘。而今，年近八旬，兼职甚多，主编《中国通史》，计一千二百万言，壮志可嘉。以诗赠之。”②短短数语，刻画出先生的学者风尚。

1944年，先生35岁。又回到云南大学文史系讲学，主讲史学名著选读。在此期间，他开始步入了史学史的研究领域。

1946年，先生37岁。所著《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出版。在昆明五华书院演讲《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

《中国伊斯兰史纲要》是在《中国回教小史》的基础上加以提高。它不只是一本伊斯兰教史，从书中论述的各主要内容来说，并且是一部中国回族史。全书采取教材的形式，反映先生对历史教育的重视和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群众的思想。此书有法文译本。书出版后，销路很好，有几个地方采用为教本。先生出于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拟另行汇为《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一册，以应急需”。并于两年后正式出版。这本书的编法，依先生自序中所说：“是以通论性质的居前，各时代的专论居后，史料辑录居最后，对于所收各文，除一律加以号码，以便检寻外，都尽量保持原来的形状，不加割裂。善于利用本书的人，可由此略知各个问题研究的过程，有时并可借以判断各文结论的是非，及《纲要》正文之当否。对于不能立读各篇全文，而只须临时检出一些资料，供《纲要》临时参考之用者，本书另编有《指引》冠于书前，可依《指引》中所列号码，检寻资料。”先生同时还指出“学问的道路并没有一条坦易的路可走，尤其是在一门学问新兴的时候，更需要艰苦的努力”，他希望，“本书对于读者的作用，是能引起他的研究兴趣而增加他的辛勤，不是只供他教书时的敲门砖而养成他的懒惰的”。此书的编撰，反映了先生史学编撰思想的进一步形成和逐渐地完善。

在五华书院的讲演破史书体裁风俗，另立新意，是先生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关于史学史方面的意见。讲词见《文讯》月刊1946年新10号。此文系统地论述了各种史书体裁的创立及在发展中互相参照和互补，说明历史体裁不是单纯的体裁，而是互相影响发展起来的。把历史书、历史家和历史编纂方法联系起来看，是先生史书体裁新思想的开端。从互相交叉的体裁到现在由他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所创立的多种体裁相结合的新体裁，正是他多年思想整理的成果。

1947年，先生38岁。在苏州协助顾颉刚先生主持文通书局编译所编务。时，停刊已久的《文讯》月刊已于1946年1月复刊。

文通书局编译所有一个初步设想的出版计划，包含世界文学名著、文学丛书、医学丛书，少年儿童文库。计划因各种原因未能完全实现，但也出了一些好书。

1948年，先生39岁。在中央大学讲授中国通史。时，中央大学已由重庆迁回南京。

同年，除前面提到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之外，还有他校点的《天方典礼择要解》出版。在《月华》发表了《纯真篇义证》。

中央大学为中国通史开五个班的课。先生最初用缪凤林的《中国史要略》为教材，后来改用自己编写的讲稿。

“义证”是《古兰经》的一个篇名。先生对这篇经文各种汉文译解加以评论，主张以经译经，以经解经，不要揣测。

1949年9月，白寿彝（后排右二）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与少数民族代表合影。

1949年，先生40岁。7月，先生从南京大学到北京出席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议，并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白寿彝（右一）、马坚（左一）代表回族人民敬献锦旗。

同年9月，先生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先生登上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从此，先生的学术生活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从1949年至1966年17年之间，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学，开了许多课程，包含有春秋战国史、隋唐史、明清史、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历史教学法、史学概论、历史唯物主义等。往往是同时开设两三门课程，并采用了多种辅助教学方式，如课堂讨论、学期论文、教育学习、历史晚会等。在努力教学的同时，先生的治学兴趣已逐渐比较集中于回族史、史学史、中国通史和历史教育。此后，先生对于这四个方面的论述都比较多。

1950年，先生41岁。发表了《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和历史教学的一些实感》。

这是先生所发表的关于历史教育的第一篇文章。在教学任务上，先生认为中国通史应是历史系最重要的课程。在教学内容上，中国通史必须首先承认的事实，即只是汉族史，这是应该严肃检讨、严肃纠正的。先生在文中指出：“在历史系课程里，必须重视国内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必须提倡国内少数民族史的讲授。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和讲授，逐渐地进步了，中国通史的内容也就可以逐渐地充实了。如果我们不在这方面着眼，仅仅在规定历史系课程时，说明中国通史必须包括中国境内兄弟民族的历史，这是不够的，这只指明了一个方向，并不能解决事实上的困难。”中国通史必须包括中国境内兄弟民族的历史，这是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思想基础，也是他中国通史理论形成的思想基础，同时是他此后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目标。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的第一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是他这一思想理论的具体实践。在历史教学上，先生主张集体教学，教学相长，以提高教学质量。这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是具有指导意义的教学法。

同年10月，先生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的专门委员。

1951年，先生42岁。所著《回回民族的新生》出版。此书从历史上说明解放前后回族政治地位之重大变化，详尽地论述了回族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回回民族是在中国境内形成的民族，而不是外来民族。回回人民应该珍重这个新生的时代，为民族团结、巩固并发展全中华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跳出本民族的利益的局限，从全民族利益的角度观察历史，这是先生进行学术研究的一贯思想和作风。

同年7月，先生出席在中南海后花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大会，毛主席和先生交谈，说：“见到了您写的文章，写得很好。”

同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

同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成立，先生当选为常务理事。

同年，在《光明日报》创办了《历史教学》半月刊，发表了《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的结合》。

同年，发表了《爱国主义与历史教学》《开展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论关于少数民族历史和社会情况的宣传与学习》。

同年，发表了《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这是先生提出来的新问题，对当时史学界很有影响。先生在文章中指出，用皇朝疆域的观点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错误的办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正确的办法。因为，“今天中国人民需要知道的是，在今天祖国的国土上，过去是出现过怎样的历史，并且是由过去的历史发展到今天的情况。”正确的办法，可能使本国史成为中华各民族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的由来，从了解现在社会生活的意义上去研究历史。这种思想，在随后的许多文章中都得到了继续的发挥、阐述和加深，形成了他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理论的重要支系，逐渐为广大历史工作者认同。

1952年，先生43岁。为适应调整院校后课程改革的需要，先生组织青年教师成立中国史教学小组，集体编写教材，分头到各系讲课，解决了六个系的历史教学的共同任务，也帮助了本系青年教师的成长。

同年，和侯外庐先生等共同筹建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并兼研究员。

同年，出版了《回民起义》。此书是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第四种，先生是丛刊的总编委员之一。其他总编委员有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全书共4册，云南和西北各2册。云南部分是对《咸同滇变见闻录》的充实。西北部分是重新搜辑的。此书得到了国际史学界研究回教历史学者的重视。作为国庆献礼，此书赠送给毛主席，并珍藏在国史馆。1953年曾再版。

1953年，先生44岁。当选为中国回民文化促进会副主任。

1954年，先生45岁。发表了《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与王毓铨合著）。此文以详实的史料论述了官手工业性质问题，指出从秦汉到明末的官手工业是这一千八九百年间的皇家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消费和政治统治的需要，继承着老早就已有了的手工业传统而组织的。在官手工业成品中，虽然也有为了售卖而生产的，但跟一般的商品有性质上的不同，而售卖的目的是为了供给统治机构和统治武装，不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售卖的本身有时也带有强迫性。手工业的性质是封建的，还是资本主义的，要看他的资料的来源的性质、劳动力的性质、分配的性质以及产品售卖的性质。

同年，与刘大年等同志发起创办了《历史研究》杂志。

1955年，先生46岁。发表了《明代的矿业的发展》。

此文同《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文一样，是先生研究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属性的重要文章。文中指出明代矿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微弱的，它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明中叶以后，矿业商品生产中的生产社会化，虽足以说明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但因生产力水平发展的不足及封建制度的束缚，就不具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条件。

白寿彝（左一）与国家领导人朱德、陈毅合影

白寿彝（四排左一）与党和国家领导人马主席、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合影

1956年，先生47岁。出席全国科学规划会议。

同年，赴印度尼西亚等国进行友好访问和学术交流。

1958年，先生49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先生被选为协会副主任。

同年，由他主编并参加撰写的《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出版。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年成立，《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作为建立自治区的参考资料。

同年，招收回族史进修教师。

1959年，先生50岁。发表了《历史教学上的古与今》《刘知几进步的史学思想》《论青年教师进修的通与专问题》。

1960年，先生51岁。发表了《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

此文谈了回族史上的四个问题和回族史工作问题。在谈到回族来源时，先生再次重申了回族来源有多种不同的国外族源，但形成民族是在中国境内，并进一步充实了他在《回回民族的新生》等文章中的有关论证。他的这种说法比较符合历史实际。

同年，先生还发表了《马端临的史学思想》。

1961年，先生52岁。高教部文科教材会议决定把编写高等学校中国史学史教本的任务交给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华东师大，由先生和吴泽先生承担。先生开始考虑编写中国史学史的计划，并开始编印专门刊物《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

《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原为内部刊物，后改为《史学史研究》公开发行。

同年，先生发表了《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谈史学遗产》。

《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和《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是先生多年从事历史教学工作的经验总结。前者辩证地论述和处理了历史学习中史与论、文与史、精与博的相互关系，明确地指出研究历史必须从事实出发，不应从概念出发，必须从丰富的史实中揭示历史现象的内在规律，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指导。后者强调加强基本训练，培养学生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正确的治学精神和方法。

《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一文，是先生关于历史文学的重要的指导思想的文章，即在历史叙述过程中把论点表达出来。这种历史的表述形式是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继承的。这篇文章对于当时学术界以空谈代替历史的风气表示了不同意见。在“文革”中，它成为对先生批判的重点。

《谈史学遗产》，是先生对研究史学史的意义和范围的系统论述，它首先提出了研究史学遗产在于理解史学跟现实斗争的关系，探索史学发展的规律，并从史学已有成果中吸取思想资料。先生在文章中说：“我们要研究史学遗产，既不同于那些要把遗产一脚踢开的割断历史的简单想法，也跟那些颂古非今的死抱着遗产不放的国粹主义者毫无共同的地方。我们主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改造我们的遗产，使它为社会主义史学服务。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同时更要敢于打破传统，创造出宏大深湛的新的史学规模。”文章提到中国史学思想上和历史编纂学上的精华和糟粕，提出了史学遗产研究中的七个方面，包括史学基本观点（历史观的研究及其在史学地位中的研究和对史学工作的社会作用的研究）、史料学遗产的研究、历史编纂学遗产的研究和历史文学遗产的研究，以及关于历史问题的前人已有成果的研究、史学家传记和史著本身的研究、历史启蒙书遗产的研究。

同年，出席了中国史学会在武汉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会议。

1962年，先生53岁。出版了《学步集》，招收了史学史进修教师。

《学步集》选辑了先生1951年至1960年所写的12篇文章。其中包括民族方面的文章4篇、手工业方面的文章2篇、史学批判方面的文章4篇。此书于1978年再版。

同年2月，参加了巴基斯坦历史学会的第12届年会。感到应该用外文写出中国历史书，以供外国的朋友们看。中外文化交流可以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促进彼此学术工作的发达，有助于争取持久的世界和平。

同年10月，与吴晗、季羡林以中国历史家代表团的身份赴伊拉克出席巴格达建城1500周年庆典，并转道赴开罗。

1963年，先生54岁。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班讲授《史记》。中央党校求实出版社于1980年将讲课稿以《史记新论》书名整理出版。

1964年，先生55岁。完成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发表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

《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作为内部教材由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排印出来，印数不多，但散布的范围还相当宽。其中有一些论点为人所采用，有的论点还为人所曲解。《教本》写到唐代刘知几，编写工作暂停。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及此事，“愈写愈觉学力不足”。

《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是《谈史学遗产》一篇文章的继续，有的地方作了概括，有的地方作了补充。文中特别指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首先是要阐明我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包括政治方面和技术方面的发展。在五四以前，我们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但并不是史学领域内根本没有唯物主义观点。我们也没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但史学史上有按照一定历史条件考察问题的、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的历史观点。中国史学发展的这些基本规律是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几个重要方面的体现。它们相互间既是联系的，又是矛盾的。它们跟社会关系之间归根到底是阶级的反映，但反映的形式是复杂的，有时是很曲折的，并且也通过不同的形式对社会史起着反作用。因此，对这些规律不能进行孤立的研究。必须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结合各个历史时期的阶级关系和相应的社会经济关系、思想关系来进行研究，才能逐步得到可以信赖的科学论证。在技术方面的发展规律，包括有史料学的发展、历史编写形式的发展和历史文学的发展。研究这些规律，不在于纠缠技术性本身的细节，而在于掌握其理论上的分歧和斗争，并从而分析它们在史学发展上所起的不同作用。先生在此文中还提出要搞中外史学综合比较的研究。

同年，招收了史学史研究生。这是“文革”前先生招收的第一批史学史研究生。

同年秋末，与北师大历史系和政教系去陕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陕南汉中西乡杨河公社。

同年12月，先生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此后，又连续担任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民委委员，直至1987年卸任。先生常说，参加党和国家最高决策机关，大大提高了他的政治觉悟和在学术工作上的开阔视野。

1965年，先生56岁。发表了《中国穆斯林的学术传统》。

此文是先生在巴基斯坦国际历史家学会上的讲演。后来，在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文化讨论会又讲过一次，题为《中国穆斯林的历史贡献》，内容大致相同。此文有英、法、阿拉伯文译本。

1966年，先生57岁。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先生首先被当作历史系头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加以批判。在《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白寿彝》的批判稿上，有关先生的定论这样写道：是一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动学术“权威”，是一个疯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先生在历史系劳改队参加劳动改造，直至1971年。

1973年，在中华书局参加点校“廿四史”的部分专家合影

1971年，先生62岁。得到毛主席的批准，周恩来总理提议标点二十四史工作，由顾颉刚主持。因顾先生身体情况所限，此项工作实际由先生负责。唐长孺、翁独健、陈述、王毓铨、周振甫、阴法鲁、陈仲安、王钟翰、张政烺、孙毓堂等各史专家分工合作去完成。至此，先生重获工作的权利。

1972年，白寿彝先生（中）参加“廿四史”《清史稿》点校工作与翁独健教授（右）、赵守俨副总编合影

1972年，先生63岁。继续代顾颉刚先生主持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校点工作。

同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出版工作者会议上提出要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

同年，“四人帮”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对教育界的专家学者进行文化考试。北京师范大学是考场之一。先生不著一字，拂袖而去。由于这种抗拒行为，被广播、通报全国。

1973年，先生64岁。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上发表了《论秦始皇》。

此文以一个史学家的态度，依据历史事实，评价了秦始皇的功与过。文章的结尾写道：“我们评价秦始皇，肯定他的历史作用，是给他‘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绝‘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从我们无产阶级的事业来看，秦始皇算什么，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斯大林说得好：‘彼得大帝王为了提高地主阶级和发展新兴商人阶级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彼得为了建立并巩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同时也应该说，提高地主阶级、帮助新兴商人阶级和巩固这两个阶级的民族国家都是靠残酷地剥削农奴来进行的。’‘我毕生的任务就是要提高另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至于列宁和彼得大帝，那么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整个大海’（《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93～94页）。我们反对任何对秦始皇历史面目的歪曲，更反对以被歪曲的秦始皇来攻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此文的发表，对当时史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73年2月白寿彝先生与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学生交谈

同年，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侯外庐先生赠送先生他亲笔抄写的毛主席诗词：《水调歌头·游泳》。

1974年，先生65岁。在当时“四人帮”大搞评法批儒、影射史学的时期，先生也曾多次在大会上作关于儒法斗争的报告。但他都是以两点论来说明儒法斗争问题的。他不赞成违背历史的说法。

访问巴基斯坦

同年7月，先生作为中国友好参观团的成员，随林巧稚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等国家，再次感到编写中国通史的必要性。

同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周年。为庆祝中日开航，先生作为中国友好访问团的成员，随王震赴日本访问。

1975年，先生66岁。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学工作。

同年9月，经过多年的深思熟虑，先生牵头，成立了中国通史编写组。这是先生响应周总理于1972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编写中国通史任务的大胆举措。先生请示了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并同国家出版局负责同志交换了意见，得到了赞许。时值文化大革命后期。

1976年，先生67岁。这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百业待兴，先生更是踌躇满志地投入历史事业的恢复和建设中。

同年，先生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随乌兰夫副委员长赴伊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叙利亚、科威特等国家进行友好访问。

1977年，先生68岁。6月，出席了在长春举行的关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作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就中国历史上的国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统一和割据、集权和分权、复辟和反复辟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基本论点。一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基础讲述统一的多民族历史。二是划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阶段要从阶级关系上、地主阶级内部的变化、农民战争的要求、民族关系的发展、各地区封建化的程度来考察。三是历史的发展是逐步前进的，对于具体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先生初步认为封建社会应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这篇讲话还批驳了“四人帮”歪曲历史事实的错误论点。

1978年，先生69岁。受《中国建设》杂志社的邀请，发表了《儒法斗争史的虚构》。文章以大量的史实揭露和清算了“四人帮”在史学界造成的危害与流毒，为儒法斗争史作了结论。此文有英、俄等多种外文翻译，使国外学者更多地了解这场史学界学术论争的真实含意。

同年，先生积极筹建史学研究所，为中国通史编写计划的实施作准备。

同年，招收了“文革”后第一批中国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1979年，白寿彝（左二）在阿尔及利亚第十三届伊斯兰文化研讨会上宣读论文。

1979年，先生70岁。先生曾说过，他7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实际上，先生积累数十年来学术耕耘，自70岁后成果累累，并不断开拓新的领域。

同年，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倡导了历史系课程体系的改革。这次改革在全国各大院校历史系得到普遍推广和应用。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原有系统教学计划之外，增设选修课，提倡在全校设立现代科学概论、提倡中外历史比较研究。事实证明，这一方案丰富了学生学习的深度和广度，同时提高了教师的讲授能力和教学水平。此项改革获得1989年国家教委颁发的历史系本科课程体系改革成果国家级优秀奖。

同年，先生发表了《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中国史学的童年》。

同年，停刊十余年的《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复刊，改名为《史学史资料》。

1978年，白寿彝参加点校廿四史及《清史稿》全部出版

此刊是先生1961年创办的。现名为《史学史研究》，是国内外仅有的一份研究史学史的专门刊物。它是以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为研究宗旨，通过研究以达到建立和健全史学史学科体系的目的。刊物的题签是楚图南同志重新题写的。他在给先生的信函中写道：“拙书能附骥尾，既荣且愧。”并勉励先生：“中国是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古国新邦，史料史实、史学史论，浩如渊海盖世无双。兄能领导这方面的工作，以兄之识、之才、之学、之勤，当可预期学人辈出，超班马、迈刘章，继承并开拓史学新境，为祖国争光，为世界作出贡献。弟虽年迈学荒，然捧读大著，如遇屠门而大嚼，亦晚年快事。”这些话，一直是先生的精神动力。30年来，刊物经历了风风雨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登载了大量有重要价值的文章，凝聚了一大批致力于史学史研究的优秀人才。

同年，先生召开了有各校、各界专家学者参加的关于多卷本《中国通史》编写的工作会议。

1980年，先生71岁。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经原高教部批准正式成立，以编写中国通史和史学史研究为中心任务。主编《中国通史纲要》出版。

《中国通史纲要》是“文化大革命”后学术界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它是先生自1975年倡议编写中国通史计划以来的第一个成果。先生当时的动议是编写三种类型的通史著作。一种是大型本，约六百万字。一种是中型本，约二百万字。一种是小型本，即此书。中型本因条件不够成熟而中途搁浅了，小型本的《中国通史纲要》应运而生。它为大型本《中国通史》的编写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979年10月白寿彝（二排左三）中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国通史》编写组部分成员合影

《中国通史纲要》有一些新的看法。先生在1984年撰写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一文中，曾作了简要的说明。他说：“中国封建社会经历相当长久。历来的史学家对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总是拿时代来划分。朝代的交替，标志着历史发展的大大小小的变动，但这还不能是社会分期的主要标志。社会分期的总的标志，应该从社会变化的总相上去考察。前两年，我们编写《中国通史纲要》，试图从这方面作一些探索。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阶级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是可以不同的统治阶级作为主要的标志的。这是因为在阶级社会的社会矛盾运动中，统治阶级属于主要的矛盾方面，抓住了主要矛盾的特点，就便于说明其它相应的某些方面了。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把‘我们的时代’称作“资产阶级时代’，并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具体地分析了资产阶级从自由竞争阶段走向垄断阶段。列宁在《十九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分析当时地主阶级的经济变化，说：‘到十九世纪末，贵族的封建地产或农奴制地产仍然占私有土地的绝大部分，但是发展的趋势显然是造成资产阶级的土地私有制。由侍从、世袭领主、官宦及其他等人那里继承下来的私有土地正在减少。干脆用钱买进的私有土地正在增加。土地的权力在削减，货币的权力在增长。土地日益卷入商业周转’（《列宁全集》第15卷，第51页）。这些经典论断，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

“《纲要》把封建社会分成四个阶段，对于每个阶段都举出了各有特点的占有相当支配地位的地主阶级。对秦汉时期地主，举出三种不同身份的人，有世家地主、高资地主、豪族地主，这是根据《汉书·地理志》提法而略有变动。《汉书·地理志》说：‘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错，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汉代所谓‘世家’、‘豪杰’，都有特定意义。司马迁所谓‘世家’，也同样有特定意义，这跟我们现在从字面上理解的世家是不相同的。‘豪族’，也应该有特定意义，不应把有权有势的人家，都泛称为豪族。

1980年，白寿彝和研究生在长城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有一大段话，论到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劳动者身份和赋税制度。他说：‘在这些条件下，要能够为名义上的地主从小农身上榨取剩余劳动，就只有通过超经济的强制，而不管这种强制是采取什么形式，它和奴隶经济或种植园经济的区别在于，奴隶要用别人的生产条件来劳动，并且不是独立的。所以这里必须有人身的依附关系，必须有不管什么程度的人身不自由和人身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对土地的依附，必须有真正的依附农制度。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像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么，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那时也就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资本论》第3卷，第89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在所有制的问题上，《纲要》的提法是‘封建等级所有制’。这在理论上的根据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的意识形态》里所说：‘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里，可以说，是把封建的所有制和等级的所有制等同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更详细地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中有‘等级的阶级’的提法，他在注解中说：‘社会划分为阶级，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共同的现象，但是在前两种社会中存在的是等级的阶级，在后一种社会中则是非等级的阶级’（《列宁全集》第6卷，第93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纲要》的这种提法，可能还符合《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所说的意思。对于六七十年代史学界所争论的‘国有土地制’和‘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也都各吸取了他们的一些论点。这种提法大概是符合历史情况的。关于劳动者身份，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在封建社会的各个阶段，都难免带有不同程度的依附身份。大约在汉初成书的《大学》有一句话，说：‘有人此有土’，可见，有土的先决条件，还是要有人。‘有’是‘占有’的意思，比我们现在所说有无之‘有’，有比较具体的涵义。所谓‘编户齐民’是一种封建的劳动力编制，跟我们现在的户口制度，有根本的区别。随着历史的发展，直接生产者的依附程度要不断地减少些，但依附的性质是不容易摆脱的。关于赋税制度，中国确实存在过国税和地租统一的情况，但同时也存在着二者分离的情况。对于这两种情况，《纲要》也都有所表述。”此书的体裁也有新的形式。印数达近百万册，有英、日、西班牙、法、德、蒙古、罗马尼亚和韩国文字译本。此书于1983年被指定为通俗理论读物的必读书目，全国高校指定教材，1988年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级优质教材奖。

白寿彝陪同澳大利亚参议员议长参观长城

同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立，先生为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

同年，中国共产党北京师范大学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先生在会上做了关于办好师大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在报告中，先生明确地指出，北京师范大学的任务是“培养高等师范师资，同时也培养中学师资”，师范应当是能够为人师表，能够起模范作用，而不是教书匠。一个好的教师首先要求具备专业上的修养，其次才是关于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的学习。认为学生在大学学习时，弄懂了中学教材，就是完成了很重要的学习任务，这种认识和主张是很不妥的。学术是不断发展的，中学课本也是不断改变的，如果不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水平，他们将无从适应。“我认为，对于高师学生的培养，主要是培养他们独立工作、独立研究的能力。如果他们具备了这两点，他们就能不断前进，不断胜任新的任务。综合大学应该如此要求，师范大学更应该如此要求，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过几年就会变成废品。北京师范大学作为全国第一所师范大学，不能推脱培养高等师资的责任。形势的发展，不允许我们回避这样的任务。我们也不应当回避这样的责任。我们要着重研究工作的阶段性，以及每一阶段中的重点所在。现阶段工作任务的重点，还应当是培养中学师资为主。我们要花费很大的气力，才能做到培养出优秀的中学师资。同时，也可以培养少量的研究生，把培养研究生工作的步子迈得太大，在目前是不恰当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不容易实现的。”这个报告在今天看来，仍然适合北京师范大学的现状。

1987年9月8日，《中国通史》第四编写组成员在北师大专家楼合影

同年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先生主持召开了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编写组会议，就此卷的撰述宗旨和内容进行了讨论。会后，又经在京有关同志就全书总目和第一卷目录多次交换意见。会议确定第一卷的宗旨是：在贯彻“纵通”与“横通”相结合这一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历史上若干重要问题的论述，着重从历史理论方面勾勒中国历史的基本轮廓，并力求达到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具体化、中国化。此卷的编写原则也得到进一步明确：一、重在理论说明，同时也应恰当地征引必要的史料，把论与史结合起来。二、应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感，同时也应给人以鲜明的时代感，把庄严的民族自豪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三、各章应有自身的逻辑体系，同时又应与正文各卷铸成一体，把序论（即导论）的要求与正文的要求既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先生指出，无论是第一卷的撰述内容，还是各章的编写提纲，目前还只是初步的设想。在撰写工作中，一定的修改和变动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撰写者本身的理论水平、学术见解是不断发展的。同时，学术界同行们的批评、指教也是非常有益的。在编撰中不断修改，在修改中逐步提高，采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这就是我们要始终遵循的指导思想。

同年，中国通史第十卷（现第十一卷，近代前编，1840～1919）编写组成立。

1981年，先生72岁。《史记新论》出版。发表了《谈史学遗产答客问》4篇。

同年，参加了中国民族史学会在香山召开的会议，作了《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着重论述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是友好而不是分裂，这是民族关系发展史研究上的重大理论问题。

同年3月，多卷本《中国通史》秦汉卷编写组组成。

同年5月，三国两晋两北朝卷编写组组成。先生分别在各卷编写组会议上就全书的指导思想、总体结构、编写要求做了说明，并把各卷讨论情况编成通讯，由史学研究所办公室油印交流。

同年10月，由先生提出，与宁夏社会科学院合作的项目《回族人物志》的编写工作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展开。关于此书的编写，先生在1984年的元代册题记中作了详尽的说明。在那时，他初步提出编写回族史的设想，并希望参照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写体例。《回族人物志》是作为新型回族史的传记部分来写的。先写这部分，主要是因为“回族史的社会资料，广泛而缺乏系统，短时期内很难得出概括的论述”“把回族人物志先写起来，认为这可能是开展回族史工作的一个可取的步骤”。此书共分4册，分别为元代、明代、清代、近代，是先生40年代回族史研究工作的继续。

在那时，先生曾编有《回教先正事略》六十卷，可说是先生写回族人物志的开端。

同年11月，先生提出编写《史学概论》的计划并付诸实施。

1982年，先生73岁。发表了《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关于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和史学遗产的整理》《再谈历史文献学》《〈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序》。

1983年，先生74岁。在北京师范大学创建了全国高校中第一所古籍研究所。

同年，出版了《史学概论》（主编）、《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中国伊斯兰史存稿》3部著作，并发表了《说六通》《古籍整理和通史编撰》《要发挥历史教育应有的作用》等文章。

《史学概论》是一部系统地阐述史学理论的著作。此书纠正了以往只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偏执。先生在此书题记中说，他主编的史学概论，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论述中国史学遗产几个重要方面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书中勾勒出史学史研究的四条主线，即史学理论、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

《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反映了先生的主要的历史教育思想，提倡把历史教育推向社会，普及历史知识，让更多的人懂得历史、认识时代、提高对祖国前途和人类命运的认识和信心。历史教育应受到社会上的广泛重视，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更大的作用。

同年4月，先生赴陕西师范大学组建《中国通史》隋唐卷编写组。在此之前，《中国通史》清史卷编写组也于1月份成立。先生在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做了《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1983年，庆祝中国伊协成立30周年（前排右四为白寿彝先生）

这篇报告，包括了关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价、历史资料的二重性、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取鉴国外史学、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诸问题，比较集中地论述了先生近几年来反复强调、呼吁的重要问题。先生再次提出了历史资料的二重性，要研究中国史学遗产的特点，要借鉴外国史学，进行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历史教育的最大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学发展规律的具体结合，要培养史学史学科的学术梯队等。

1984年3月5日，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召开“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与会人员合影(前排左五为白寿彝先生)

同年5月，多卷本《中国通史》规划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通过，并定为重点项目。7月，新华社向国内外做了广泛报导，《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在第一版刊登了这一消息，报导的标题是《大型〈中国通史〉陆续付印》（《人民日报》1983．7．3）、《大型〈中国通史〉正在编纂》（《光明日报》1983．7．3、《北京日报》1983．7．4）。

同年11、12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将《中国通史纲要》及《中国通史》的编纂工作对外作了连续报导。先生在报导中阐述了自己的动议：“我国的一些著名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生前曾主持出版几种中国通史著作，但都没有出齐。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大型中国通史。从五十年代起，我在教学过程中以及出国作学术访问时，都迫切感到，从国内外需求看，有必要编写一部大型的中国通史。1972年，已故总理周恩来提出了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这就更坚定了我编写通史的决心。1975年，我正式向有关部门发出了编著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倡议。”

同年，多卷本《中国通史》报教育部备案，确定了此书编撰规模和各主编人、全书编委会委员，此书编著的要求、体裁、体例也都有了明确的书面规定。此书参照古今史书体裁的优点，采用一种新的综合体裁，含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图版语表体、史论体及时下流行的章节体，共12卷22册，约1400万字。先生的主观意图是写成一部多民族的历史。此书除第一、二卷外各卷都分为序说、综述、典志、传记等四个部分。序说是对于基本史料、研究概况的论述以及该卷的编撰意图和要旨的分析。综述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政治、军事大事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论述。典志，论述经济、政治、法律、军事的制度、文化科学技术及其它有关专题研究。传记，主要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活动。各卷附有图版，专载历代有代表性的碑刻拓片、建筑、雕塑、书画、手工艺作品等，重视选品的系统化，以补各卷文字表述的不足。此书的编写总要求，主要有三点，一是理论与实际应有很好的结合。二是通史不是断代史的拼凑。三是重视表述上的科学性和可读性。

1983年4月，白寿彝（中）、史念海（左）参观西安清真大寺，马良骥陪同。

此书的各卷主编和编委，大多是负有盛名的学术界的专家。其中有王振铎、王毓铨、王桧林、邓广铭、史念海、刘家和、孙秉莹、孙文良、苏秉琦、何兹全、邱汉生、杨钊、高敏、安作璋、陈振、陈得芝、陈光崇、周远廉、林增平、徐喜辰、章开沅、龚书铎、何绍庚、斯维至、廖德清、施丁等。侯外庐先生为此书顾问。先生出任总主编。他们中大多数既是编委，又是各卷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派出得力的编辑力量予以支持，参与编委工作，他们是叶亚廉同志、王界云同志、张美娣同志。这样的组合，可以便于此书各卷间的情况沟通和交流，有利于学术界和出版界情况沟通和交流，有利于编撰工作的整体进行。

1983年4月，白寿彝（中）、史念海（左）参观西安清真大寺与马良骥（右）交谈。

同年，中国史学会首次学术年会暨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先生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

1984年，先生75岁。发表了《说“成一家之言”》和《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

《说“成一家之言”》，是先生多年研究司马迁的精辟之作。先生在文章中指出，以创纪传体来称道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似尚未能尽其意”。创纪传体可以说是“成一家之言”的一端。在史学领域里第一次提出“家”的概念，并在实践上实现了“成一家之言”，这在司马迁个人，是超越前人的成就，在史学发展上，标志着我国史学已经规模具备地成长起来了。

1985年3月白寿彝（二排左六）先生参加全国史学史学术座谈会的全体与会者合影

《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是一篇重要文章。它回顾了几十年来史学史研究工作的发展，提出了应多下点功夫及早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第二，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或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还是无规律的？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还是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像这些问题，都是属于第一类的问题。还有，生产状况的升降、地理条件的差异、人口的盛衰、以及历史的治乱兴衰，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这些现象如何认识，这也属于第一个问题的范围。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视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代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这些都属于第二个问题的范围。

1985年与冯友兰交谈

“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前，我国的史学界不可能对历史本身进行唯物史观的分析，也缺乏明显的、系统的唯心史观的理论体系。但在唯心主义思想支配下的各种历史观点，是存在的。在观察历史问题时的唯物主义因素，也是存在的。认为神主宰世界，认为圣君贤相主宰天下，认为英雄人物决定局势的成败，认为伦理道德是社会结构的基础，还是命定论、遗传论等等，都属于唯心史观的体系，但如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像这一类的论点，都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在史学史上也是不断出现的。中国史学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在社会动乱比较激烈的时候，或是在大动乱的前后，我们总有史学的杰作出现。在经过春秋战国以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到了汉武帝时，统一的局面才巩固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司马迁写出了他的《史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变乱、分裂，通过了隋唐时期的稳定，到了唐中叶以后，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比较突出，就在这个时期，杜佑写出了他的《通典》。两宋，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司马光写了《资治通鉴》、郑樵写了《通志》。明末清初，封建社会的险象环生，正所谓‘天崩地裂’的时代，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顾炎武的《日知录》、唐甄的《潜书》，虽然份量不大，但代表了时代的脉搏，鞭挞了封建统治的腐朽。像这样的著作，都有丰富的历史观点，都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旧的史学著作中，是一部在理论上比较丰富的书。我们对于以上这些著作，在理论上的发掘很不够，对于历史本身认识的发展过程，缺乏总结，以至我们关于史学史的专书中的表述，显得内容贫枯。

1987年10月10日，《中国通史》第六编写组成员在北师大专家楼合影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历史理论的实践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高度概括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前途。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深刻分析，指引着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古代的史学家、思想家，不可能这样高度地理解历史知识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是我们的一个古老的传统。《诗经》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就是说，要在夏殷衰亡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我们所谓借鉴，就是从这句话来的。《易》：‘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礼记·经解》：‘疏通知远，书教也。’这说的都是对历史知识的运用。商鞅变法的时候，当时有两派，一派主张变法，一派否定，两派的说法，都有历史的根据。当然，其中总有一派根据是不正确的。秦汉之际，是朝代变换最迅速的时期，汉初人脑子里总有一个问题：秦经营了那么长的时期，很不容易，为什么亡得那样快？汉从起兵到建立皇朝才不过五年，这是为什么？这好像只是一个历史问题，实际上也是要求对现实的解答，对汉朝历史前途的解答。唐在隋朝暂短的统一之后，建立了新的皇朝。唐初的君臣，也很重视从隋朝的兴亡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到了宋代，司马光写了那么一部大书，书名索性就叫《资治通鉴》。学历史有什么用，这是我们历史教师经常碰到的问题。有时，我们回答了；有时，我们回答不上来；有时我们虽然回答了，但从心里缺乏自信。其实，在中国史学史上，这是一个老问题，不少的古人曾经用言论或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在我们研究史学史时，很少注意这个问题，甚至有时还觉得这是一个狭隘的实用的问题，不愿理睬。我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在我们要写的史学史中，给它以应有的地位。

1985年接待外宾

“在中国史学史上，重要的问题不少，这两个问题，恐怕是当前更为重要的问题。在史学史的编撰上，一个史学家一个史学家地写，一部史学名著一部史学名著地写，这可以说是必要的，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所难免的。但是否可以要求更高一些，要求更上一层楼，是否可以把这些以人为主，以书为主的许多框框综合起来，展示出各个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清晰面貌呢？这当然不容易，但总还不失为一个可以考虑的前进方向吧。”

同年4月，先生赴南京组建多卷本《中国通史》元史卷编写组。

同年5月，《中国通史》明史卷编写组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

同年6月，中国通史科学技术志编写组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组成。科学技术史在中国通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历史学界和自然科学界沟通，共同撰写历史，这在学术界还是少有的合作。

同年9月，《中国通史》五代辽宋夏金卷编写组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

至此为止，中国通史十二个卷的编写组，除近代后编（1919～1949）卷于1987年《中国通史纲要续编》的撰写任务完成后成立外，全部组成，并已先后开展工作。

与中国伊协副主任马松亭交谈

1985年，先生76岁。出版了《回族人物志》第一册（元代），发表了《关于史学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先生分别于1981年、1983年开始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和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同年，先生组织召开了首次全国中外史学史研究座谈会。

1986年，先生77岁。由他主编的六卷七册本《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出版。

多卷本《中国史学史》是先生为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科研项目。论述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先生的计划上起传说时代，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历史同步而行。此书是第一册，论述了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的分期，还说到关于史学史古今论述以及先生对中国史学史的摸索过程和设想，论述了先秦史学。在结构、论点上，都表示了新的看法。先生在题记中说：“本册从1983年6月16日决定要写的。7月4日开始动笔，一直到今天（1984年）12月12日最后完稿。这中间，开了不少大大小小的会，写了一些无法推脱的文章，还审阅、修改了《回族人物志》第一、二册。实际上写史学史的时间不到十个月。在写作的过程中，深感到工作的艰巨和材料消化得不够，远远不能作到深入细致的程度。我总想排除一切干扰，在从容不迫、深思熟虑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我希望能争取较多的机会，使以下各册能写得比较好些。”多卷本《中国史学史》于1987年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同年，先生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会议上，提出编写中国伊斯兰史的事宜。

1987年11月14日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合影（二排左五为白寿彝）

同年，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的编撰工作正式开始。先生于1月开始逐章讨论、修改导论卷稿。在这之前，该卷第一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也已完成。

同年2月，时为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同志春节到先生家拜访，称先生的中国通史工作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

同年7月，先生在大连棒槌岛主持了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发表了讲话。全文刊登在《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4期上。

1989年2月25日，中国伊协副会长安士伟（中）书赠阿文的祝寿条幅“年高德劭”贺白寿彝八十寿诞

同年8月，先生会见了意大利安莎社记者巴尔巴拉，解答了她关于《中国通史》现代部分的有关问题。巴尔巴拉希望此书能早日问世。

同年10月，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全部完稿。楚图南同志题写了内封面。楚图南同志曾在1984年写给先生的信中称中国通史可谓“体大思精”，并“藉此可培养锻炼一批能够博览深思的后起之秀，为新时代中国的新史学，打下坚实的基础。冀望早日出版，满足中外学人和史学的要求。在我，尤先睹为快”。

1987年，先生78岁。由他组织编写的《中国通史纲要续编》出版。《续编》将中国历史的年限延伸到1949年。这样，中国的历史第一次写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此书有英、西班牙、德、朝鲜文译本。发表了《在史学史助教进修班上的讲话》。

同年，因眼疾住院。在医院中，修改通史第五卷的稿件，并接受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部的第三次关于中国通史的采访，由国际广播电台再次对外播出。

同年，招收史学史博士研究生。

1988年，先生79岁。主编《回族人物志》第二册（明代）出版。

同年，发表了《在史学史助教进修班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第三次全国回族简史讨论会（兰州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民族关系》和《在中国民族史学会上的讲话》等。先生是中国民族史学会的会长。

同年，接受《中国水利电力报》记者访问。先生说，一个国家能不能尽到国家职能，治水一直是个重要问题，水利状况是国家盛衰的一个标志。水法体系的建立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百年大计，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繁荣。

1989年2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祝贺白寿彝从事学术活动60年、高等学校执教50年学术座谈会，许嘉璐副校长致辞

1989年，先生80岁。由先生主编的十二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出版。

同年，发表了《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说“为人师表”》《史学史工作四十年》《多研究点中国历史的特点、多写点让更多人看的文章》。

全国人大原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楚图南到会祝贺

同年2月，北京师范大学和首都各界举办了祝贺先生八十寿辰的大会。臧克家先生作诗赞曰：“学海探珠六十秋，银丝赚来半满头。黄牛负轭桑榆路，该罢休时不罢休。”先生对自己在60年治学中的体会总结说，他认为最重要、最深刻的一点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一定要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他说：我受传统影响很重，对于研究历史是否与现实结合，开始时是缺乏这种自觉的。后来，从国家、民族和个人经历的种种困难中，才逐步地理解到历史对现实的重要，也认识到现实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历史。我坚信，历史研究的主流必须是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来的重大的迫切问题。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1990年，先生81岁。《回族人物志》第三册（清代）发稿。

同年，发表了《说豪族》《绘画本〈中国通史〉序》和《关于编写新型回族史的意见》。

同年，十二卷本《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先生82岁。《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先秦时期》（上、下册）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先生83岁。《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下册）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

同年，《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书是60多年来先生所写关于民族、宗教的论述的选集。先生在题记中说：“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现有的和曾经有过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这一点认识，在解放后逐渐为我国史学工作者所普遍接受。这在史学思想上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它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我在多年断断续续的摸索中，对民族史有两点体会。一点是，中国多民族的统一，有一个不断发展的悠久过程。它经历过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以至当前社会主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又一点是，尽管在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的民族斗争，甚至于出现过民族战争，但从整个历史的发展看，我国民族之间总是越来越友好。友好并不排斥斗争的存在，斗争也不能阻挡友好关系的前进。民族友好是我国民族关系史的主流。历史上也出现过割据局面，但无论是统一时期或割据时期，统一意识总是占支配的地位。具体到回族史，我也有两点体会。一点是，回族的族源不是单一的，既有外来民族的血统，又有中原土居民族的血统。但回族作为一个民族，是在中国境内形成的民族。又一点是，回族和伊斯兰教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把二者等同起来，是不对的。把二者说成互不相干，也是不对的。在本书所收文章中，有不少文章反映了上述的体会。”这段话，反映了先生对民族史的基本看法，也是颇有新意的。

同年，《回族人物志》第三册（清代）出版。

1993年，先生84岁。发表了《读点历史有好处》。这是先生为《光明日报》史学版创刊40周年纪念所写。文章说：“人不要离开现实，也不可能完全离开现实。但也不要掉在现实堆里，只看见眼前的一些事物，闭塞聪明，成为井底之蛙。为了避免这种毛病，读点历史有好处。

“三国时期，孙权劝吕蒙读书，吕蒙说军务太忙顾不上。孙权就举出几个更忙的人，说他们如何用功读书。吕蒙从此认真读了好多书，有些老儒还不如他。后来鲁肃路过吕蒙的驻地，接谈之下，大为佩服。鲁肃拍着吕蒙的肩膀说，‘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吕蒙说，‘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这个故事原载《江表传》。《江表传》原书已失，见《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引。

“1958年，毛主席同罗瑞卿同志谈话时，曾说到吕蒙这份材料。罗瑞卿把这份材料印发给公安部门干部，张贻玖同志把这事写在《毛泽东读史》里。

“孙权对吕蒙说他早年读过的书，有《诗》《书》《礼记》《左传》《国语》，他劝吕蒙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左传》《国语》及三史，都是分量相当大的史书。

“吕蒙读了孙权推荐的书，使人对他有‘三日不见，刮目相待’之感，可见读书（包含历史在内）至少对于开阔心胸、扩大视野、增长见识是有点好处的。

“不少年来，不断有人问，学历史有什么用？这个‘用’，如果指的是物质生产的直接需求，恐怕说不上有什么用，如果指的是对国家前途的观察，对国策的制定，对社会风气的改善，那就可能有或大或小的用处。历史不是简单的过去的事情，而是和现实息息相关的。历史是人类经验和智慧的宝库，正确地对待还是有好处的。”

同年，由先生主要设计编辑的《文史英华》（共15册）出版。

同年，《回族人物志》第四册（近代）发稿。

同年，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下册）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

同年，招收中国史学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1994年，先生85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册）出版。

2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为先生举办了85华诞暨《白寿彝史学论集》出版的庆祝会。中央统战部李生玉同志在会上赞扬先生“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也关心本民族历史和发展进步，重视各民族的团结，并把这种高尚的政治品质融入了他的整个研究工作之中”。先生回顾了85年所走过的道路说：“八十五年来，对于我们中国、我们的民族讲，是一个不平凡的时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很大的波动。在我讲，也是一个不平凡的时期、经历了很不平凡的岁月。想研究学问，但有很长一段时期很困难。不过在困难中还是陆续取得一点成绩。我在解放前的四十年，忙于生活，解放后又忙于各种活动，真正地下点功夫做点学问，还是在七十岁以后。我这些年来想多做些工作，实际未能如愿。大家在会上称赞我的话，许多都不敢当。我愿继续努力下去，争取再上一层楼。”他在会上着重谈了中国民族关系和中国封建社会问题，认为这是与现实社会有紧密关联的两个理论问题。

《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是为祝贺先生85岁寿辰而出版的。全书共分八个部分，收集了先生自1929年至1993年60多年所写历史、历史学、历史教育等文章。先生在题记中分别就所收内容作了说明。他写道：“本书所谓史学，主要是指史学史。像民族史那样，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更确切地说，是一门在树立中的学科。史学史的任务是阐述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的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对于中国史学史来说，是要我们对本国史学作出系统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总结。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没有长期细致的工作，是做不好的。”

北大季羡林教授向白老祝贺

“封建社会史在中国历史上占了很长的时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封建社会的特点，在中国近现代历史里，应或多或少地保持着传统的地位。研究中国历史，一般地说不能不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

北师大启功先生到回祝贺

“历史教育，我国有古老的传统，《易·大畜·象彖》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系辞》：彰往而察来。司马光说他修《资治通鉴》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史事。这些话都讲的是历史教育，在今天也还有一定的意义。我们的历史教师还不是都能理解这个传统的，有一些人把历史教育看作简单的历史知识的传授，这是不恰当的。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同志们能进行一些有关的讨论。”

同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邀请在京部分史学工作者共庆先生从事学术工作60五周年及85华诞，并就先生史学思想进行座谈讨论。先生在会上说：“马克思主义讲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条很重要。我个人可能有点成就，但这不是我自己的，它来自大家，来自很多同志。今天的会给我很大的力量，我虽已85岁，但前边还有好多路要走，今后好多工作要靠同志们支持。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把史学工作推向前进。学历史有什么用？这是个老问题。我的学术思想好些方面涉及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发表意见，把‘彰往而察来’的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

同年12月，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第三卷《上古时代·先秦时期》出版发行。王振铎、侯外庐、徐中舒先生分别题写内封书名。

1995年，先生86岁。先生在这一年和此后的时间里，花费了大部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对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上。本年内，第八卷元史卷发搞。第四卷秦汉时期、第五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版发行。佟冬、杨向奎、缪钺、周一良分别题写内封书名。

同年12月5日，首届“北师大白寿彝史学论著奖”青年教师颁奖仪式在先生寓所进行。先生语重心长，他说：“从史学建设、国家建设上看，历史理论不发展是不行的，一个民族没有历史，或研究历史很不够，这不是民族的光荣。我们的历史悠久丰富，国外发掘出前一百年的地下文物，就被认为很不得了了，而一百多年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重自己的历史，看见我们人类历史上的成绩。我们现在还处在过渡时期，往前走，就必须要懂得历史发展的动向，要懂得我们将来的历史情况，要向大家说明，我们现在还是后继乏人。”先生对受奖的两名青年教师说，今天授奖只是一个开端。我向你们表示祝贺，希望继续工作，继续发展，楼上更有楼。

“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为全面落实国家教委“文史基地”建设计划，鼓励青年教师和学生在历史研究中脱颖而出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

1996年，先生87岁。发表了《不断开展民族史的理论学习》。这是先生在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讲话再一次强调了民族史的研究工作“要求我们要从实质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把理论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要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民族史的研究中，地理条件和历史条件对民族形成的影响、民族的发展不同阶段、不同形态、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多种生产方式的并存等，都是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研究的视野要更为广阔，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下过多的功夫”。

同年，多卷本《中国通史》清史卷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发排，并于12月份出版发行。王锺翰、戴逸分别题写内封书名。

同年，在何兹全同志85华诞学术座谈会上，先生高度赞扬了何先生在师范大学历史系建设过程中的贡献和他对工作的合作精神，在学术上的创造精神，并希望这种精神能为后人所承袭。

1997年，先生88岁。多卷本《中国通史》元史卷出版发行。蔡美彪、刘乃和分别题写内封书名。隋唐卷、明史卷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发排。

同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和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联合办学。先生做了书面发言，对于这种请进来、走出去，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办学道路给予了肯定和支持。

同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先生被邀列席。

同年，《回族人物志》第四册（近代）出版发行。先生多次说过，此书的完成，也实现了他为回回民族历史事业做点贡献的宿愿。

1992年11月，白寿彝先生（左一）及《回族人物志》编写组成员在白寿彝寓所合影

同年，先生被学校授予优秀共产党员标兵。

1998年，先生89岁。多卷本《中国通史》隋唐卷出版发行。唐长孺、韩国磐分别为本卷题写内封书名。

周振甫、顾诚分别为明史卷题写内封书名。

同年9月19日，《中国通史》近代前编（1840～1919）卷、近代后编（1919～1949）卷、五代辽宋夏金卷全部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发排。胡绳、刘大年、蔡尚思、李新、邓广铭、杨翼骧先生分别题写内封书名。全书在先生九十大寿之际将全部出版发行。

先生不无感慨地说：“回忆这二十三年的风风雨雨，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努力，现在，终于完成了。这对党是个交待，对人民是个交待，对已故周总理和所有关心这项事业的各界朋友们是个交待，对国外友人们是个交待。

1999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国家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到医院看望住院的白寿彝

我要感谢师大党委和各单位领导的支持，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和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指导委员会的先后资助，感谢所有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大力合作，还要感谢北京友谊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

沙鹏程专程到医院看望白老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最后完成，可说是先生整个生命的投入。王毓铨教授赠词称《中国通史》的完成是“积一代之智慧，为百世之长编”。年届九旬的先生壮心不已，又开始了他在学术生涯的新的征程。他在刚刚成立的中国回族学学会上被推举为名誉会长。他在同《史学史研究》编辑同志的谈话中表示要在短期内完成史学史教本和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的编写任务。同时，中国回族史的编写工作也已开始进行。

我们衷心祝愿先生健康长寿，为中国的学术事业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