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兵：一犁春色入陶牛|徐国兵|文物|陶牛|隋炀帝|雕塑|高超

江苏首个春假期间，许多中小学生开启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研学体验之旅。作为扬州文博研学的热门目的地，隋炀帝陵博物馆一度迎来客流高峰。在该博物馆展出的400余件(套)文物中，萧后墓出土的一组灰陶牛成为吸睛焦点。其或引首前瞻，或俯首觅食，或回首低哞，或侧目凝望，姿态各异而皆具雄浑典雅之韵，尽显雕塑艺术的精湛技艺，饱含隋唐时期的审美意趣，为中国雕塑艺术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例证。

隋代结束了南北朝近300年分裂割据的动荡局面，大运河的贯通更推动南北文化深度交融。反映在雕塑艺术领域，就是上承汉魏风骨，下启盛唐气象，形成了鲜明的写实主义特征。隋炀帝墓陶牛的造型艺术，正是这一时期艺术风格的集中体现——以写实为根基，简繁相宜，既精准还原物象本真，又赋予作品凝练含蓄之美，印证了隋代陶塑艺术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这组陶牛共5件，整体塑造写实厚重，形神兼备，是现实生活中耕牛形象的生动复刻。雕塑者对牛的生活瞬间观察精准，捕捉传神，凭借高超的整体塑造能力，让这组陶牛兼具精巧之态与灵动之姿。牛身肩颈肌肉线条流畅自然，胸腹轮廓饱满圆润，四肢粗壮稳健，比例匀称协调，虽为静态造型，却暗含蓄势待发的生命张力。

陶牛造型秉持以简驭繁之道，于关键处精雕细琢，在次要处留白写意，局部细节刻画精湛。头部作为传神之核心，处理得尤为精妙：双目以细小凹点表现，目光专注而温和；鼻孔外张，简练线条勾勒出呼吸的韵律；双角侧立，弧度自然流畅，线条的柔和处理，展示了耕牛驯化后的温顺性情。腿部刻画亦是点睛之笔，比如其中一尊造型生动的陶牛，牛首低回，前肢粗壮微曲，撑地有力，后肢屈张蓄势，似欲迈步前行，充满力量感与精气神。相较之下，牛身的皮毛纹理并未过多雕琢，仅以整体块面感呈现，借陶土本身的质朴质感传递出皮肤的温润与厚重。

此外，这组陶牛各具个性，既可独立成景，又能聚合成群，构成完整的场景叙事，显示了隋代雕塑匠人高超的构图能力与叙事智慧。

这组陶牛的艺术魅力，既源于精妙的造型设计，也得益于精湛的制作工艺与材质运用。作为隋代雕塑艺术的代表性样本，其工艺特质可概括为“素朴中见精巧，自然中藏匠心”。

材质选择独具匠心。陶牛以细腻的灰陶土为胎，陶土经精心淘洗，反复揉炼，质地坚硬致密，兼顾雕塑的稳定性与可塑性。陶牛表面残留白色化妆土痕迹，推测原本有彩绘装饰，历经千年岁月侵蚀，色彩已基本脱落，仅留存陶土本身的青灰色调与亚光质感。这种素朴的材质选择，既契合耕牛本身的质朴属性，也暗合中国传统艺术“尚简”的审美追求。

制作工艺成熟考究。陶牛采用手工捏塑与模制相结合的技法，分块制作，集约组装。工匠先以手工捏塑出大致轮廓，再通过堆、压、刻、刮等技法细化形态：躯干采用大块面堆塑手法，营造出厚重的体量感；四肢经按压修整，呈现出坚实有力的质感；头部五官则以精细刻线勾勒，精准传神。仔细观察陶牛，隐约可见接缝痕迹，推测其采用局部分段烧制、成品后组装的工艺。这种模块化的制作方式，正是隋代手工业制作技艺走向成熟的实证。

烧制技术精湛完备。陶牛采用低温烘烧工艺，火候均匀适中，烧成后陶胎质地坚硬，敲击之声清脆。低温烧制工艺既有助于保留陶土的天然色泽，又增强了器物的耐久性。历经千年地下埋藏，这批陶牛除部分出现细微裂痕外，整体形态保存完整，足见当时烧制技术的高超。

2013年，隋炀帝墓及萧后墓在扬州重见天日。作为丧葬明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组陶牛既是隋代丧葬制度的物质载体，也是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集中体现。

陶牛诠释了隋代的丧葬制度，体现了当时“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牛作为当时核心的生产资料，既是农耕劳作的得力伙伴，也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将陶牛与猪、鸡、狗、骆驼等动物俑，以及武士俑、文房用具、生活器物一同随葬，既彰显墓主人的高贵身份，也寄托着对来世的期许——希望在，陶牛也体现了这种艺术风格的融合。

陶牛所承载的农耕文明精神，更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价值。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勤劳、坚韧、奉献的象征，也寄托着人们岁稔年丰、国泰民安的美好期许。隋代，农耕经济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牛作为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力量自然深受关注。这种关注不仅渗透于生产领域，也融入意识形态与艺术创作之中，出现了很多以牛为主题的作品，这些陶牛就是代表。唐代画家韩滉创作《五牛图》，以细腻笔墨刻画五头形态各异的牛，其传递的艺术神韵与勤勉精神，与这组隋代陶牛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农耕智慧与文化，藏着华夏大地的生存哲思与人文底蕴，构筑起连接古今的精神纽带，也可与当代价值同频共振，为文脉传承注入绵长力量。

作者简介

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多年，在文物保护、传承、利用方面颇有研究，在《新华日报》《中国文物报》《扬州日报》等发表大运河、文博圈、扬州城遗址相关文章多篇。喜爱艺术批评，有书画评论等在《西部散文选刊》《扬州晚报》等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