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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9年10月，一个微凉的星期一清晨。《独立宣言》签署已经三年，一群由民兵组成的武装暴民开始出动。他们要寻找的，是费城的权贵阶层。
反英战争已经持续了四年多，普通费城人正承受着面包、面粉、盐、糖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之苦。宾夕法尼亚州领导人未能实行价格管制。到了秋天，民兵已经准备采取行动。
那年夏天，一名民兵成员在《宾夕法尼亚邮报》刊登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手中有武器，也知道如何使用它们。”“我们不会再任人践踏。”
10月4日上午10点，10街的伯恩斯酒馆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饥饿、愤怒，耐心也已经耗尽。他们列出的攻击目标包括费城最富有的一些居民，其中就有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他是《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也是这个年轻国家最重要的律师之一。
威尔逊和家人住在核桃街与第三街拐角处一栋气派的四层砖砌联排住宅里。无论在哪个时期，这栋房子都会因其奢华而显眼，尤其是在全城陷入绝望的时刻。
激进派疑忌威尔逊，并不只是因为他富有。1776年，在是否支持独立的问题上，他曾迟疑不前；此后，他又强烈反对宾夕法尼亚州宪法的通过，而那部宪法堪称建国时期最民主的一部州宪法。再往近了说，英军占领费城结束后，他还为一些被控叛国的效忠派出庭辩护。
在所有这些事情上，威尔逊的行为都有合理解释，但当多达200人的暴徒沿着拱门街行进，并用鼓和横笛演奏《恶棍进行曲》时，这些解释已经无关紧要。威尔逊得到消息，知道民兵正在赶来，于是召集了大约30人保护自己的房子。
暴徒很快抵达。屋内据守者之一、罗伯特·坎贝尔上尉把头探出窗外，叫人群散开，却立刻被一颗子弹击中。坎贝尔伤重不治，冲突随即全面爆发。
根据一种记载，屋内的威尔逊和其他人聚集在楼上一间房里，而“一群样子凶狠、只穿衬衫袖子的男人”正向他们逼近，他们“手持铁棍和大锤”。一名袭击者挥动大锤砸向前门，那些人闯入屋内，却被楼梯顶端射来的枪弹挡住。另一些人抓住威尔逊的一名守卫，揪着他的头发把他拖下楼梯，并用刺刀刺他。与此同时，威尔逊一方把门堵死。
威尔逊还能坚持多久，很难说。民兵已经派人去调援兵，一门大炮也正从军械库拖来。炮还没装弹，费城城市轻骑兵队赶到，驱散了人群。一切结束时，共有七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站在附近、卷入交叉火力的黑人男孩。至少17人受伤。
这场后来被称为“威尔逊堡暴乱”的事件，在费城社会和各州之间持续回响，震动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中许多人从中看到了民主背后潜伏的失序和暴民暴力的阴影。袭击发生后数小时，前大陆会议主席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写信给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说：“此刻，我们正站在悬崖边缘。我长期以来担忧、并多次向朋友暗示的事情，似乎正在爆发出来，那就是人民内部的一场震荡。”
如果说有谁最有理由产生这种恐惧，那个人理应是威尔逊。可是，仅仅八年后，他却站出来推动一部新宪法的制定。与他的同辈建国者原本愿意接受的方案相比，这部宪法把更多直接政治权力交给了普通公民。威尔逊在起草这份文件时，明确以“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作为其名义来源；此后，他又帮助确保宪法由各州专门召开的制宪批准会议通过，而不是交由现有州议会批准，以此凸显人民主权的理念。
事实上，威尔逊出生于苏格兰一个贫穷农民家庭，年轻时移民美国。他长期主张把更多权力交到人民手中。终其一生，他始终坚持这一理想。在他看来，美国的建国文献彼此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独立宣言》气势恢宏的序言写道：“我们认为下列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美国宪法的开篇三个词则是：“我们人民”。这两句话堪称美国公民信仰经典中的《创世记》。如今，它们被如此频繁地引用，又如此为人熟知，以至于许多美国人已经分不清哪一句出自哪一份文件。然而，在美国多数建国者那里，这些文字当年并没有激起同样的共鸣。
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这些是与美国建国联系最紧密的名人。然而，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教授威廉·埃瓦尔德（William Ewald）的研究，1776年之后，没有证据显示他们中任何人在公开场合大声引用过《独立宣言》的序言。没有“生而平等”，没有“不言而喻”，没有“追求幸福”，也没有“不可剥夺”。
但有一位建国者这样做过：詹姆斯·威尔逊。他不断引用《独立宣言》，其中包括在费城制宪会议会场上的一天。根据麦迪逊当天记录的笔记，威尔逊取出一份《独立宣言》，当众朗读，并据此论证说，各州当年并非各自分别宣布独立，而是作为一个联合整体共同宣布独立。
威尔逊如此执着地强调一个统一的人民，正是他信奉人民主权的自然结果。人民主权，就是他所谓“所有权威的合法来源”。换言之，人民，而不是各州，才是政府权力的最终源泉。
在威尔逊看来，这就是《独立宣言》的本质。他也尽力让这成为宪法的本质。1787年仲夏，当他被分派到负责起草宪法的委员会时，他用“我们人民”作为开篇，以此把宪法同《独立宣言》连接起来，并消除一切疑问：这个政府究竟是为谁而建立。
那么，为什么今天几乎没有人记得威尔逊这个名字？1788年宪法获得批准后没过几年，他就在北卡罗来纳州一家酒馆的后屋中染上疟疾身亡。此前大半年里，他一直躲在那里，既逃离了自己在费城的联排住宅，也逃离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职务，那一职务是乔治·华盛顿任命给他的。在此之前，他已因无力偿债两次入狱，而这些债务源于他近乎失控且鲁莽的土地投机。今天的威尔逊之所以被人遗忘，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的人生以这样一种狼狈而蒙羞的方式收场。
讽刺的是，威尔逊的建国同辈很清楚他的地位。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是威尔逊的朋友，也是《独立宣言》的共同签署人。他曾写道：“他说话时，他的头脑仿佛一道炽烈的光。”而威尔逊谈得最多的，正是《独立宣言》背后的激进平等主义理想。
在过去七年里，我一直在研究和撰写威尔逊传记。在我想到詹姆斯·威尔逊时，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回到“威尔逊堡暴乱”，回到他对此的反应。我们很容易想象，在那场残酷袭击之后，他回到被洗劫后的书房，倍感背叛、怒不可遏，并由此决定放弃自己对“人民”这一政治主体的信念，放弃人民主权这一理念。他本可以在思想上转向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亚当斯对历史的分析使他确信：“骚乱会在一切政府中发生；但在纯粹民主制中，骚乱无疑最难补救，也无疑最为致命。”
然而，威尔逊并没有这样做。刚从那场暴力中脱身没几个小时，他就开始设法回家，尽管他的朋友、金融家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劝他不要急着回去。莫里斯写道：“眼下针对你的激愤情绪尤其高涨，也许最好先暂避一两天。”威尔逊回答说，他想尽快回去：“恐怕我不露面，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威尔逊的这一选择，是他一生中最让我着迷的核心部分。我想理解，一个人怎么会如此坚定地信奉人民自治原则，以至于即便一群武装暴徒砸开他的前门、试图杀死他，他仍然更加坚定地拥护这一原则。
起初，我以为我的探究只会局限于图书馆和历史档案。但就在我撰写图书提案期间，1月6日事件发生了。数千名愤怒的游行者，其中一些人携带武器，冲击美国国会大厦，抗议唐纳德·特朗普在2020年选举中失败。
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原本问威尔逊的问题，被反过来抛向了我，抛向了我们所有人：人民的殿堂遭到攻击，而我们所有人都是目标。当我看着暴徒砸破国会大厦窗户、向警察喷射胡椒喷雾、玷污我们的政府所在地时，我开始怀疑自己对人民主权的承诺。它真的比其他选择更好吗？我是否只是一个只能在风平浪静时才相信民主的人？
我逐渐相信，答案可以在威尔逊对自家遭袭所作出的反抗性回应中找到。归根结底，民主是一种持续实践，而不是一种静止状态。在美国革命时期，大多数人类已经在持续战争状态中生活了几千年。威尔逊所拥抱的民主愿景，以及他的建国同辈在一定程度上也认同的那种愿景。正是这种愿景，拒绝屈从于所谓“世界的铁律”。按特朗普的得力助手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今年的说法，这种铁律就是：一切冲突最终都由实力、武力和权力来裁决。
民主以一套关于人们应当如何共同生活的原则，取代了这种“强权即公理”的人性观。它设想的是一个建立在法治之上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争端不是靠武器解决，而是通过理性辩论和审慎商议来解决。这在当时是激进观念，在今天依然如此。站在人类历史的长程来看，民主竟然相信普通人能够彼此和平相处，并且能够治理自己，这本身近乎奇迹。
威尔逊在遇袭之后仍然坚守人民主权，恰恰说明，最需要守住这种信念的时刻，并不是一切安稳、人人满意的时候，而是维系我们共同体的脆弱纽带似乎即将断裂的时候。民主原则若真要有意义，就必须是在家宅正遭冲击之时，仍然可以倚靠的东西。
这并不是说，作为现实实践的民主总能产生完全符合民主原则的结果。显然，它不能。今天在美国，掌控联邦政府的人正在试图摧毁那些使我们成其为民主国家的制度与原则。他们仍有可能得逞。
但民主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某一次选举或某一项政策，而在于我们人民始终保有纠正自身错误的能力和权力。民主使糟糕的决定不至于永久化。也可以这样说：坏人若握有选票，补救之道就是好人也握有选票。
面对那些手中有武器、且愿意摧毁这些原则的人，继续坚守这些原则也许显得天真，甚至危险。但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做到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我们能做到吗？
资料照片来自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
杰西·韦格曼（Jesse Wegman）是《纽约时报》特约评论撰稿人，曾任《纽约时报》编辑委员会成员，现为布伦南司法中心科尔伯格中心高级研究员，并著有《失落的建国者：詹姆斯·威尔逊与被遗忘的人民宪法之战》（The Lost Founder: James Wilson and the Forgotten Fight for a People’s 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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