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这座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城市，其发展历程与一江一河（黄浦江、苏州河）以及海洋紧密交织。从唐宋时期的青龙镇（青龙港），到宋元之际的上海务（十六铺），上海港的变迁不仅是一部城市发展史，也书写了从内河走向海洋、从区域走向全球的生动篇章。
青龙镇：连接长三角腹地与海洋的枢纽——
唐代华亭置县时，已有两个港口：一是隋开皇年间设立的华亭港，以沙船运漕粮、载货物；二是唐天宝年间设立的青龙港，是南去浙、闽、广，北往胶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枢纽。据史料记载，当时太湖流域漕粮航线从华亭、青龙两地经吴淞江至苏州，进入江南运河至扬州，而后北上至京都。
青龙港，位于吴淞江下游，北临吴淞江，东濒大海，处江海之要冲，便于大型海船停靠，与杭州、苏州及福建沿海等地往来频繁，且有日本、新罗（今朝鲜半岛的一部分）等地商船定期抵达。作为早期盐运通道，青龙港在唐宋时期进一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南宋绍兴初年设市舶务，成为连接长三角腹地与海洋的枢纽。
镇因港兴，港为镇荣。北宋熙宁十年，青龙镇商税达15879贯。诗人梅尧臣所撰《青龙杂志》记载，有“三亭、七塔、十三寺、二十二桥、三十六坊”。考古勘探显示，青龙镇核心区域面积达2平方千米，一度出现“人乐斯土，地无空闲”的市井景象。
烟火万家，文人荟萃。青龙镇吸引并滋养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众多重量级人物，形成“群星现象”。米芾，北宋书画大家，曾任青龙镇监，相传绘《沪南峦翠图》写生当地山水；梅尧臣，与欧阳修并称“欧梅”，曾为青龙镇观潮作诗“百川倒蹙水欲立，不久却回如鼻吸”，展现敏锐的自然哲思；苏轼，为章楶（曾任华亭盐监）“思堂”作记，题李行中（才情横溢，晚年隐居于青龙镇青龙江畔）“醉眠亭”亭名。
元至元年间，青龙港因吴淞江淤塞等原因而严重衰落，“无复海商之往来矣”，青龙市舶务被撤废，其功能逐渐由新兴的上海务、上海镇承接。但所积淀的航运经验、商贸制度与文化基因，已悄然注入上海城市血脉。
比如，对制度与经济基础的奠定。青龙镇依托港口优势，催生密集的市舶机构与仓储体系，形成以港兴市、因贸促荣的发展逻辑，为上海地区早期商贸制度提供了范本。同时，孕育早期金融雏形，如“便钱务”汇兑实践和跨地域商帮协作网络，推动区域贸易的专业化、规模化。
又如，对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塑造。青龙镇形成多元包容的市民文化，佛道儒共存的格局体现开放兼容的社会心态。这种文化特质深刻影响了上海重商、务实、开放、灵活的城市性格内核。考古发现的瓷器碎片等文物也印证了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国际交往特征，奠定上海早期的国际化基因。
十六铺：不只是“一个”码头——
上海务位于今十六铺附近的黄浦江畔。当时，吴淞江下游的上海浦岸边逐渐形成聚落，渔民、盐民、农民等常在此处交换商品、饮酒聚会。为增加酒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至宋仁宗天圣元年之间在上海浦附近设置上海务。之后，朝廷在原上海务基础上设置上海镇，市舶司、商税局等官方机构一应俱全。
随着海岸线东移，吴淞江下游淤积日渐严重，青龙港逐渐失去优越的地理位置条件，无法适应大型海船进港和靠泊，最终其航运功能被吴淞江下游的上海务所取代。明永乐年间兴修水利、“黄浦夺淞”后，以上海务为中心的上海港（分布于黄浦江、苏州河两岸的渡头与港口）很快成为中国沿海南北货物往来集散之地。
清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之后，上海港迅速崛起。清道光初年，运河淤塞，江南漕粮北运由运河改走海运，上海成为江南漕粮北运的交兑港。大规模的漕粮海运有力地促进了上海航运的发达和港口的繁荣。清道光二十年，上海的渡运网络基本形成。黄浦江自闵行以下有越江渡口20多个，如张家塘渡、龙华渡、草庵渡、周家渡等；吴淞江（苏州河）也有不少船渡，如头坝义渡、二摆渡、小沙渡、曹家渡等。
事实上，由上海务渡运沿革而来的十六铺码头从来就不只是“一个”码头，而是各个历史时期十六铺地区范围内很多码头的总称。十六铺码头的兴衰与上海城市重心迁移、技术变革乃至国家大势深度绑定。鼎盛时期，十六铺号称东亚最大码头、上海水上门户，日均客流超4万人次，沪渝航线单线即有13条船运营；商贸业务辐射全国，糖业、海产、药材、水果、豆市等专业街市林立，更被温州商人称为“闯江湖桥头堡”。
十六铺是上海航运中心的重要转型支点和历史文化坐标。它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上海依水而兴的城市基因，催生早期金融、商贸与社团生态，孕育现代航运服务业雏形，成为上海从“江河港口”迈向“世界级航运中心”的中转站。
与之相伴，上海务堪称上海城市文明的重要一页。它是北宋国家财税体系下的实权机构，其历史坐标与制度逻辑（榷酒→聚商→设镇→建县）历经元代税课司、明代都察院、清代海关署等建制沿革，见证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成长。
（作者为上海通志馆吕鲜林）
原标题：《学林随笔｜从青龙镇到十六铺，奠定上海早期国际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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