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保琳

在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宋代,曾出现过全民读书的热潮。他们当中许多人读书,既有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又有积极的入世情怀,同时也有无数以读书为终身爱好、或以读书为乐的普通人。

01

弦诵之声相闻

宋朝建立后,确立了以文治天下的祖训,科举纳才选士,给予文人较高的政治地位和优厚的待遇,激发了人们的读书热情,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

尤其是宋代科举取士的范围空前扩大,大门几乎面对社会各个阶层敞开。时人曾说:“今天子三年一选士,虽山野贫贱之家,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使得读书求学、登科入仕成为了当时人们提高地位、改变命运的主要渠道,人们读书求学的热情高涨。

宋王朝十分重视教育,兴办了各级教育机构,对于民间原有的各类学校,也加以支持和鼓励。由社会贤达所开办的书院以及由宗族组织所开办的族塾义学,也随之昌盛。即使是偏僻的小村庄,也往往设有“冬学”。宋仁宗时期范仲淹发起的“庆历兴学”、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起的“熙宁、元丰兴学”和宋徽宗时期蔡京发起的“崇宁兴学”,这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也进一步推动了宋代教育的蓬勃发展,使办学办校相当普遍,甚至在偏远地区都达到了“五步一塾,十步一庠”的程度,为人们读书学习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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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自大观学法行天下,西被氐羌,南逾牂牁、岭海,万里之外,荒漠不毛之地,皆为郡县置学。官师弟子,弦诵之声相闻。”京西、荆湖、两浙等地所领之郡,皆是“里闾好学,弦诵之声相闻”,或是“弦诵之声不衰,兄弟朋友相厉以学”。

那时,大量的读书人长年累月,以读书为业;或手不释卷,以读书为乐。勤读时夜以继日,苦读者断齑画粥。南宋文学家叶适记载:“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可见读书之普及。当时,书香门第自不必言,普通百姓只要有条件,也多注重读书,“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甬句学者,鼎撑角立,雨戴笠,宵续灯,互相过从,以资攻错,书带之草,异苔同岑,其亦盛哉。”

就连当时比较偏远的浙江青田远山深谷地带,“贫士带经而锄,里巷市廛所至,辄闻读书声”。还有记载:“闽人无资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所以,福建百姓“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这些地区的文化氛围浓厚与读书风气之盛行,可见一斑。

02

贫居何以待,案上书千卷

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文化政策开明,读书热的兴起,带动了印刷术的重大突破,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提高了书籍的印刷效率,降低了成本,使书籍得以大量印刷发行,为人们的读书提供了书籍保障。据史料记载,宋代印刷书籍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前代,这使得更多人能够接触到书籍,方便了知识的传播和学习,有力地推动了读书风气的盛行。

当时书籍出版交流传播更快更丰富,私人藏书甚是盛行,涌现出了大批藏书家。特别是士大夫官僚阶层的收入稳定且较高,“白酒酿来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那时的文人士大夫“尤嗜读书,所得禄赐,多以购书”。显然,士大夫们以购书藏书为时尚,所以士大夫中出的藏书家最多。

那时,人们为了及时读到好书,纷纷购书,甚至有的人不惜为买书而举债。南宋抗金名臣郑刚中,曾经家境困难,但是他买书不辍,他写下了一首诗,记载了他借钱买书读的情况:“他人将钱买田园,尚患生财不神速。我今贷钱买僻书,方且贪多怀不足。较量缓急堪倒置,安得瓶中有储粟。自笑自笑笑我愚,笑罢顽然取书读。”

宋代这些藏书家不仅仅是为了藏书和自己读书,他们的共享意识更是大大增强,他们愿意将自己辛苦收藏来的图书与他人分享,使一家之藏为众人所用,也为当时的读书热助力加温。

官至龙图阁直学士的宋敏求是仁宗、英宗、神宗时代的大藏书家,他家的藏书竟达三万卷,在当时堪称之最,前来他家求书的人络绎不绝。他不仅经常与其他藏书家互通有无、共享资源,还乐于把自己的藏书向大众开放,借书与人读,所以当时喜读书的人们不仅到他家里来借书,很多人更是在其居住的春明坊周围赁屋建宅,“以便于借置故也”,致使春明坊地价房价大涨,高于他处,这在读书史上堪称是绝唱。

宋哲宗时丞相苏颂,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天文学家与科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藏书家。他家藏书万卷,为了共享图书资料,他别出心裁,以书宴客,不仅可以借阅,还可以无偿抄走。他写了一首《客来》诗:“有客过我门,开颜喜相见。贫居何以待,案上书千卷。高论到古人,终日自忘倦。非同豪富家,丝竹留饮宴。”当时的丹徒尉叶梦得就是他家的常客,从中借抄,获书甚多,对其后来人生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叶梦得每与士大夫言亲炙之幸,则对苏颂感激不已。

宋代藏书家们能够大度地分享图书和知识,说明他们胸襟开放、视野开阔,宋代文化繁荣鼎盛不是没有道理的。

03

“贪道义”而非贪利禄

宋代学术氛围浓厚,儒、释、道三教合流,理学兴起并发展。众多学者包括朱熹、程颢、程颐等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他们的思想和学说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吸引了大量学子前来学习和探讨,促进了读书风气的形成,同时也涵养了人们的气节意识。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就对读书痴迷不休,尽管他幼时家境贫寒,但仍坚持读书,据宋魏泰《东轩笔录》记载:“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画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数十茎,酢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是说,范仲淹每日生活十分清苦,用两升小米煮粥,隔夜粥凝固后用刀一切为四,早晚各吃两块,再切一些腌菜佐食。生活如此清苦,但范仲淹依然坚持读书学习,最终成为了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对于范仲淹的情怀,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高度赞扬他:“公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北宋思想家、教育家张载认为:“学者当须立人之性。仁者人也,当辨其人之所谓人。学者学所以为人。”就是要通过读书学习,提高道德修养,祛除气质之恶,复归天地之性,堂堂正正做人。所以他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旷世名论,展示了其读书的雄心壮志,体现了以其为代表的优秀中国文人崇高的人生理想和追求。正像北宋思想家、教育家朱熹所说,读书是为了“贪道义而不是贪利禄”,是要“做好人而不是做贵人”。

他们对于读书学习的认知、态度与做法,包括他们的名言,无不影响、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热爱读书,胸怀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成就一番事业。

04

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

所有这一切,都为人们读书学习创造了浓厚的氛围和良好的条件。在知识值钱的时代,以读书为无穷乐趣的大有人在。宋学者赵季仁就曾说:“某平生有三愿: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欧阳修也曾感叹,“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显然,在读书之风盛行的宋代,许多读书人是期待读书,爱好读书,并以终生勤奋苦读为乐,以读尽天下好书为荣的。诗人黄庭坚更是指出读书的重要性:“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理义不交于胸中,便觉面貌可憎,语言无味。”

南宋学者、目录学家尤袤,字延之,他对读书的乐趣曾有过生动的概括,据南宋历史学家李焘记载:“延之于书靡不观,观书靡不记。每公退则闭户谢客,日记手抄若干古书。其子弟及诸女亦抄书。一日,谓子曰:吾所抄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朋友,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

从这些宋代名人的人生经历来看,他们读书不仅仅是一种快乐,更是对社会与历史的一种感受、思考与责任。他们从闪光的书里,可以探索人生的价值,寻觅做人的道理,感知人间的真情,体会众生百态。

宋代人们热爱读书,勤奋读书,他们更讲究方式方法。在读书的过程中宋人总结了许多读书方法:欧阳修提倡“枕上、厕上、马上”的“三上读书法”,苏轼总结的各个击破的“八面受敌法”,朱熹主张的“口到、眼到、心到”的“三到读书法”等,至今仍对人们有着借鉴意义。

宋人还发明了“日课”读书法,而且广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所采用。南宋理学家、文学家吕祖谦说过:“为学之本,莫先读书;读书之法,须令日有课程。”南宋学者倪思说:“观书一卷则有一卷之益,观书一日则有一日之益。”

南宋进士郑耕老根据“九经”字数安排日课内容:“今取《六经》及《论语》《孟子》《孝经》,以字计之,……大小九经合四十八万九十字。且以中材为率,若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或以天资稍钝,中材之半,日诵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毕。苟能熟读而温习之,使入耳着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积之功耳。里谚曰:‘积丝成寸,积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为匹。’”

同时,他们还根据不同生活情境安排相适宜的阅读内容。南宋学者王应麟《困学纪闻》载:“(邵)康节先生劝学曰:二十岁之后,三十岁之前,朝经暮史,昼子夜集。”欧阳修《归田录》也载:“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

大诗人苏轼被贬黄州时,仍然坚持读书日课。即便是朋友来访,也坚持完成日课,再来接待好友。据《道山清话》载:苏轼在雪堂每天都要读诸子百家,前人诗文他无所不读,他特别喜欢杜牧的《阿房宫赋》《过华清宫》,他读了一遍又一遍,每读完一遍,便嗟叹不已,到了深夜也不能入睡,甚至把《过华清宫》等诗作抄了三四十本。他还手抄《金刚经》,仅近八十万字《汉书》就抄了三遍,达二百多万字。

古语说得好:文韬安社稷,读书兴百业。人要治愚,书乃良药;国要除弊,书乃良医。只要对症下药,人能由愚变聪,国可由乱而治。

宋代的重学崇文与读书热潮以及其读书的崇高境界,对今天的我们有不少有益的启示——在一些人信奉金钱至上、物欲膨胀的时候,是否应该树立净心勤读、思行高雅的读书观,以提倡家国情怀为己任,而不仅仅是为了急功近利呢?

来源:各界杂志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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