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首宋身”
巴蜀佛韵的时空烙印
——潼南大佛寺石窟造像风格探源
米浩闻 钟嘉瑜
千里涪江，源远流长。在涪江之畔、潼南境内定明山大佛寺中，矗立着一尊金碧辉煌的千年饰金弥勒大佛。1000 多年来，这尊大佛已成为一方信众的精神依托。蜀中自古多大佛，潼南大佛作为“蜀中四大佛”之一，既承袭了巴蜀大佛的共性特征，又独具“唐首宋身”的造像风格，加之通体饰金的高超工艺与艺术成就，享有“世界第一室内金佛”“金佛之冠”等美誉。
一、南北融合 ：隋代开启的重庆最早佛教龛像
著名学者李哲厚提出了中国石窟艺术的三个阶段与特征。北魏的悲惨世界 ：在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年代，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大佛，悲悯众生又无能为力，面容呈现难以言说的微笑 ；盛唐的欢乐颂歌 ：以龙门石窟为代表，凸显大唐华章 ；唐宋的世俗人间 ：石窟艺术经过唐宋变革，逐渐走向世俗生活。
潼南大佛寺石窟开启于隋代，有着典型南北交融特征。隋代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佛教发展创造有利条件，隋文帝对佛教推崇至极，《法苑珠林》记 ：“皇帝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教，故天下舍利塔内，各作神尼之像焉。”a隋代是巴蜀石窟造像的第一个兴盛期，石窟造像主要分为川北区、川西区、川中和川东区三大区域。潼南大佛寺石窟属于川东片区，其造像特点与川北甚至北方石窟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在隋代，巴蜀石窟造像题材逐渐丰富，出现阿弥陀佛、弥勒佛、定光佛，胁侍像也出现力士、天王、天龙八部等，形成一铺多尊的造像特点。潼南大佛寺东岩摩崖石窟的 8—11 号龛均为隋代造像，其中 9 号龛更被称为重庆地区最早的佛教龛像，其造像具备佛陀、力士、天尊等一铺多尊的组合形式，是研究隋代巴蜀石窟造像南北交融的有力依据。9 号龛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像组合，主尊结跏趺坐，肉髻稍有残损，衣褶纹显示佛祖身着右肩式袈裟，左手置腿上，右手残缺不可辨。主尊改变了北周造像站立如柱的特征，身材比例逐渐准确，袈裟样式丰富，曲线流畅华丽 ；身后左右各有一弟子像，似作聆听之姿 ；两侧菩萨立于双层莲台座上，身形残缺，仅可见Ｘ形璎珞串有莲花，自双腿间自然下垂至双足。隋代巴蜀菩萨造像继续秉承北周时期装饰华丽的特色，璎珞多呈Ｘ形或 U 形挂于胸前或腿部。龛门左右两侧各有力士像，作守卫状，上身可辨识，腰着短裙，垂至膝下，身体环绕披帛，左力士手怀宝剑于胸前，右力士右手持金刚杵、左手握帛带，展现出隋代继承北周武士孔武有力、久经沙场的形象，体现出雄迈劲健、气势恢宏的盛世精神面貌，颇有震撼感。主尊座下有桃形博山炉，两侧各有蹲狮，双目圆睁，憨态可掬。右侧有题记，记此龛开凿于隋开皇十一年（591）。
9 号龛下还有一道教龛（东岩 11 号龛），一坐佛立中间，双手施禅定印。其下有两画像碑，碑中有天尊像，身着宽袍坐于莲上。巴蜀地区是道教的发源地，民众有着深厚的道教信仰。大佛寺虽以佛教为主题，却亦容纳大量道教元素，将北方的佛教和南方的道教相结合，体现佛道合一、南北交融的造像艺术风格。
二、盛唐颂歌 ：潼南大佛寺的繁荣气象
唐初社会稳步发展，统治者自上而下推崇佛教，使得全国佛教寺院数量达到鼎盛，有“今天下佛寺，盖无其数……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a的规模。佛寺并起，也带来佛教造像运动盛行。巴蜀地区深受中原佛教影响，尤其在安史之乱后，四川相对安稳的社会环境为佛教传播和造像运动兴起提供历史机遇。此外，巴蜀地区砂岩遍布，有开窟造像的天然优势，为石窟造像兴盛带来新契机。
佛教入蜀，由北及南传播。学者萧易对此有精辟总结 ：“初唐与盛唐时期，金牛道的广元与米仓道的巴中成为石窟艺术进入蜀地的前站 ；盛唐之后，巴蜀石窟遍地开花，大佛之风尤为盛行。”潼南大佛建造时间在盛唐之后，据《潼南县志》《遂宁县志》《舆地纪胜》等史料记载，均有类似“唐咸通年间建，旧有石佛首”的字样。《皇宋遂宁县创造石佛记》也明确记录佛首的样貌 ：“有岩面江，古来有石镌大像，自顶至鼻，不知何代开凿，俗话呼‘大佛’。”以上文献表明，至迟于唐咸通年间建寺时，已初步开凿弥勒佛首，且当时仅完成头顶至鼻端的半截佛头。至于为何工程半途而废，可能因当时正值黄巢起义，唐僖宗逃亡四川，调集巴蜀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期对起义军进行反击，大佛的修建工程只得暂时停工。关于佛首的具体开凿年代，2011年在维修大佛时施工人员发现了两则石刻题记，其中明确记载着“（唐）长庆四年”（824）四字。佛首造像特点突出明显的盛唐之风，佛头饱满方圆，脸部富有弹性，整体雄浑庄严而慈祥，具有明显的唐代造像艺术风格。
除弥勒大佛首之外，大佛寺还有其他唐代龛像，以西岩（千佛崖）最为典型，共有 100 龛窟。其中年代多为中晚唐时期，且均有唐大中年间题记，如大中九年所凿观音龛、大中十年所凿药师琉璃光佛龛、大中七年所凿三世佛龛等。三世佛龛下有题记“敬造三世佛 / 三身又弟子 / 唐辅愿平安 / 永为供养 / 大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记”。证明该窟的开凿年代应为中晚唐时期。
三世佛是佛教常见的造像题材，形式以三佛并坐或并立为主。南北朝时期的三世佛造像由过去七佛中的一佛、释迦牟尼和弥勒佛组成。唐代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改变，以释迦牟尼、弥勒佛、阿弥陀佛作为固定组合流行于世。西岩三世佛龛，中为释迦牟尼，左弥勒佛，右阿弥陀佛，三尊并坐，威严庄重，象征着过去、现在与未来，分别代表着修行者可以从过去获得引导、从现在修行自身、对未来保持期望。
三、宋代斯文 ：潼南大佛寺的金佛之冠
中国的石窟艺术唐盛宋衰。唐末五代之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佛教的过度扩张间接促成寺院经济的兴起，从而加剧国家财政危机。鉴于此，唐武宗在位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会昌灭佛”事件，使佛教遭受重大打击。巴蜀地区的佛教发展也受到影响，大量官方寺庙遭到强制拆除，许多在建石窟寺陷入停工，寺僧被迫还俗，佛教传承出现断裂。然而，川东地区的石窟却得以幸免。究其原因，一是这里远离中原政治中心，“灭佛”和战乱很难深入波及 ；二是当地并未完全遵行中央的“灭佛”政策，部分石窟寺建地隐秘，减轻了“灭佛”运动的影响。
宋代，川北地区的石窟造像逐渐式微，川东成为巴蜀地区石窟艺术的重要继承地。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这里的石窟造像抛弃唐代浑圆、饱满的健壮之姿，进一步向世俗化和风雅化的艺术风格发展。“靖康之乱”并未波及巴蜀地区，特别是以长江水系为主要航道的水运经济逐渐繁荣，带动了川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于是，民间的宗教凿龛造像之风盛行，在南宋绍兴年间达到鼎盛，特别是柳本尊佛教的兴起，激发了巴蜀民众的造像热情，石窟神像遍地开花。
潼南饰金弥勒大佛正是在这样历史与艺术背景下，于南宋靖康年间最终雕凿完成。“宋靖康丙午（1126），道者王了知命工展开身像，高八十尺。”《皇宋遂宁县创造石佛记》亦记载当时情况 ：“头后有池，靖康丙午，池内忽生瑞莲，是岁，有道者王了知自潼川中江来，化邑人，命工展开身像，令与顶相称。身高八丈，耳、目、鼻、口、手、足、花座，悉皆称是。”王了知于靖康年间从潼川府中江县来大佛寺募化，筹集资金以凿佛身，只可惜在绍兴五年（1135）去世。
已建好的佛身，区别于西方佛身衣着特点，整体呈袒露上胸、身着双领通肩袈裟的仪态，并且左手施“降魔印”，右手施“禅定印”，独具东方文化特色。另外，其眼睑丰满，双耳肥大，口角微弯，舌尖外露，呈慈悲微笑之象。躯体丰润富有美感，胸肌平滑有形，掺杂着细腻绵软的柔弱。袈裟衣纹简洁明快，线条流畅鲜明，主题突出，是宋代僧人所穿袈裟的真实写照。肥头大耳、喜笑颜开的形象，脱离唐代的端庄秀美，更凸显宋代佛教造像深深融入世俗生活，展现出全新艺术生命力。“唐首宋身”，分期开凿，时间跨度相距 200 多年，但佛像的整体比例协调，身首浑然一体，是唐宋造像融合的艺术结晶。
从造像艺术的突出特征来看，弥勒大佛以“金佛冠身”而著称。巴蜀大佛在完工后，往往会贴以金箔，如乐山大佛在唐代已“百丈金身”，潼南大佛也是如此。后继者寺僧德修继承王了知的遗志，完成大佛修建工程，并在道者蒲智用协助下完成五层佛阁的修建。碑刻记“道者蒲智用协力增建佛阁，通为五层，尽用琉璃覆护百尺像”。在大像阁基本完工后，他又感叹“佛已成，阁已就，惟缺严饰”。遂远赴泸南，求得泸南沿边安抚使、知泸州军州冯楫资助。冯楫是高级官员兼虔诚的佛教信徒，晚年积极参与佛教事务，结社念佛，建塔造像，捐资修建泸州报恩塔并于塔中安置自己的立像。如此，寺僧德修得以迅速为大佛饰金妆銮，并最终完成高达八丈的大佛金身及五层佛阁的建造工程，呈现出“佛如金山，处于琉璃阁中，金碧争光，晃耀天际，遐迩具瞻，咸叹稀有”的佛国灿烂奇观。
根据大佛旁的碑刻记载，大佛此后又经历 4次贴金活动，分别是清嘉庆七年（1802）、同治九年（1870），民国十年（1921）以及 2010 年。历代多次对大佛进行贴金修缮，不仅出于对佛像的崇高敬意与对佛国世界的虔诚信仰，也与大佛在长期自然因素（如风雨、洪水侵蚀）及人为活动（如香火熏染）影响下出现的金箔脱落、表面风化等问题密切相关。在 2010 年实施的贴金保护工程中，工程人员借助现代科学技术，让大佛得以重新饰金，再现金光普照、慈容宛在的庄严形象。
四、明清守成 ：潼南大佛寺在石窟艺术中的延续
梁思成认为，中国明清石窟艺术呈现破败之势，要么模仿前人不得要领，要么力图创新而无章法。期间，潼南大佛寺也少有新的石窟造像开凿，且原有龛像多有损毁，仅东岩崖壁的关公龛得以较好地保存。
明清时期，潼南大佛寺虽在石窟造像方面少有建树，却在石刻题字艺术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大佛寺东西两侧的岩壁上，留存有大量明清时期的题记、诗咏、碑刻、游记、造像记，其中镌刻镏金的楹联有 20 余则。碑刻多为记事之用，如清嘉庆七年《重装大佛金身序》和同治九年的《大佛装金记》记载了弥勒大佛的两次贴金事迹 ：嘉庆七年，本地乡绅李思贵感念大佛佛法无边，竟能退贼，遂出资将大佛通体妆金，并立碑记下此事 ；同治九年，文氏三兄弟联合同乡亲友共同捐资，再度为大佛妆金。诗刻多为文人游玩留刻，明代较著名的有东岩的《杨名诗刻》：“明嘉靖壬寅春吉，四川按察司佥事、前监察史、蒲坂舜原杨瞻书，遂宁县知县杨泰、主簿李守维。三月涪江江水清，渊沨伐鼓棹歌烊。逢楼兄弟勤相送，愁见鸥凫自队鸣。落日云帆依野寺，回流渔艇背孤城。唱酬且画登临兴，明日长高离根生。遂州杨名。”诗以三月涪江的清丽之景为底色，将送别时的不舍与对离别后孤寂的预想交织其中，景语皆成情语。
清代题字中较为典型的有刻于关公龛左壁的《培修黄罗帐庙宇序》，记载了定明山东壁原有一处黄罗帐，内供救苦天尊像。咸丰年间兵乱，民间传说因关帝保佑，蜀川人民才得以保全，遂将关帝与天尊并祀。后因风雨侵蚀，濒临倾圮，当地有识之士遂集资捐资，合力修葺。再如被誉为全国最大石刻佛字的“顶天佛字”，字体高 8.85米，宽 6.78 米，刚劲雄浑，笔力千钧，旁有题刻“佛 / 云岩弗乘书 / 清同治年”。“佛”石如佛像，头顶蓝天，双手合十，面朝涪江，顶礼膜拜，意为“顶天立地”；沿途的游人亦可面佛叩拜，意为“立地成佛”。
潼南大佛寺自隋开建至今，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石窟艺术融南北风格，兼历代精华 ：既有北朝造像的勇猛刚劲，又见大唐盛世的恢宏华彩 ；既体现宋代的斯文雅韵，亦延续明清的薪火相传。它是巴蜀地区石窟艺术的重要宝库，在中国石窟史上亦占有显著地位，对巴蜀地区石窟造像的艺术发展与文化内核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本文内容系原创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5期“巴蜀石窟文化专刊”）
作者：米浩闻（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
钟嘉瑜（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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