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干预派重定义干预，反帝传统被边缘，精英共识难撼动|共和|外交政策|帝国主义|干预派|精英共识|美国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这个以共和国形式建立的国家，仍在承担众多海外纠葛和似乎无止境的军事承诺，也就是帝国的负担。近几个月来，为现行外交政策辩护的人开始把批评者贴上“不美国”的标签，称其是某种外来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但在这个250周年纪念时刻，人们不妨回顾：美国最早反对海外干预的人——19世纪末美国转向帝国路线后兴起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实际上才是真正继承了这个共和国及其立国原则的人。

这些美国男女最初因夏威夷可能被吞并而被动员起来，后来又因美西战争进一步投入行动。他们认为，夺取菲律宾和波多黎各，以及扩张国家军事机构，都会威胁美国的共和性质、经济健康和国内安宁。如今，美国依然偏离其共和道路。若要重新找回立国时的政治遗产，就有必要记住这些人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存在，以及他们提出的批评。

美国的反帝国主义传统，和这个国家本身一样多元。坚定的反帝国主义者中，包括当时世界首富安德鲁·卡内基。运动中也有美国最重要的民粹派人物、民主党长期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在布莱恩看来，帝国是精英推动的项目，代价却由美国农民和工人承担。

谈到对菲律宾的占领时，布莱恩警告说，为此以及其他海外冒险所需的大规模常备军，将成为“人民的财政负担”，也是“共和政体的威胁”。民主党内与布莱恩立场截然相反的前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同样是坚定的反帝国主义者。克利夫兰在任时就以反帝国主义者的方式施政，阻止了吞并夏威夷，并挫败了共和党对手扩充海军的计划。

尽管20世纪初美国的帝国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和党的事业，但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一批直言不讳、积极行动的反帝国主义者。这些持异议的共和党人认为，美国转向帝国主义腐蚀了国家品格，尤其背离了本党解放奴隶的历史传统。尽管彼此差异很大，这个原本相当分散的群体有一个共同信念：真正的美国精神要求反对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者认为，美国一旦追求疆界之外的野心，尤其是在西半球之外，就会失去其共和性质，变得像欧洲列强那样的帝国。

他们担心，美国的帝国转向会破坏这个国家的共和制度，削弱联邦政府内部的权力平衡，膨胀行政部门，并侵蚀美国公民依据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权利。他们还警告说，伴随扩张主义而来的军国主义会扭曲国内经济，固化裙带关系，并助长一种进一步侵蚀国家道德与政治品格的政治文化。1899年，卡内基概括反帝国主义者的担忧时反问道：“我们是要继续保持如今这样坚实、紧凑、不可攻破、共和、美国的国家面貌”，还是要向“帝国主义的幻影”屈服？

如果这些批评听起来并不陌生，那是因为这些人在自己的时代反对对外冒险时，已经预见到美国全球权力在整个20世纪将带来的代价。不过，最初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并不完全出于崇高理想和包容性的美国认同愿景。

反对美国冲向帝国道路的人当中，也有人部分出于种族主义假设，认为外国人无法融入盎格鲁—美国式的自治传统，因此会腐蚀这个国家。美国劳工团体中也有类似担忧：他们认为，吞并外国领土，就像移民劳动力涌入一样，会压低本土出生美国人的工资，从而削弱劳工的集体谈判能力。

这种态度并非反帝国主义者所独有。种族焦虑和经济保护主义当时贯穿美国社会许多层面，并与推动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崇高共和原则并存。正是这种理想与恐惧交织的不完美混合，使反帝国主义传统更具人性而非英雄色彩，但这并不妨碍今天在继续面对海外军国主义和干预主义问题时，重新发掘这一传统的价值。

这一运动并未在一夜之间消失。它在美西战争后仍然延续，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塑造了围绕美国外交政策的争论，后来也影响了“美国优先委员会”的论述。尽管存在这种延续性，美国卷入两次世界大战，启动了一系列政治和文化过程，使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逐渐远离其反帝国主义传统。

由于世界大战的地缘政治背景和战争规模，主张更强硬美国外交政策的人重新定义了海外干预，不再将其视为帝国式干涉，而是视为全球领导责任。他们认为，美国退出世界事务，帮助形成了再次爆发全球战争的条件。冷战进一步巩固了这些早期趋势，并把美国政治文化推得离其反帝国主义根源更远。冷战初期的意识形态激励，催生了所谓“关键中间派”，即一种精英意见的整合，它把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新角色的批评排除出主流讨论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