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春，巴山深处的紫阳县芭蕉口，春寒裹着浓雾。
这里山高路远、沟深林密，平日里只有挑夫、药农、背盐客穿行。可谁也不曾想到，就在这莽莽群山之中、一所简陋山村小学里，中共安康地委机关悄然扎根，成为冲破白色恐怖、领导抗日救亡的秘密心脏。
彼时的中国，正面战场进入艰苦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背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陕南大地疯狂推行反共清乡，特务密探四处搜捕共产党员。此时，安康地区三分之二的县已有中共组织，而安康城区中共地下活动空间被不断挤压，危机四伏。
遵照中共陕西省委“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紧急指示，1940年2月，中共安康地委第二次会议在岚皋县佐龙沟李开藩家中召开，地委书记刘文彬，委员刘华、李开藩参加会议。会议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精神，研判全区敌我态势，做出四项决定：一、把地委机关设在紫阳县芭蕉口；二、注意在紫阳县任何流域发展革命力量，配合岚皋工委争取地方武装，准备在必要时在巴山深处建立武装革命根据地；三、在安康、旬阳等县一般停止发展党员，平利和镇坪等县慎重发展，把党组织工作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在工农群众和国民党地方武装人员中发展党员；四、对已暴露党员调往别处工作或介绍去省委，未暴露的党员隐蔽下来，以社会职业为掩护，还可以加入国民党、三青团及乡保组织，储蓄力量，等待时机。
选择芭蕉口，绝非偶然。不仅仅因为这里山大沟深、消息闭塞，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薄弱地带，容易隐蔽，便于转移，更是因为芭蕉口小学有进步师生基础，此前青年党员但敬修、杨启武已到该校任教，提前埋下了革命伏笔，为地委机关落脚打下了基础。
2月中旬，刘文彬、刘华化身乡村教书先生，告别险象环生的安康城区，翻山越岭进入汉江支流任河边的芭蕉口。几间土坯校舍便是安康地委机关的办公地。
白天，他们是温和平实的小学教员，握着粉笔教山里孩子读书识字、讲解家国大义；夜晚，待学生散尽、乡邻入眠，他们变回坚定的地下革命者，趴在破旧木桌上抄写省委指示、整理党员名册、起草抗日宣传文稿、联络分散在各县的地下同志。
山区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办公桌，就用木板搭起简易案台；没有通讯工具，所有情报全靠地下交通员徒步传递，一趟消息往往要在深山密林里奔走数日，饿了啃干粮，渴了饮山泉，夜里躲在山洞、破庙中避险。可再苦的环境，也灭不掉共产党人的革命火焰。
隐蔽在该校的地下党员们，牢记地委使命：秘密发展学生党员，利用公开课抨击时弊，编写《抗日三字经》，组织学生宣传抗日主张。课下，他们借着家访、砍柴、赶集的机会，走近贫苦农民、挑夫脚户、手工业者，诉说日寇侵华的暴行，揭露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把“团结抗日、不当亡国奴”的种子，悄悄撒进巴山百姓的心田。
最动人的，是1940年春季的一场“春游”。
芭蕉口小学近百名学生，在地下党员教师的暗中组织下，以踏青远足为名，沿着高桥、高滩、毛坝关一路行进。孩子们一路传唱爱国歌谣、散发抗日传单。
汉阴、宁陕、平利、白河等地的党员骨干，冒着杀头的危险，乔装成货郎、樵夫、走亲百姓，潜入芭蕉口，对接工作、领取任务、传递情报。小小的芭蕉口，成为安康地下党稳固的指挥枢纽，地委机关如同暗夜灯塔。
但是，一场致命的危险突然降临。国民党反共当局盯上了芭蕉口小学的异常动向，1940年5月13日，派出特务和军警直奔学校搜捕共产党员。
千钧一发之际，地下党员们凭借平日里对山路的熟悉、对敌情的警觉，沉着冷静，迅速销毁党内文件吗，转移秘密名册，掩护地委领导脱险，自己则留在最后，佯装普通教员，与特务军警周旋对峙。
面对荷枪实弹的搜捕者，党员们毫无惧色。坦然承认自己只是乡村教师，一口咬定平日只教书授课、不问政事，把地委机关的秘密、地下联络的线索、党员同志的去向，死死守在心底。特务们翻遍校舍、搜遍行囊、百般恐吓，却始终没能挖出半句口供、找到一丝证据。敌人一无所获，只能悻悻撤离。
这场惊心动魄的搜捕，是芭蕉口地下斗争最凶险的一刻，后来被称为芭蕉口事件。
这次遇险后，为保存革命力量，地委机关遵照上级指示，再次转入更深层次的隐蔽斗争，暂时收起公开的抗日旗帜，却从未停下革命的脚步。他们扎根在巴山民间，隐于百姓之中，默默蛰伏，静静蓄力，等待革命高潮重燃的那一天。
从1940年2月初秘密进驻，到白色恐怖下悄然撤离，中共安康地委在芭蕉口设立的时间仅三个来月，虽然短暂却不同凡响。
刘文彬、刘华、但敬修、杨启武等一批批地下党员，放弃安稳人生，以身许党，把火热的青春献给暗夜里的革命事业，把坚定的信仰扎根在巴山深处，唤醒了巴山儿女的觉悟，为后来的陕南解放、人民翻身埋下了伏笔。
岁月流转，山河换颜，当年的土墙房小学因安康水电站库区淹没而不复存在，迁址新建的芭蕉中心学校内修建的纪念亭、陈列室，也成为紫阳、安康珍贵的红色地标、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经常有基层党组织组织党员来到这里开展教育活动。那段藏在深山里的红色往事，没有被时光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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