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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砺石商业评论）
文/刘学辉
翻看我过去几年写下的一些日常随笔，有一个词汇的出现次数遥遥领先，不下数千次，这个词汇便是“自由”。
之所以对“自由”一词有着信仰般的信念，是源于我的个人成长经历。我是1987年出生，1993年开始读小学，当时农村的小学教育水平非常糟糕。如果在村子里的村办小学读书，就大概率考不上一所好初中，考不上好初中就考不上县城里唯一一所高中，也就根本不可能考上大学。所以，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出生的村子里，一直都没有一个考上正式大学的孩子。
在那种情况下，我的父亲与一些村民集资租了一个村民的闲置民宅，然后从其他村子找了两位民办教师来教我们。一共两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每个班10名左右学生，合计只有21名学生。每位老师月工资450元，两位老师全年合计10800元，平均到每位学生每年的学费540元。就这样，一所学校就办了起来。
记得当时我父亲管着学校的财务，每月底父亲都是把工资给我，让我带到学校给老师。而就是这样的一所“草台班子”学校，在我1999年参加的全县最好的一所初中的招生考试中，有一半考上了公费生，创下了几乎全县所有小学中最高的录取率。我也让很多人震惊地考出了全县最前列的成绩，而往常只有县里几所重点小学的学生才有可能考出这样的成绩。
这个学校为数不多的学生中，在小学毕业后几年的高考中，还考出了我们村子里的第一个正式本科生与第一个全国重点大学的学生。一个我姐，一个我。并且这所学校的教育方式，有着其他所有传统教育体系都没有的一些科学性。我在人文科学领域的一些特殊禀赋的激发，便受益于这所学校的教育环境。而在我小学毕业之后学习的那些所谓的公立名校，包括清华、北大，没有一所能够像这所小学一样在践行着教育的本质。如果最初有人能够预料这所小学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肯定会争抢着进来。但事实上，这所小学在当时只是那些村民的一个无奈之举。
而父亲与另外一些村民，当时之所以能够有意识自己亲手给孩子去创办一所学校，很大程度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市场化，让他们这一代得以在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工商业，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才有条件与勇气在当时创建一所这样的学校。毕竟，当时每年几百元的学杂费，对于很多纯务农家庭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我父亲出生于1960年，小学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当时，祖父因为出生于商人与知识分子家庭，解放前从事地下党工作，解放后又曾担任小学校长，在文革期间受到严重迫害，这也导致我父亲小学毕业后就早早辍学，在改革开放前只能在村里生产队干着沉重的农活。但改革开放后放宽了对农民的限制，父亲就开始外出务工历练，这让他积累了见识。之后，在我们村子周边开始出现了一些机械零部件领域的工业萌芽，父亲正处于最年富力强的年龄，因此成为农村最早一批投身商业，实现发家致富的年轻人。他的命运不是因为教育而改变，而是因为经济市场化，因为自由而改变。我是受益于教育自由化，同时也间接受益更早的经济自由化。
上述经历，让我几乎比所有人都更理解自由，理解经济自由化与教育市场化的重要性。今天，一些所谓的名校多自以为是，大多数家长与孩子也被这些名校折腾得精疲力尽。但我清晰地知道这些学校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只要能够允许更大规模的市场化办学，会有一大批优秀的学校自动涌现。
大学亦是如此，当前的211、985，甚至北大清华其实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它们无一不是建立在国家每年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的公共财政资金投入基础上而带来的，且资金的利用效率非常糟糕。如果允许大学市场化，其实办起一所大学不需要太多资金，并且很容易就能够实现远超这些公立名校的教育质量。但大多数人都已经习惯了现状，而完全丧失了想象力，可能根本无法想象到我所描述的场景。
当下高考与应试教育体系不仅低效率，并且还将大多数家长与孩子折磨得不轻，制造了很多不公平。其实要解决非常容易，一个是大学市场化，一个是招生自主化，不仅大多数问题都将解决，中国的教育领域还将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真正能够有机会培养出超越马斯克，超越乔布斯，超越黄仁勋的人才。而非只是依靠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公立大学体系。
我是2009年大学毕业，离开自己读书所在的城市，来到北京找工作，住在多所大学汇聚的中关村附近。当时刚来到一所陌生的城市，处境也较为艰难，而这些出入自由的大学校园成为了自己得以舒缓压力的一个重要港湾，工作之余就在这里打球、上自习，偶尔在食堂吃顿饭，这对我之后的职业发展与创业都有着巨大帮助。而自从新冠疫情开始，中国大量大学的校园都选择了对外封闭。假如在我大学毕业时，大学校园的大门就已经对外封闭，我的人生道路可能也会发生一些改变。
无论是改革开放后父亲的创业自由，我读书时的私人办学自由，还是大学毕业后随便出入北京各个高校的自由，以及从事企业管理工作后，对自由市场与中国经济关系的充分了解，我都深切感受到给予个体自由选择的重要性。自由才能带来最大的公平，当以公平的名义来限制自由时，往往最终带来的是最大的不公平。因为一些先天占据一些优势资源的孩子会必然胜出，而那些缺乏先天优势资源的孩子会注定掉队，因为他们不再有我们读书时，各个家长通过个体创新创造而实现弯道超车的机会。
除了因为自由而带来的转机，我还遭遇过大量因为不自由而造成的诸多障碍。例如，因为北京奥运期间不允许大学生留校的限制，因为北京户口的限制，因为购房资格的限制，因为子女读书择校的限制，因为一些业务资质的限制，因为职业资格认证的限制，都导致自己的人生在某个阶段被迫发生偏离，不仅为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还牺牲了更好的机会。
我的经历只是整个人类群体的一个缩影。我知道，每个人都一定有着与我类似的经历，因为自由而获得生机，因为管制而遭遇困境，这是我为什么对“自由”如此执着的根本原因。
由于成长经历带来的对社会治理的关注，我高考志愿首选了公共管理方向的专业，自此我的整个人生主线都在持续围绕着如何构建一个人人希冀的科学社会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进一步意识到“自由”对于一个科学社会的价值。其不仅是人类追求的众多价值之一，还是所有价值中的“元价值”。
例如，公平是人类追求的重要价值，但自由是要优先于公平。因为自由能够带来公平，而公平往往被误用，导致自由被遏制。当自由被遏制，那么最大的不公平便产生了。包括民主、法治、透明与权力制衡等都只是手段，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自由与公平。
长期从事商业管理研究的工作经历，让我更进一步感受到自由与市场的神奇力量。只要哪里有商机，我们就能看到市场这个无形之手，自发地引导一个个创业者去进行冒险与创新，最终造就神奇的商业现象。例如，一家家企业的成立，一个个产业带的形成，一个个复杂商业模式的构建，无数人流、货流与资金流在全世界范围内跨越万里，自发的有序运转……
包括技术的进步，本质上也是自由的结果。最近几年，美国诞生了一批让人叹为观止的万亿美金市值企业，很多人主要聚焦在技术本身。但如果只是就技术谈技术，很难看到本质。
如果仔细挖掘英伟达、OpenAI与Space X的成长经历，我们会发现其最关键的根源，其是一个整体系统带来的结果，而非天才创业者的灵感一现。在之前，这些技术领域多都有着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一代代人的探索与积累，而这些积累都离不开当时的自由土壤。教育的自由，商业的自由，航空航天产业的自由……
我们要想解决技术的差距，最根本上也是要解决自由的土壤，否则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模仿创新。即使从短周期来看，看看我们的孩子在小学、初中、高中学什么，思考什么。再看看，黄仁勋、马斯克同期在干什么，就能明白差距是如何产生的。而决定大家在学什么，思考什么，背后也是不同社会在各个维度的自由程度所致。
自由不仅适用于社会治理，也适用于世界的方方面面。因为这个世界，本质上是在以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运行。任何试图以自己的意志来计划与控制其他个体的人与组织，最终都无法得到善终。其中，既包括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也包括一家企业的经营者，以及每一个家庭中试图控制妻子、丈夫与子女的成年人。越控制，越失控。越给予自由，则越健康，越安定。当深刻理解了这个规律，会帮助人们更好地走上科学的管理方式。
在社会治理领域，计划经济带来巨大社会危害，而自由与市场经济带来巨大活力与创造力。在商业领域，老板的一言堂严重影响员工的积极性与潜力，尊重、信任与授权会充分释放员工的创造力，带来自下而上的创新。在家庭领域，太过强势的父母会导致子女缺乏主见，无法发挥自己的天赋与热爱，而民主、自由与包容的父母有利于子女释放自己的天赋与热爱。而唯有天赋与热爱，才能成就真正的卓越。
另外，自由其实有两个重要的维度。第一个是政府减少各种行政管制，给予公民在政治、言论、经济、创业、教育、生育、医疗、住房与出行等各个领域的选择自由。另外一个是，个体生命破除金钱、权力、面子等各种世俗观念束缚的生命自由。
关于自由想说的很多，在这里主要谈的是第一种自由。第二种自由同样重要，之后有时间再展开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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